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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他就像父亲那样生了这些民众。因为他用如此温和的语调劝诫他们，你会觉得他正在和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说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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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知道东部和西部的基督教会同样都拥有另一种类型的主教。这些主教是暴徒，有武士的潜质，并且是不可一世的统治者，正如教会财富的管理者中包括了守财奴、土地掠夺者和专横的统治者。然而，这些人被看作例外。对一位主教来说，炫耀任何“温柔”的教牧权力（就是韦南提乌斯赞颂波尔多的利奥里乌斯主教的那种）以外的权威，都会毁灭他的合法性的基础。到了6世纪中期，在各个罗马世界和后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城市中心，主教和神职人员们正是通过行使这种温柔的权力而为他们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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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世界中，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区分并不为人所知，到了古代晚期，这种区别才慢慢地出现，而且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方式非常不同。这种区分来自社会想象中的一种显著对立，非暴力的教牧权力被定义为与完全的“世俗”权力相对立。这样的发展在300年的时候对于像博尔菲利乌斯这样的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当时，罗马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还不是基督徒。这种教牧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奇怪对立在6世纪的西部是如何表现的？这种权力和教会的新财富有何关联（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想象中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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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谋杀者”：贫穷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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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6世纪的城市中主教非暴力的教牧权力没有受到挑战。我们也不能够说这种权力毫不费力地转变成了另一种混合型的权力，在这种混合型权力中，主教作为所谓的主教统治的领袖，集中了灵性的和世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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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6世纪的西部，世俗权力从未衰退。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事曾经发生过，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史料的特性。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来自神职人员，主要是圣徒传记。就像是照片的底片，蓝色要比红色更加显著，关注圣徒和主教事迹的文学作品没有将一些颜色表现得如另一些颜色那样显著，主教们的活动就像鲜明的蓝色那样凸显出来，而与这些事迹相对的大量的世俗生活就像红色那样被当作次要的色调——就像是天文学家拍摄的猎户座的照片，矮星鲜明的蓝色往往会掩盖巨大的红色星球参宿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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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图尔这样的城市，我们会发现，像图尔的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必须要不断地应付世俗权力强有力的代表，而这些代表的活动远远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容易掌控。法兰克国王的财务代理人仍然像4世纪的任何一位罗马皇帝的代理人一样精明而咄咄逼人。和此前一样，地方上的世俗精英也为了税赋的分配问题而互相争吵。这一问题涉及向登记的纳税人追讨税收，而格雷戈里只是一位主教，无法掌控这些事。[11] 最重要的是，率领城市中的士兵前去战斗的是伯爵（国王的代表），而不是主教。在图尔这样的城市中，战争是重要事件。图尔的地理位置（高卢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枢纽，位于罗讷河谷和大西洋之间）使它成为敌对的法兰克统治者们争夺的焦点。西蒙·洛斯比一笔带过地说，一种主教统治若没有军队，作用就不大。[12] 世俗的权力丝毫没有让步，从而让主教无可争议地控制城市，在这样的世界中，温和的教牧权力是主教仅有的一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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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使这种独特的权力时，教会财富的特殊性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然，教会的财富为主教提供了经济力量。在许多城市中，主教的土地财富最终使他和其他的地主们平起平坐。主教在地方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自他作为当地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所拥有的地位，而并非来自任何世俗官员曾经拥有而如今被正式授予主教的权力。主教并不是城市中的平信徒保护者的继承者（4世纪许多城市中所设置的处理和解的法官与法律代表），[13] 主教也并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市议会的领袖。相反，他能够进入议会是因为他的经济实力和他的游说能力。[14] 这是一个有权势的地位，但这一地位并没有在制度上被正规化。他有可能失去这种地位。主教如果不能够巧妙地利用他的声望，就可能丧失这一地位。这种声望来自他独有的教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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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样的处境，主教在社群中的地位依靠的是他利用教会财富的能力，这种财富被构想成和他作为牧灵者所拥有的教牧权力同样独特。就像主教的权力有奇怪的形式，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权力，教会的财富也有同样奇怪的形式，是一种另类的财富。这种财富在名义上是“穷人的财富”，是他们保管的无主财富。正是基于这种非制度化的权力和另类的财富的结合，6世纪的主教和神职人员才能够在一个世俗政权仍然像以往一样稳固并且粗暴的社会中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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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让我们略微论述一下围绕教会财富团聚起来的期望的含义及其与照顾穷人之间的关联。同时代的人们将教会的地产称为“穷人的财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社会模式的结构，这种结构带有大量想象性的责任，主要来源于对社会非常真实的关怀。这样的关怀既存在于教会财富的管理者那里，也存在于捐赠者那里。从长远来看，它实际上明显影响了主教利用财富的方式，它使教会财富的日常管理工作染上了一种悲情色彩和对“不可接触者”的感受，这是任何世俗性质的土地所有权都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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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会的财富就是穷人的财富”这样的观念被用来确保教会土地的管理工作是公正廉洁的。分散、挪用或者不正当使用这些地产就是对无数无依无靠的穷人的抢劫，这些财富正是为他们保管的。要呼吁穷人的权利，从而对行为不当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使用一套严厉的批评话语。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份元老院决议是罗马元老院在532年颁布的。它被镌刻在圣彼得教堂庭院中的一块大理石石板上；它涉及的是教会的财产问题；它告诫即将到来的教宗选举的参选者们，不要为了自己的选举活动而抵押教会的财产以获取资金：“这样会让穷人的财产（情况）为了选举的前景而背上债务。”[15] 在罗马元老院看来，以这种方式掠夺穷人的财产是不可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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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穷人看成挪用和滥用教会财富的最大受害者，这种考虑更加深远，因而相当有力。在5世纪和6世纪高卢宗教会议的教规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将教会财产的完整性和穷人永恒的权利联系起来的特别论述。那些掠夺教会土地的人——既包括直接挪用教会地产的人，也包括阻挠家族成员遗赠给教会的人——完全就是“穷人的谋杀者”[16] ，他们要受到严厉的诅咒。在567年的图尔宗教会议上，主教和神职人员被要求集合起来，一起咏唱《诗篇》第108篇中的严厉诅咒，以谴责犯罪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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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人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诗篇》108（109）：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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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知道谁是伤心的人，他们并非聚集在教堂庭院里的穷人，而是权利（为穷人而行使的）受到藐视的主教和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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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证了一种古老的基督教主题的突变。在4世纪，向穷人施舍还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行为。向穷人施舍（而不是大方地款待一小群他们的公民同胞）的基督徒被认为是为基督教会争取了社会最边缘的群体。到了6世纪，这种观念已经被转变为一种手段，以保护教会土地脆弱的边界。穷人是6世纪社会中“受苦受难的群体”，主教有责任保护他们，这样的观念在教会的地产周围画下了警戒线。这一观念的作用是建立了一个能够被轻易启动的警戒系统。任何挪用教会财富或者滥用教会资金的企图，都会被看成对无依无靠的穷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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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神职人员们可以使用激烈的言辞来保护穷人，不过他们的诅咒往往没有被当回事。然而，将穷人看成受害者的这种观念并非无足轻重。与6世纪西部更加普遍的焦虑结合在一起，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让我们用一点儿时间来考察一下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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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曾经被精心地划分，以保护自由罗马人，如元老、市议员、有产市民。这样的蜂窝体在后帝国时代各个王国不稳定的世界中已经崩溃了，遗留下来的最完好的事物是一种残酷的二元对立模式：富人面对着穷人，两者之间没有中间阶层。这种严酷的社会结构在基督教的布道中已经被召唤了至少两个世纪。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年以来，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和一种来自《旧约》的社会模式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旧约》的社会模式中，“穷人”并不总是乞丐，“穷人”是那些要求伸张正义的普通人，他们缺少的不是钱，而是权力；同样，富人并不仅仅指的是有钱人，富人是有权势之人，富人需要向穷人施舍的不是救济，而是正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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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世俗的政治家一样，转而关注的正是这种旧约式的对穷人的想象。他们也这样看待新的、后罗马时代诸王国中统治权的性质。建议国王、王后或公爵向穷人施恩（就像《旧约》中的国王那样），比向这些人讲解复杂难懂的罗马公民权要方便。[19] 结果是，谈论穷人意味着谈论“什么是这些新的、非罗马统治者的臣民”这一敏感问题。585年召开的第二次马孔宗教会议的决议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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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管理重要事物的人（比如王室官员）也已经被委托不应该忽略最卑微的人的小事。因为有时候，当最小的地方被忽略时，事情往往会发展成巨大的恶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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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践踏穷人就会有践踏其他任何人的危险。在高卢和其他地方，主教能够将这些“在他们的保护之下”的穷人强烈的受害感表现出来。在这么做的时候，主教们能够展现出整个地区和整个群体中远非乞丐的那些人的苦难和恐惧。为了保护穷人而使用的话语成为所有国王及其代表们的潜在受害者的话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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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爱穷人，并壮大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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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及6世纪的穷人以及与其相关的整体性的社会焦虑背后富于想象力的逻辑时，我们不能够太超然。在涉及穷人的问题时，人的感受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主教确实用真正的热心关爱着真正的穷人。将穷人的不幸等同于基督谦卑的道成肉身的观点——这种观点曾经打动了保利努斯这样的大贵族，也使哲罗姆的笔锋在反对罗马富人的时候更加尖锐——在6世纪仍然是充满活力的。图尔的格雷戈里以特别的热情记载了罗德兹的昆提亚努斯主教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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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圣洁的主教在施舍时极度慷慨。实际上，当他听到穷人的呼喊时，他经常说：“去，我请求你，去那个穷人那里……你为何如此冷漠？你怎么知道这位穷人不是在他的《福音书》里训诫说‘人应该在穷人中喂养他’的那位（基督本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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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的这段话所显示的那样，“基督出现在穷人中”这种观念（在4世纪和5世纪，许多布道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已经集中在了这样的理念上：在普通的乞讨者所组成的无名大众里，人们至少能够发现一位乞丐是基督假扮的。对犹太人、基督徒以及后来的穆斯林来说，“救世主隐藏在穷人中间”的观念是民间传说的常见题材。这种观念在东部和西部的基督教中都广泛流传，凝聚着整个社会的观念。这是一个受到上帝考验的社会，上帝不仅来自上层——来自天穹，也来自下层——来自基督所驻留的穷人阶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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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昆提亚努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是一位来自北非汪达尔王国的难民，也是一个小教区的主教。格雷戈里喜欢他关心穷人和谴责富人时那种热情四射的方式，而一般大教区的主教则发现自己需要面临的是更加微妙的任务。他必须要向两个而不是一个群体展现他的爱。他必须关爱穷人，但也十分需要尽可能地关爱他的神职人员。当时的情况表明，在许多文献中，这两个群体首次一同出现：穷人是为了维持生计，而神职人员则是为了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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