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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西安看来，对财富的真正摒弃只有真正的修士才能做到，他自己正是为这样的人写作。阅读卡西安关于修道贫困的作品的读者不应将卡西安关于财富的批判视作对当时社会的直接批判，而应将其看作对那些将成为修士的人完全履行其苦行职责的呼吁。稍晚时候，像萨尔维安这样来自马赛的作家，在抨击那些半心半意、在控制私产的同时仍自认能成为出色修士及出色教士的宗教人士时向来不留情面，这样的人通常会被萨尔维安贬称作“异类”，因为他们对苦行生活只是一知半解而已。[31] 不过，我们的老朋友诺拉的保利努斯（因他令人振奋地将敬奉上帝的告白与近期的地产投资结合起来）在萨尔维安看来可能也属于这样的“异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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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类言论只是修士评价其修会兄弟时所采用的激烈言辞。卡西安对贫困的呼吁对世人几乎并无影响，人们也并未面临此种孤注一掷的选择，基督教关于财富的常识对他们已经足够：即使某人不愿成为修士，他还可以成为良善富人中的一员。慷慨、团结、宽恕并救助罪人也成为平信徒应有的美德，它们也成为5世纪的高卢以及随后诸世纪中使平信徒获得赞美的必要德行。如今，也只有在修道院的狭小范畴内才有必要面对“针眼”——完全摒弃财富的想法。财富也不再是广泛而模糊的焦虑感的来源，而是为富人们提供了明确的作用：或选择保有富裕，并以捐献人和赞助人身份成为教会支柱，或选择进入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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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该是我们将目光转回到勒兰的时候了，看看当卡西安把“无财富修道院”的乌有乡消息带到普罗旺斯的时候，那里真正的修士与实际的平信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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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耳刻之岛：勒兰，400～4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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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西安在428年前后将18卷《汇编》中的11卷题献给修道院院长贺诺拉图斯时，勒兰修道院已建立了二十余年。在勒兰修道院的支持者们看来（苛刻的卡西安可能未必完全认同他们的看法），这所修道院已经将埃及的修道传统带入高卢边缘地带。400～410年，被贺诺拉图斯选为修道院所在地的勒兰岛地势低洼、远离海岸，且由于暗礁和激流的存在而难以接近。不过，正是这片闷热而遍布蛇类的平地吸引了贺诺拉图斯，荒无人烟的勒兰岛也正是对埃及荒漠环境的效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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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勒兰岛的真实环境则与上述有所不同。并非所有地中海的离岸岛屿都有荒凉的或是刻意保持着荒凉的面貌。利罗岛，即现今的玛格丽特岛，与勒兰岛相邻，仅有狭窄的海峡将其分隔，然而利罗岛上有引人注目的庄园，有船筏制造者在此定居，甚至还有被利古里亚海盗频繁造访的祭祀中心。[33] 受此影响，勒兰岛很快就不再是荒芜之地，而是转变为微缩且具有修道特征的另一个利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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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体力劳动属于修士的共同义务。勒兰修道院的首份规章《四教父会规》（Rule of the Four Fathers ）便明确规定，每位修士应坚持每日6小时的劳动，尽管那些修士对这一埃及式的严苛制度感到讶异，并对此颇有微词。[34] 不过，富有的新入修士将他们的私有奴隶带至勒兰后，勒兰岛的修道聚落才真正形成。这些定居下来的奴隶成为他们过去的主人的“兄弟”[35] ，他们的劳动也使原本脏乱不堪的勒兰成为极度繁荣的庄园。于是，想象中的荒岛便成为从巴利阿里群岛延伸至现今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岸、横穿整个地中海北岸的满布庄园的岛链的一部分。[36] 此外，来到勒兰的修士们也被鼓励向修道院进行捐献，而这是卡西安明确反对的。[37] 置身属于自己狭小而精良的地产之中——尽管被海洋与陆地分隔，一位勒兰般的修道院院长也不需要为劳动力失散的问题而担忧。同样的问题则致使如达尔达努斯一般的普通地主，为其在滨海阿尔卑斯行省附近的上游河谷中的农民们修建城墙，并让他们定居在其土地上，为他们提供保护。事实上，由顺从的修士们组成的劳动集体如其他任何类型的奴隶一样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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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在通常与开阔乡村地带的庄园相联系的旧式修道生活频繁受到暴力浪潮威胁的时期，勒兰修道院应运而生。诺拉的保利努斯之友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很可能就是这一转变的受害者，他位于普利姆里亚库姆的庄园似乎靠近图卢兹与纳博纳之间的大道。在4世纪末的最后和平时期，普利姆里亚库姆成为邻近地区的大城市里志同道合的苦行主义者们的极佳聚会之所。但406年之后，当战乱之声响彻大道时，靠近主干道的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普利姆里亚库姆这片如同修道院般的聚落，连同它的洗礼堂以及两间满是绘画和铭文的教堂，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苏尔皮奇乌斯才发现，自己不得不当教士以求生存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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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受到这一转变的影响的不止苏尔皮奇乌斯一人。高卢的圣马丁祭坛曾得到如塞维鲁一样的众多有闲阶级的庄园主们的支持，但在战乱后它也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沉寂，直至5世纪60年代才在位于图尔的圣马丁墓前得以恢复。[39] 与此相反，在勒兰地区，组织化的“圣徒之岛”被海洋包围，又刻意地维持着埃及式的勤劳风貌。它比此前曾经安定繁荣的高卢大部分地区显得更为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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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兰修士们仅用了十年时间便成功地在普罗旺斯教会中安插了自己的势力。贺诺拉图斯在428年前往阿尔勒，与他一样来自勒兰的亲戚希拉里也在430年成为阿尔勒主教。其他人也很快进入了其他教区，尤克里乌斯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尤克里乌斯原先是一位修士的世俗崇拜者，他与妻子最初定居在勒兰附近的利罗岛，正如诺拉的保利努斯与妻子特拉西娅选择在诺拉定居一样。但不久后，尤克里乌斯便渡海来到勒兰，并在435年成为里昂主教。勒兰修道院的另一位前任院长马克西穆斯则在433年成为里耶主教，继马克西穆斯之后成为勒兰修道院院长的杰出的福斯图斯，则在468年成为里耶主教。他们的经历表明，勒兰的确有“喀耳刻之岛”一般的魔力，是产生“惊人巨变”之处。塞壬海妖将人变成猪，然而勒兰岛却将罪人变成了圣徒，并以同样的魔力将他们派遣到世界各处的主教席位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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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实众所周知，然而它并不容易解释。现代学者提出的解释之一是，由于勒兰修士们出身贵族阶层，他们并不会将修道生活当作漫长的履行义务之途，而会将其与贵族式的闲暇理想、一种从公众生活中淡出隐退的传统观念相联系。他们也由于对故土的忠诚以及贵族阶层的参政传统而选择回到高卢城市中担任主教。这些来自勒兰的主教在那些地区以朴素的基督徒方式维持着遭受蛮族威胁的罗马生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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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对勒兰修士们持有较为温和的看法。从学者们互相评点和研究宗教生活的那些作品来看，他们似乎正“呼吸着教养良好的罗马上层阶级之气息”[42] 。在现代读者看来，他们时常显得正合分寸，甚至充满乡土气息。修士们关于勒兰圣徒的描述也因为正好缺少在苦行环境中——不论是在遥远的埃及还是在圣马丁周围的人群中——流行的奇迹故事而时常受到褒奖。[43] 另外，勒兰修士们也似乎跻身于最后一批，甚至可能属于最优秀的“最后的罗马人”之列。最后，与勒兰相关的那些出身修士的引人瞩目、星光熠熠的主教还被认为昭示着令人振奋的未来。这一切都表明，一种兼具贵族特质和苦行特征的价值观已经产生，并为5世纪和6世纪早期的罗马元老贵族成功征服高卢教会开辟了道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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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调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它多少有些忽视了这一时期的艰苦特征，这似乎暗示着高卢南部地区十分轻易地度过了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危机。我们首先应明确这一时期高卢贵族阶层内部的复杂性，而不应沉迷于勒兰修道圈子里的作品中的贵族气息。这些作品强调了修道院院长、修士以及主教们此前的社会高位。对其高贵出身的暗喻也提升了他们隐修行为的价值。进而言之，这些修道院领导者展现出的是，世俗贵族轻松地升格为更崇高的、作为精神贵族的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稍晚时代的作者们也将重点关注他们心中的英雄从世俗显贵升格至高级教士时看似顺畅无比、实则顺从神意的过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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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似乎不宜过分拘泥于这些言辞，毕竟里面的贵族观念已被有意模糊化了。在奥索尼乌斯时代，高卢地区的“贵族”还是一个易变的概念。许多人自称贵族，在追溯出身的时候有所夸饰（如奥索尼乌斯本人所明确表述的那样）。因此，我们应更谨慎、更清晰地认清与勒兰关系密切的修道运动的重要主角们的社会地位。以贺诺拉图斯和希拉里为例，他们很可能都出身于与“小型元老”——市议员阶层——相关的当地望族。在罗讷河谷地带的城市中，5世纪的市议会往往会自我标榜为“贵族议会”。[46] 不过这些自封的贵族很少使其视野逾越至其所在行省之外，他们充其量会在高卢其他行省占有土地或与其他城市发生关系，但从未成为4世纪声望显赫、影响力波及帝国全境的超级富豪式人物。[47] 在这些自封的贵族看来，曾属于诺拉的保利努斯那样的多行省贵族的世界在5世纪前二十五年就已成为永远逝去的“黄金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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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行省贵族与掌控帝国上层阶级的权贵之间的联系比4世纪显得更为薄弱。另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开始在帝国权力真正的代理人（那些来自高卢地区的特权阶级的成员，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家族与他的朋友们便属此列）与下层贵族间产生，也正是这些下层贵族而非与宫廷亲近的大家族，承担着应对蛮族入侵和绵延内战冲击的责任，我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勒兰修道圈的主要创立者们是以避难者身份来到普罗旺斯的。不过他们并非都能从蛮族面前全身而退，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家庭（如佩拉的保利努斯所遭遇的那样）由于405～406年大侵袭之后的十年中激烈的罗马内战而分散。[48] 在圣徒们的作品中始终有这种怨恨的倾向，其直接目标就是上层贵族及其盟友以及在5世纪的帝国行政机构中身居高位而引人注目的高卢统治者们。低层贵族的愤怒情绪则在萨尔维安对帝国高级官员的谴责书中最为显著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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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这样一个上层阶级分崩离析的社会中，第一代勒兰修士与他们周围的俗世间的关系犬牙交错。此时，修士们放弃贵族身份之后再获得该身份的言辞试图填补他们与自己所面对的俗世之间真实存在的裂隙。修士们很有可能仍然保持着些许贵族本色，但他们所处的高卢南部地区的社会状况与埃及相似。勒兰修士们在自己的“喀耳刻之岛”上已经使他们与普通贵族截然不同。事实上，在阿尔勒行政中心里掌握实权的人看来，勒兰修士们的价值正在于，他们与普通下层贵族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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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列王纪下》1：8）：作为主教的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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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20年代晚期，高卢管理层对合适主教的需求已十分迫切，他们已不再能够忽视城市中那些基督徒团体的领导者是谁了。主教们从5世纪10年代开始便被卷入内战。拉文纳宫廷的军事统领君士坦提乌斯于411年击溃君士坦丁三世，并于418年处理西哥特人事务后，便将阿尔勒主教区划入他在高卢南部地区的安定计划。他可能还在城市里修建了一座名为“君士坦提娅堂”的教堂，[49] 并任命自己的亲信帕托克鲁斯担任阿尔勒主教（412～426年在位）。但帕托克鲁斯因与政界过于接近而危及自身安全。他在426年被敌对派系的一名军官谋杀。在一个教会内部习惯于以激烈争论解决问题的时代，帕托克鲁斯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遭到暗杀的主教之一。是时候寻找更加可靠的主教人选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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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被认为可靠的主教人选显得十分奇特，他们是勒兰的修士，不过这也并不令人惊讶。马丁和百基拉的生涯已经证明，西部教会对财富的谈论往往有利于苦行主义者和持异见者。富裕者和有权势者之所以支持这些修士，确切地说是因为这些修士既与自己十分相似而又截然不同。作为苦行主义者，他们已与所处阶层中的一般成员相对立，并代表着一种与世俗截然相对的神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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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尖锐对立的局面十分关键。它保证了圣人的神圣性，以使他们能在平信徒身处险境时解其燃眉之急，并为其赐福赋权。通过来自勒兰的两位杰出修士——先是贺诺拉图斯，后是希拉里——迅速改变身份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对世俗庇护者而言，家族与阶层的联系尽管存在，但宗教考量更为重要。在这动荡之年，他们将勒兰修士视作属于自己的先知以利亚：“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列王纪下》1：8）但这些修士不再被视为任何“上层阶级”的成员，帕斯卡尔-格雷戈里·德拉热的精妙之语称其为代表着获得强大宗教力量的“局外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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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对这些担任主教的修士的期待不只是偶尔进行祝圣仪式。当贺诺拉图斯担任主教时，平信徒们十分相信，他们与其子孙和爱人的灵魂都将因他们对教会的奉献而获益。贺诺拉图斯对死者的祈祷也在彼岸世界发挥作用，但这不仅是因为贺诺拉图斯的祈祷富有成效。修士出身的贺诺拉图斯仍保持着节俭的习惯，这也确保了那些为死者捐献的财富不会失散或者仅仅浪费在展示上。[52] 修士出身的主教是怀着一种唯恐浪费的思想对教会财富进行管理的，但这种对浪费的恐惧并非来自卡西安，他的作品只与修道院而非教会财富相关。不过，这种基于完全极简主义的对待财富的态度则被卡西安关于修道贫困的著作磨砺得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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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矛盾的是，修士-主教们被证明是十分成功的筹财者。他们的成功之道在于，这些修士-主教素来以未受财富沾染以及洁身自好而知名。阿尔勒的希拉里（430～449年在位）在主教任上仍下田劳作，“尽管希拉里出身显贵之家且未有务农经历，他的身体条件也不适于这一活动”[53] 。希拉里还制造出了用于抽干海岸盐田中海水的器械。[54] 于是，希拉里曾经“为基督而从事农村劳动”的事实也在他的墓碑上被提及。[55] 不过，这种埃及修道模式中自给自足的刻意展示仅仅是为了增加财富向教会的流动。稍晚时候的一位作家也满怀自豪地以此语句纪念希拉里：“他不仅巩固着教会已有的财富，同时还使教会财富因获得来自信徒的大量遗赠而增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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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希拉里在平信徒中已经获得了“值得托付财富者”的名声，但修士希拉里的经历还是令人震惊，它与“贵族轻而易举就可转为主教”的观念并不相符。希拉里是作为唤醒普罗旺斯的先知从勒兰前往阿尔勒的，[57]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俗人关系网落实自己的崇高教会秩序理想，以使阿尔勒教区成为现代超级大都市一般的教区。此外，希拉里还建立起覆盖罗讷河流域的全新主教关系网。当然，毫不意外的是，这些主教大都是从与勒兰修道圈关系密切的人中选出的。[58] 希拉里还在城市间来回奔波，召集宗教会议，并按其意旨罢黜主教。[59] 444年时为应对教宗利奥一世的挑战，希拉里还在寒冬时节翻越阿尔卑斯山步行前往罗马。[60] 二人会面后立刻展开唇枪舌战，据利奥说，希拉里竟说些“俗人不该说，主教也不该听”[61]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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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教廷的角度来看，希拉里在高卢南部地区神奇的主宰表明，意大利的管理层已经对高卢地区的“地方罗马性”表现出不信任，这可被视为教会内部的“巴高达运动”——一种遍布帝国的教会政治的割据现象。正如445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在利奥的请求下）所言，希拉里“竟以一位鲁莽僭越者的身份，冒犯了帝国政府的权威”[62] 。可见，尽管希拉里以勒兰圣徒的英雄之名著称，但他并不总是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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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者的新兄弟之谊”：高卢南部的修士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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