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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卢和西班牙，这些教堂由司铎们掌管。不过这些司铎中的许多人变得和主教一样，他们只愿意将财富中的一部分上交给他名义上的上级——邻近城市中的主教。[75] 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是乡村基督教缔造了城镇，而不是城镇缔造了乡村基督教。意大利非城市地区的主教（并不仅仅是司铎）人数很多，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城市中的主教。[76] 自从4世纪主教制度在非洲的乡间得到发展以来，欧洲西部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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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在意大利南部所看到的，在许多地区，教堂在乡村的扩展既是世俗倡议者的功劳，也是城市神职人员的功劳。世俗的庇护者往往比主教们更积极地修建圣徒的陵墓、捐建教堂。比如在西班牙，史料虽然零散，却是生动的。通常来说，最多只有铭文的残片记录下了世俗建造者的活动。比如，在位于现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附近的纳提沃拉，贡德勒瓦伯爵在594～610年捐建了三座教堂。他“在圣徒的协助下、通过他自己地产上工人们的劳动，以他自己的财产”[77] 完成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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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德勒瓦的教堂大得足以被留存至今的铭文用骄傲的语气来记录。其他教堂的规模比较适中。高卢有许多小教堂是木造的。[7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堂的建造者绝不是大地主。在西班牙，一些教堂甚至是由国王地产上的奴隶团体建造的。他们以“他们贫穷的财产”奉献了一座圣徒陵墓。[79]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4世纪时期和卡斯提尔的庄园连在一起的壮丽的陵墓-教堂，或者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在普利姆里亚库姆的庄园-修道院（带有两座成对的方堂、一个洗礼池、精心制作的建造者们及其崇拜的圣徒们的镶嵌画肖像，以及以优美的诗歌写下的铭文），就能够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宗教建筑在乡间的真正大众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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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雇来在这些中型的教堂中服务的司铎在文化和布道上没有做多少贡献，但是，他们确实要提供弥撒，他们要有效地为他们的庇护人和教徒团体提供弥撒，团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庇护者土地上的劳动者。司铎们必须节欲，节欲是这个“从事神职的无产者阶层”的成员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农民有所区别的唯一方面。[81] 作为农民-司铎，独身是他们唯一明显的“他者”标记。庇护人严格地监督着独身，唯恐它丧失，庇护人那犀利的目光与花钱代祷的人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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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西部后罗马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所形成的草根根源。这个社会被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司铎阶层，另一个是武士阶层。通过一种原始的清晰的划分，这两个阶层被区别开来。瓦尔特·郭法特以一段精辟的话将古代晚期到中世纪的转变描述为“简化的进程”[82] 。这种大规模的简化正在6世纪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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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并不局限在欧洲北部的“蛮族”地区。人们只要看一下如苏菲图拉（今突尼斯西南部的斯贝特拉）这样的北非城市的遗迹就能够发现，这种发展可以说仍然遗留在当地。现代访客来到这个遗址后最初看到的正是这座城市在6世纪最后一个时期（而不是罗马时代）的面貌。在城镇的一头，古典时代的圆形剧场变成了驻扎军队的堡垒。城市的周围被加固的塔楼监视着地平线。在斯贝特拉的另一头，许多在6世纪建造的大教堂比邻而立，构成了一个大型的主教府。在这两头的中间是市政广场、市场以及我们觉得和古代罗马繁忙的城市生活有联系的地方，那里已经变成了（并且仍然存留着）毫无特色的开阔地，一些不规则的小路贯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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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的斯贝塔拉荒凉的特征中，很容易看到未来伊斯兰城市的轮廓。在伊斯兰时代，清真寺和军事要塞——分别代表着宗教领域和武装力量——在迷宫般弯曲的小路两头面朝着对方。到了6世纪，在晚期罗马世界城市化程度最深的核心地区，一座有明确的城市中心的罗马城市已经被一座由教牧权力和世俗权力划分的城市取代了。[83] 这两种权威的距离，以及曾经存在于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充满活力的中间地带（在基督教时代以前有各种娱乐设施和价值观的古代城市的形态）的消逝，体现出了拉丁西方的基督教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在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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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威克姆在《构建中古早期》一书中精彩地分析了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颜武德在对此书富有洞见的评论中写道：“教会开始支配西欧社会和经济的程度确实令人震惊。”[84] 但是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虽然回过头来看，这种趋势是强有力的、不可避免的，然而神职人员作为一个与众不同并且有优势地位的圣职者阶层，并不是自动出现的。社会的军事化并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能（正如我们刚才所见）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强势的主教精英分子从上层要求神职人员修道主义化，要求神职人员与众不同的是平信徒。万事开头难，一旦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决定让神职人员变得与众不同，时间的流逝自然会使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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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帝伟大而奇异的礼物”：财富与彼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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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对财富的含义有什么影响？简而言之，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财富已经不再被看成神话，而在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的时代，和他有联系的那些大庄园主曾经是这么认为的。财富不再被认为是从一个丰盈的世界中闪着金光地流淌出来的——这个世界指的是一个近乎神圣的物质世界，从其丰盈中，富人以不加思考的热情去获得财富。财富已经受到了质疑，但是还没有被妖魔化。几乎没有5世纪后期和6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认为应该远离财富。皮尼亚努斯、小梅兰尼娅以及撰写《论财富》的伯拉纠派作家所处的激动年代已经结束了。最终获胜的观点结合了诺拉的保利努斯“通过灵性的交流而建立在天国里的财宝”这种诗意而浪漫的观点，以及奥古斯丁强调的“将平日的施舍当作平日罪孽的补赎”这种沉痛的观点，此外还有后来奥古斯丁主义冷冰的观点：将财富本身看成上帝的礼物，这个礼物需要以各种形式来管理，就像代理人管理罗马帝国的地产那样严谨和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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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存留着心理上的困惑。一个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关注彼世的宗教——无论是古代晚期的基督教，还是亚欧大陆另一边的中亚宗教，以及中国西部正好和它同时代的佛教——往往很快就变得非常富裕。中国的观察者用他们独特的经济词汇记载道：有许多财富是来自“佛教的事务”[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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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这一事实（像许多古代晚期的基督徒那样）看成教会初期所设想的德行衰落的证据。或者我们可能会得意地带着一种世故的眼光看待这种情况。我们会说，理想主义终究难以持久，传统的社会习俗开始占据优势。如果这些是罗马贵族的习俗，我们多少会感到释然。令人欣慰的是，那些对优秀的古罗马生活加以维护的人，其观念并没有完全让位于严格遵守教义的基督徒在财富问题上所提出的极端看法。如果我们是研究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学家，我们甚至能够满意地说，教会的富裕——就像本雅明·迪斯雷利描述大英帝国那样——“心不在焉地”就实现了。我们不觉得必须要去研究它，同样不太需要去解释其矛盾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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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比这种老套的回答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找到某种方法将基督教运动中虔诚的出世性追求及其在古代晚期所取得的世俗上的巨大成功联系起来。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佛教徒和基督徒可能会找到相同的答案。这些人知道，与恶魔般的财富相处需要特别警惕，或许正是这种警惕让他们获得了益处。脱尘出俗这一理念让财富得以祛魅，然而，这种理念并没有让财富离开。事实上，这种脱离俗世的理念巧妙地强化了一种观念：如果财富存在，那么便有其存在的理由。存在的财富需要被利用——为了教会的利益以务实而有效的方式被管理。明确地说，财富被赋予了一种更加崇高的目的。财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会的教牧形象中。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中，米歇尔·福柯在评论教牧权力的性质时提到了这种教牧形象：它是引导人们走向终极的权力和中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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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之前所见，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崇高观点对6世纪教会实际财富管理的影响，但是这的确影响了那些向教会捐赠的人看待这种财富的方式。教会的财富甚至能够让人在尘世中也拥有未来，因为这种财富的使用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永恒的终极。这是一种受永恒期待所巧妙驱动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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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财富理念所依靠的是长期存在于古代晚期的想象中的一对重大矛盾。即使捐赠给穷人或者教会最微小的礼物都能够让天国与尘世奇迹般地结合起来。通过这样的捐赠，时间和永恒结合在一起。用635年欧塞尔的帕拉迪乌斯向圣朱利安女修道院捐赠时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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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帝伟大而奇异的礼物。通过被时间束缚并且注定消亡的东西，这个礼物能够在天堂里获得永久的奖励。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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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特许状则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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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约翰一书》2：17），然而，转交给教堂和圣人陵墓或者转交给穷人的东西将会永久地存续。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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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捐赠者来说，财富并不会阻碍通往天国的道路。相反，当向教会捐赠时，财富打开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快速通道，也揭示了财产和机构的前景，这种机构可能会有不可估量的未来，因为它们沐浴在天国永恒财宝的柔和光辉中。它们是这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永恒的绿洲。这些特许状表达的愿望几乎都实现了。616年主教贝特拉姆在勒芒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1789年，634年富裕的助祭阿达吉泽尔·格里莫在特里尔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了拿破仑时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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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神圣的方堂中的光在晚上一刻也不能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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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总结一下，宗教捐赠在方式和目标上的变化如何致使400年和600年的基督教变得不太一样。一位奥古斯丁时代的基督徒，如果他或她拜访一下600年的方堂就可能会注意到某些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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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祭坛看的话，我们的访问者可能会注意到，某些嘈杂而吵闹的仪式不再出现了。在许多地区，信徒们不再带着捐赠品独自走到祭坛前。当捐赠者们的名字被大声宣读时，他们也不再受到群众的欢呼。弥撒仪式也不再在平信徒进行庄严的捐赠时达到一次高潮。相反，弥撒已经成为一种只能由神职人员提供的崇高献祭。摆放在祭坛前、盛满了基督的体和血的金银容器是真正的供品，它们只能由司铎代表平信徒献给上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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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会本身来看，光的质量也是不同的。400年，在罗马、迦太基以及其他地方的方堂中，光线看起来是从外面开阔的庭院中汇聚到有立柱的大厅里的，散发着香气的蜡烛在方堂中闪闪发光，而这种光辉清晰地展现出了基督教社群普遍的辉煌和欢欣。在600年，新建造的教堂将会变得更小，但此时它们本身即拥有魔术般的永恒之光。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6世纪镶嵌画艺术家们最大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白天被留在艺术中”[91] 的世界。捐赠者们还用无数的油灯和大蜡烛增添了这个世界的光亮。他们的捐赠或许并不比前人更多，但此时他们的捐赠远比此前更加持续，并且有明确的目的。勒芒的贝特拉姆在他的遗嘱中强调：“这座神圣的方堂中的光在晚上一刻也不能熄灭，这样它就能够一直不停地发光。”[92] 此时，地中海各地的橄榄油运输日益成为一项困难的工作。教堂里点灯用的灯油（曾经是普通的日用品）和中亚地区用来包裹宏伟佛像的成捆的中国丝绸一样，几乎成为一种神圣奢侈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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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光代表了天堂，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天堂中的某个灵魂。在贝特拉姆的陵墓中用很大代价维持着的光亮，体现了这位伟大的主教如今安息在永恒不变的光所照耀的世界中。这也是一种转变。那些在400年聆听奥古斯丁或者类似布道者讲道的人不会怀疑，他们属于一个正在迈向天堂的团体，而到了600年，教堂本身成为一个小型的天堂。在一座到处充满着油灯和蜡烛光照的小教堂里，一般的信徒不太会觉得他们属于必将前往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幸福团体，他们反而会用既恐惧又渴望的眼神直接注视着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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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本身的地板也会向我们的访问者述说类似的故事。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一些零散的小块镶嵌画的板绘装点了4世纪建立在意大利北部阿奎利亚以及伊斯特里亚的方堂。而在6世纪，这些板绘所显示出的不再是一个由小捐赠者支持的社群。捐赠者的级别被定义得更加明确，为低级别的人所留下的空间比较小，只有地方社会上的领袖人物会被展示。在550年前后，当格拉多主教座堂地板上的镶嵌画制作完成时，当地的精英、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名字围绕着主教的献堂铭文被有意地按照相应的等级排列着。[94] 在伊斯特里亚的波雷奇，伟大的管理型主教尤弗拉西的方堂，是在一座曾经由下层民众建造的教堂的基础上建造的，早先的地板被掩埋了，这些早先的地板上曾经装饰着描绘捐赠者的板绘，捐赠者包括克拉默苏斯、“孩子们的老师”、他的妻子泽孔迪娜，还有其他的教区居民。他们每人都捐献了一块价值在3索里达左右的板绘。在尤弗拉西宏伟的新教堂里面，情况却并非如此。那是一座以主教为首的精英们的教堂，而不是一座依靠下层民众及其家族维持的教堂。[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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