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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的结果是穷人和神职人员混合在了一起。在许多重要的圣地（比如图尔的圣马丁墓），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穷人承担了一种辅助性的神职人员的角色。将穷人登记在教会名册上的悠久传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穷人中间挑选出来的人形成了一个相当于被认可的乞讨者公会的组织，这些人被称为“登记在册者”。这种群体并不大：在绝大多数圣地，他们的人数在12～40人。他们与众多处于灰暗之中的乞讨者不同，他们十分引人瞩目且组织良好。[24] 他们在教堂门口分配施舍给他们的救济品。上天帮助这些乞讨者团体的成员——他们试图尽力保护他们获得的救济品，而不与其他“有福的穷人”分享！[25] “登记在册者”认为，他们完全和神职人员一样拥有圣地。在危急的时候，当法兰克贵族的侍从们试图将避难者从圣马丁墓的圣地里拖出来的时候，这些“登记在册者”也会加入抗议这些侍从的人群，向他们投掷屋顶的瓦片以谴责他们冒犯了圣马丁的荣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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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神职人员而不是穷人向主教施加了古老的罗马式压力，迫使他向他的属下展现他的慷慨。我们能够在罗马城的例子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教宗第一次被赞颂为既关爱着穷人，也关爱着他自己的神职人员。《教宗名录》的作者记载，教宗格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说他同时关心着这两个群体：“他关爱穷人，并壮大神职人员。”[27] 格拉西乌斯是一位教会地产的严苛管理者。如我们之前所见，他能坚定地宣称教会的权力，并且将奴隶和被束缚的农民从神职人员中排除以维持社会秩序。在他的书信中，怜悯并不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格拉西乌斯知道他应该对谁慷慨——这类人不仅包括穷人，还包括了罗马城里傲慢的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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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西玛库斯（498～514年在位）遵循了格拉西乌斯的先例，他需要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慷慨。西玛库斯来自撒丁岛，出生在一个信奉古代多神教的家庭。对罗马城里神职人员的寡头集团来说，他是外来者。他以管理者的身份登上这一高位。如我们之前所见，在许多年里，他的权威一直受到挑战，最后出现了一位对立的教宗劳伦提乌斯。劳伦提乌斯可能比西玛库斯更加受到贵族家族的支持。西玛库斯是一个专横而顽固的人，由于有传言说他和一位名叫孔迪塔利娅（辣妹）的情人有联系，他的名声进一步受损。[28] 不过，西玛库斯知道如何利用教会的财富。西玛库斯是慷慨施舍的典范，他赎回了战俘；他为从汪达尔非洲流亡而来的主教们提供资金和服装；他给予神职人员优厚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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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西玛库斯爱穷人。爱穷人就是爱罗马城的一切。如我们之前所见，罗马城已经衰退成为一些岛屿般的定居点。许多定居点都由他的对手劳伦提乌斯的支持者统治。不过，所有定居点都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自城市各处的穷人来到圣彼得的陵墓接受救济。在仍旧分裂的罗马城中，这样的穷人是最能代表罗马人民的统一群体了。西玛库斯确保了罗马的穷人知道谁是真正的教宗和他们真正的恩人。他在各个主要的圣地附近为穷人建造救济所，他提供澡堂，他甚至在圣彼得陵墓的庭院里建造了一座公共厕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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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仍然在延续。在6世纪80年代，遥远的西班牙西南部的梅里达主教马索纳——西哥特王国的一位前宫廷官员——知道这种游戏规则。他同样慷慨地对待穷人和神职人员。在成为主教后，他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可能用的是他的私人财产，计划中包括设立医院、食品中心以及一所为穷人提供低息借贷的银行。[30] 不过，他也竭尽所能地照顾他的神职人员。由于他无私的花费，他的神职人员“和甚至是他主教府里的仆人”都能够身着丝质的长袍出现在壮观的复活节游行队伍中，“就仿佛他们在一位国王的游行队伍中前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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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关注6世纪对在欧洲各地忙活的主教的颂词，会发现其中神职人员的待遇和对穷人的照顾结合成了黄金组合，它们一起营造出的旋律与一种运转良好的主教制联系在一起。就穷人的情况来说，他们看似无穷无尽的需求，被圣徒传记的作者用来强化主教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这一印象。这一时期圣徒传记中的论述强调的是，提供给穷人的财富充足得不可思议。这些故事中会讲到，吝啬的教会管理者找到圣洁的主教（比如阿尔勒的凯撒里乌斯），告诉他教会再也没有钱资助穷人了。然而，主教并没有被他属下职员的吝啬所阻挠。他前往仓库，看到的却是那里充斥着成堆的谷物。这些奇迹设想的逻辑是明显的。如果穷人无穷无尽且一直存在的话，那么主教府提供给穷人的财富也能够被设想成用之不竭的。[32] 以这样的方式，对穷人的照顾被包围在一个由无限的财富所组成的光环中。怪异的是，组织良好的有特权的小型乞讨者团体、救济所以及食品中心所服务的“有福的穷人”群体的人数很少超过40人。[33] 实际上，对穷人的爱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616年，伟大的勒芒的贝特拉姆（宫廷官员和主教）立下遗嘱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仅仅将他庞大财富的十分之一留给了穷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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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陷需要解释。在西部，不像在同时代的帝国东部那样有大型的济贫所。[35] 这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的衰退或者主教们的不慷慨。问题在于，穷人需要被集中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将他们组织成小规模的、可以管理的群体。将穷人集中在各个圣地附近体现出了一种进程的高峰，这一进程在400年时在贾米拉的菲利克斯圣陵的门廊和饭厅，以及罗马圣彼得教堂前面的大型空地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了。通过在这些圣地上将财富施舍给穷人，尘世中的财富被认为很容易就能转变为天堂里的财富。因为在圣徒的陵墓中，天堂和尘世已经互相连接，而且还可以借助聚集在圣地上的修士和神职人员们的不断祷告。在这些地方，施舍给穷人的救济显然一定能够到达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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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记住，贫穷在6世纪也有其特点。社会发生了变化。高卢、西班牙甚至是意大利的穷人不再是此前的布道者们所设想的城市中的民众——那些在4世纪拥挤的城市中构成永久的社会底层的“有组织的”穷人。6世纪西部的绝大部分穷人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并发性穷人”，他们的家庭被农业衰退（一些现代研究者假设，这可能不幸地表明了当时的气候异常）和战争摧毁，他们不得不以拦路抢劫为生。567年在图尔召开了宗教会议，此次会议除了要讨论诸多需要关注的事物，还不得不讨论如何团结起来预防即将发生的内战。“国王们的愤怒”所引发的威胁是将一大波新的难民送往城镇和村庄寻求食物和救济。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地方教区被鼓励要供养他们本地的穷人，而不是将这些穷人赶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救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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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图尔的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眼里）正是令人恐惧的、到处游荡的“并发性穷人”，让拉丁欧洲的主要圣地生出了闪闪发光的神圣光环。在图尔的圣马丁墓的庭院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天意本身就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将朝圣者和一些财富带给了被战争、农业灾害和生理上的残疾摧残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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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的圣马丁墓西侧入口的壁画描绘了寡妇奉献的故事，壁画下面镌刻了讨论救济的铭文，它提醒每位朝圣者“这条律法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有效”[37] 。来到圣马丁面前的人如果没有向聚集在陵墓外面大庭院里的穷人进行施舍（尤其是向陵墓周围那些获得教会特许的“登记在册者”施舍），那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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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规矩的朝圣者会带着食物和葡萄酒来供养穷人。一位妇女麻痹的胳膊痊愈了，这正是因为她不断地变换方式敲打穷人们平时聚集的餐桌。[38] 在乡间有更加可怕的景象。一位严重畸形的女孩最初被作为一个怪胎带到乡间展示，最后，她被遗弃在圣马丁的陵墓里，靠虔诚朝圣者的礼物维持生计。[39] 世俗的荣耀也会光顾下层。乌尔图戈塔王后（希尔德贝尔特一世的妻子）“赠送了许多礼物”，然后，她甚至敢穿过大庭院来到陵墓前，为了来到石棺前面对圣马丁本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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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尔的格雷戈里生动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圣地的许多情况。然而，我们对这些圣地外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有人怀疑，那里存在比格雷戈里所透露的人数更多的宗教流动人口，他们与贫困导致的居无定所联系在一起。高卢和西班牙地区隐修士洞穴中的涂鸦所显示的令人惊讶的证据表明，存在一定的由穷人和宗教性的游荡者所组成的令人不安的流动人口。他们就像旧俄国的“神棍”——声名狼藉的谣言和夸张的信仰故事的传播者。这些人的基督教不一定就是图尔的格雷戈里所提倡的精致的、大公教式的“虔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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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瘟疫和战争时期，危险的人物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从他们的追随者那里聚敛财富的速度（格雷戈里心怀恐惧地记载道，其中的一些追随者是神职人员）。591年，一位预言家在布尔日外开始了他的布道：“一群普通人向他围过来……他们送给他金子、银子和袍子。”[42] 585年，一位占卜者出现在了凡尔登城外：“她每天都在积累金银，在乡间走动时打扮得朱环翠绕，就好像她是某位神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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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赠予你），神圣的大公教会……所有基督的子民都在你那里为了减免他们的罪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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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来说，这些都是令人烦恼的事件。而对研究6世纪西部宗教观念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事件从另一方面展现出了一种十分普遍又难以描述的情形。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一样，都需要宗教事业。如我们之前所见，他们并不总是慷慨地进行施舍，他们也并不一定会被极度的虔诚所打动。然而，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从宗教人士（甚至是从极度古怪的占卜者、女预言家以及到处游荡的圣人）那里和宗教制度中获得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减免他们的罪，还有确保他们灵魂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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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捐赠者的轮廓和他们的目的奇怪地淡化了。可以说，与主导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教、修士和神职人员生动的形象相比，世俗捐赠者曝光不足。我们很容易进入教士的世界。单单是难以进入平信徒的世界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完全向我们封闭了。在整个欧洲西部，我们能够追寻的是一种进程，在其中，捐赠所带来的压力给教会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形态。一代又一代人以来，虔诚的捐赠者把他们时代的拉丁基督教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一个值得接受他们的礼物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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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的压力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在6世纪的基督教和之前的基督教之间制造了一条裂缝。此前的基督教是在古代世界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现在看起来虽然辉煌但也古怪。正如罗伯特·马库斯在他富有见识的小书《古代基督教的终结》中所指出的，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和大格雷戈里的时代之间（400～600）发生了深刻的变化。[44] 有情况表明，描述这种变化要比解释它更加容易。这种变化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神职人员的精英阶层在文化上的变化。这些特别的变化已经被马库斯出色地描述过了。他指出了发生在教会领导阶层思想家那里的这种文化枯竭、单一化以及“认知删除”的进程。对于此前一直被看成中性的社会和文化来说，这一进程导致了一种“世俗的撤退”和一种基督教价值观在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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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不只是如此。我们容易认为，马库斯所指的文化枯竭很容易去解释，这是由长年累月的战争和经济衰退所引起的文化资源集中于拉丁教会手中导致的。然而，“古代基督教的终结”发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文化多样性上的损失和认知视野上的受限。用这种观点来看待400～600年发生的事显得过于狭隘、过于知识论化。我们也必须看到基督教内部在目标上的一种重要变化。为了感受到这种引起目标转变的潮流的转向，我们必须将目光从神职人员身上移开，转向看起来晦暗不明的宗教馈赠，潮流正是从那里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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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有确切的证据。一些写在纸草上的遗嘱和特许状的原件在拉文纳和高卢地区的教堂金库里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揭示的是一股虔诚的力量，这股力量关注的是一种通过代祷来使某人的罪孽获得宽恕的需求。在整个西部地区，教会和类似的宗教机构接受遗赠是由于（用一份保存在拉文纳的纸草文献中的话来说）它们是“所有基督的子民都在里面为了减免他们的罪而祷告的地方”[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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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范文中，奥古斯丁有关用日常捐赠来赎罪的严肃观点和萨尔维安有关死后审判的夸张论述被结合到了一起。宗教性的捐赠被安置在末日审判（如同6世纪时所想象的那样）的宏大场景中，那是为最后的大赦所搭建的宏大剧场。[46] 这和《福音书》里所说的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31-46）宏大的末日景象里，基督（“人子”）将绵羊和山羊区别开来。那些怜悯他人的绵羊被安置在他的右手边，并且被迎入他的王国。然而，基督并不怜悯山羊，它们被告知“要往永刑里去”。相比之下，在6世纪，恰恰是那些潜在的山羊期待着基督的怜悯，它们期望通过圣徒们的调解获得怜悯。罪人们可以盼望在末日审判的最后时刻从上帝那里获得恩典——“赦免”“宽恕”。[47] 图尔的格雷戈里无疑提及了这样解决问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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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被安置在左手边（在那些注定要去地狱的山羊中间），马丁会俯身用神圣的右手将我从山羊中间拣选出来。他将我挡在他的身后，而天使们告诉王：“此人是圣马丁请求赦免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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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勒芒主教贝特拉姆立遗嘱时的想法。“至少获得宽恕”是他想要的：“愿上帝，借着他广施恩典的怜悯赐予某种赦免。”[49] 除了宽恕以外再提要求是不妥的。“荣耀”只属于圣徒。贝特拉姆继续呼求圣徒在末日审判时的调解，他起草了一份遗赠和宗教基金的清单，该清单最初写满了一卷7米长的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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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将宗教馈赠集中于某种单一目的的罕见现象。在基督教文化圈中，宗教馈赠成为有关一种“对代祷的活跃、虔诚”的核心交易。它的兴起最近受到了汤姆·赫德的关注。[50] 这种现象的意义值得谈论。代祷需要代祷者。在6世纪的西部，最有能力的代祷者被认为是那些在此世和彼世与捐赠者完全不同的人。问题就在于这种不同。一言以蔽之，前往死后伟大的彼岸世界的道路，有赖于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与普通基督徒有所不同的“他者”的人。穷人、修士、圣徒和为信众提供圣餐的司铎都分别——如果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看成代祷者。他们的能力来自他们的“他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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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可以解释拉丁基督教会是以何种方式开始被专职代祷机构像珊瑚礁一样包围的。这些机构中的许多机构在之前的几个世纪并没有获得如此显著的地位和如此清晰的功能，它们现在变得经常引人注目是由于它们的规模变小了。当时为穷人们建立的“登记在册者”团体、医院、救济所从来不足以消除存在于穷人周围令人阴郁的贫穷。但是，这些机构的主旨正是“小就是美”。这些被精心组织起来的群体使得穷人的“他者性”有条有理，因此也就让这种“他者性”有效地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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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完全是在6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如我们之前所见，4世纪基督教的话语逻辑经常摇摆在一条想象中的钢丝两端，一端是将穷人也纳入“兄弟”的范围中，另一端则是将他们看作“他者”——看成全然的外人，只有悖论性基督教式的怜悯才能够拥抱他们。6世纪代祷的逻辑全然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至少它是这么看待被拣选的穷人的。以现代人的人道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可能会因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被看成外人而非兄弟感到遗憾。[51] 然而，只有将这些人看成社会中最重要的他者，人们才会相信，圣马丁墓的庭院中的穷人以及其他圣地中的穷人会使向他们施舍的普通信徒前往难以想象的异样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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