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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于449年逝世，不过他在晚年时与利奥一世的那场著名冲突不应仅仅被孤立地看作一起争端，事实上，这标志着高卢地区长期以来积聚的怨恨已达巅峰。由希拉里这样的来自勒兰的修士-主教们所代表的教会治理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在意大利、非洲确立已久，且在西班牙以及高卢大部分地区广泛被人接受的教会秩序观念。地方基督教团体的社会秩序已处在危险之中：教会究竟是继续作为普通人的教会而存在，抑或通过如希拉里一般出身修士而个性鲜明的领导者们，将新型的教会领导方式自上而下地定为规范？这一发展似乎暗含着漠视平民和教士的联合的危险，这种联合使西部大多数行省中的教会保持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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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拉里和勒兰修道圈所代表的高压领导方式，令人对罗马主教收到的来自高卢许多城市的大量反修道诉求保持警惕。罗马方面的信件对此给予回应，他们对被强有力的勒兰圣徒们所排挤的当地教士们的不满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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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事件中，罗马主教们是基于一种将教士视为第三等级的强烈观念进行评判的。如我们所见，这样的观念从达马苏斯时代起就已在罗马发展起来。但这种罗马模式并不仅仅与罗马一地相关，它还是一种能够被各行省教会接受的模式，因为它适应了意大利以及其他许多行省中产生教士的市民团体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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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高卢城市中，教士与他们的主教们仍然是来自市议员和富裕平民的“小人物”。由于意识到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不稳定地位，教士们以一种强烈的特权观念团结起来，并效仿与他们社会地位相同的帝国行政机构的低级官员。教士生涯被认为与公务员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以求晋升的经历十分相似，低阶教士要想获得晋升要凭资历。因而较理想的情况是，能够从城镇的教士中选出主教，[63] 即主教是通过该城选区中的广大选民与教会进行合作而共同选出的。这是相对自由的选举，也不必总是受到来自他处的主教或地方权贵的干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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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卢南部地区许多城市中的教士都对修士声誉的增加做出了反应。428年，教宗塞莱斯廷在一封写给普罗旺斯主教的长信中回应了教士们的抱怨。塞莱斯廷指责这“由游方人士和外来者组成的新兄弟会……并非植根于教会内部，而是来自另外的宗教背景”[65] 。不过，小城镇中教士们的怨恨并不集中在普通修士身上，而是集中在那些有特权阶级背景、像勒兰修士们那样的“超级修士”身上。塞莱斯廷还坚称，这样的修士不应被选为凌驾于教士之上的主教。总之，此时身穿罗马式仪式袍服的教士阶层，将不会被那些身着怪异修士长袍、看起来像以利亚的人排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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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教会内部的差异分化”：阿奎丹的普罗斯佩尔在马赛，428～4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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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兴起的修士-主教势力也面临着一位打着奥古斯丁旗号的平信徒——阿奎丹的普罗斯佩尔的挑战。[66] 普罗斯佩尔是一位有强烈神学观念的已婚人士，兼具苏尔皮奇乌斯的锐利笔锋和诺拉的保利努斯的卓绝诗才。由于深受数十年有闲阶级文化的熏陶，普罗斯佩尔成为体现普罗旺斯基督教会特征——平信徒圈子与教会圈子保持着良好的共生关系——的典型。普罗斯佩尔并不认为，平信徒不该参与仅有教士和修道专家可以讨论的话题。于是，普罗斯佩尔将奥古斯丁奉为偶像，同时，渴求对手的他也在5世纪20年代从阿奎丹搬至马赛，并在抵达马赛伊始就以自己的方式与当地圣徒展开争论。428年奥古斯丁尚且在世时，普罗斯佩尔就曾试图使这位希波主教加入在他看来在马赛正在进行的、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讨论。普罗斯佩尔告诉奥古斯丁，他代表了“对关于恩典的完整教条的勇敢捍卫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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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年，普罗斯佩尔进一步与卡西安进行争论。他写作了一本名为《驳集解者》的小册子，以此回应他所谓的卡西安在《汇编》第13卷中对奥古斯丁恩典和自由意志观念的隐秘抨击。普罗斯佩尔甚至谴责卡西安还有伯拉纠派思想的残余。不过在这本小册子里，普罗斯佩尔用一化名指代卡西安，避免将他作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也因此消除了自己理解卡西安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细致观念的义务。作为一位“布道者”的卡西安就是普罗斯佩尔的“稻草人”。由于与奥古斯丁观念不同，卡西安被普罗斯佩尔视为当时流行的危险言论的代表人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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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马赛的圣徒们当然会毫不意外地以一种冷淡的方式记住了这位普罗斯佩尔。在他们看来，普罗斯佩尔脾气暴躁且极其固执，他对卡西安的抨击也不受待见。[69] 现代学者们也倾向于接受这一看法，他们认为普罗斯佩尔对卡西安的抨击是在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是“关于卡西安作品的特别轻率失当而影响广泛的解读”[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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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如此负面的评价，但普罗斯佩尔至少在一个问题上真正触及勒兰修士们的痛处。普罗斯佩尔写作时，正是勒兰修士们开始担任作为政治中心的阿尔勒城的主教职位之时。普罗斯佩尔认为，应以严格的神学观念审视这些人的任职资格。在他看来，这些来自勒兰、有一定世俗背景的修士只是简单地将文化、阶层和苦行实践方面的优越性带到城市之中。但他们是否想过这个问题：自己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上帝之恩典，还是部分出于他们的经历——出于由其不依赖于上帝恩典的独立意志累积的善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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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普罗斯佩尔所做的不仅是像神学家一样写作一部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作品，他还关注基督教团体的结构，并对卡西安卫道士般的话语进行讽刺。对普罗斯佩尔（若不是对那些更为同情卡西安的现代阐述者）来说，卡西安似乎是在保留一块人类自由意志的领地。虔诚的信徒们通过对上帝的服务将珍贵的自由意志献给上帝，并将其完全置于上帝手中，任其使用。但在普罗斯佩尔看来，即使是这种谦卑的态度也值得警惕，他认为，仅仅是提及自由意志都会是危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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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斯佩尔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将“自由意志”视为一个抽象的客观中立的社会学观念。“自由意志”同样是能体现拥有社会文化优势的符号。一旦信徒们宣称他们的部分行动是按照其自由意志、独立于上帝恩典完成的，就会使引向良善宗教行为的善意变得具有社会学上的暗示。此外，以自由意志接近上帝的人可能会思考（其他人也可能这么想）因自由意志而获得的包括文化、阶层、苦行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文化优势。这样一来，教会就将被自封圣徒的精英们统治，其称圣也源自社会背景和修道资历，一如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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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考虑，普罗斯佩尔宣称，卡西安的观念会导致一场重大的“同一教会内部的差异分化”[72] 。在普罗斯佩尔执拗地谴责卡西安时，可以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73] 普罗斯佩尔对卡西安的批判在于，卡西安可能暗示，有些人会被认为是更多地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服务上帝。那么，上帝会因为这些成就而对他们分外“珍视和接纳”。他们早就“心怀热忱，欣然响应上帝的召唤”[74] ，由此表明正是应该由他们领导基督徒团体：“（他们）充满荣耀……他们虔诚地凭一己之力，向上帝奉献那些他们并未（从上帝之处，而是从自己的过去）获得之物。”[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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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勒兰修道运动的领导者们也不能免于这些批评。面对阿尔勒并不完美的世俗状况，他们也努力使自己成为“当下可见的道德象征”。[76] 尽管他们的内心仍可能保持谦卑，但其追随者们早已准备好，将他们拥戴为有勒兰群岛苦行劳动经历，以及有贵族背景强力支持的、富有精神力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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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击这一观点，普罗斯佩尔将所有意志都完全置于上帝之下。在他看来，被上帝“召唤”即意味着将被彻底重造，而这一奇妙转变将在一个无法被人眼察觉，亦无法被人智感知的空间中进行。[77] 社会地位及文化都与此转变无关，进而言之，它们同样与教会对其领导者的选择无关。在罗马模式中存留的强烈的教士制度意识促进了社会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上帝的恩典（而非可见的社会优势）才起作用。就普罗斯佩尔而言，出身低微的主教们将能因此从一致的教士序列中出人头地。（假如他还是从众人中选出的话）这样的主教也会像来自勒兰的任何一位有贵族背景的强力圣人一样，真正受到上帝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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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尽责应获回报”：自由、服务以及高卢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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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普罗斯佩尔对卡西安的抨击是他对争论不休的马赛的圣徒世界的最终贡献。当然，我们应注意不要过度重视普罗斯佩尔在他所在时代的普罗旺斯宗教界的意义。[78] 苏珊·韦塞尔认为，奥古斯丁派与伯拉纠派论争的“持续对话”仍在高卢进行，[79] 但普罗斯佩尔所讨论的话题没继续下去，因为此时产生了被称为“高卢共识”[80] 的观念。所谓“高卢共识”并非对奥古斯丁的排斥，恰恰相反，来自勒兰和马赛的作家们在论及恩典与自由时的措辞变得十分慎重。他们认同奥古斯丁的大部分言论，只不过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措辞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和这位希波主教的言论用语言屏风分隔开来。当他们谈论恩典和自由意志时，他们避免使用奥古斯丁以及如普罗斯佩尔般狂热的奥古斯丁追随者所采用的方式。对此我们应予以注意。我们若稍加观察，则可能发现被这些作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面貌的某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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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卢作家与奥古斯丁的共同之处是，都有表达人类对上帝依赖程度的需求。他们与奥古斯丁共享“灵性依赖”[81] 的概念。普罗斯佩尔对卡西安的讽刺似乎已使我们忘记，被称为“疯子”[82] 的伯拉纠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位不合群者，因为他所讨论的关于灵魂高贵本性和完全意志自决的观念与他们格格不入。5世纪末（473～474），在里耶主教弗斯图斯对数代以来普罗旺斯所讨论的话题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他写作了一本名为《论恩典》的小册子。在《论恩典》中，伯拉纠将人类表述为一种期待只凭做工而不求恩典庇护就能获得报酬的自由劳动者。不过，弗斯图斯实际上完全否认了伯拉纠的观念。弗斯图斯认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全心全意奉献的上主，而伯拉纠提供的却只是一位人们能向其索取正当薪酬的冷漠雇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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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关于依赖上帝的尖锐观念又应如何阐述？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分道扬镳了。奥古斯丁倾向于从人类被上帝的恩典所包裹的角度来谈论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奥古斯丁与他的追随者们认为这种依赖深入人类意志之中，于是，对上帝的依赖便以一种灵感、一种启示以及一种上帝和灵魂神秘联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许多奥古斯丁的追随者（如普罗斯佩尔）都是诗人，这可能并非巧合。由于习惯于诗人是缪斯附体的观念，他们并未看到这种恩典观念——由于恩典贯注全身而受到神启创造全新的东西——的危险性。当时，一位小诗人就在庆贺自己皈依天主的诗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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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圣父，若有益处，请将您的所有赋予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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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我内心深处，贯穿我灵魂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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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一切皆属于您，即使我的意志不属于自己。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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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神秘的、沉迷于宗教情绪中的语调有明显不同的是，在普罗旺斯，如弗斯图斯般的作家及其追随者选择以一种源于世俗社会关系的基本隐喻讨论恩典与自由意志。这一隐喻源于恩主和门客的两极分化。亚当堕落所致的贫困，使人类有如潦倒的门客寻求恩主般接近上帝。人类的自由也由于其罪恶而被“彻底剥夺”[85] 。尽管如此，与宗教意义上“罪人”身份相近的仍然是门客而非奴隶，他们仍然存在自由人的选择。尽管这些门客可能完全依赖其恩主，他们仍然会以对恩主的服务尽其义务，即一位自由人急于以其微薄之力对其恩主的事业进行回报：“如此，上帝将保有作为主人的所有权力，而信徒们将在从属状态下自愿地提供服务作为回报。”[86]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隐喻。高卢的地主们也在此时努力与他们的农民们建立起更为紧密的上下联系。这些地主希望从他们的门客那里得到的并非奴颜婢膝（这在一个被间歇性暴力扰乱的世界中更加难以实施），而是依附性服务。这与普罗旺斯的作家们谈论人类回报上帝的服务时的提议正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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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闪电照亮世界，大地看见便战栗”（《诗篇》76：19）：普罗斯佩尔与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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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作家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讨论奥古斯丁及其追随者们谈及的话题的。当然，普罗旺斯的作家们时常怀着相同的目的——强调人类对上帝的绝对依赖。不过他们的方式各有不同，而且还会带有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以及罗马帝国命运的独特观点，这都与普罗斯佩尔的奥古斯丁派提出的观念有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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