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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妇女传道与教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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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弄清楚岭东地区基督徒性别对比变化的态势之后，势必要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以及这种态势是否带来女性在教会内部的平等与解放，尤其重要的是妇女传道员及女性基督徒领袖是否会伴随女信徒人数的增加而逐步与男性教牧平等分享教会中枢权力乃至获得某种对教会事务的主导权。关于前者，现存史料并没有直接提供本地区女信徒迅速增加的答案，且除非找到能与本地区进行对比的其他区域的典型个案，否则任何结论都不免偏颇。因此，笔者在此将着重探讨岭东地区妇女布道工作的开展进程及与之相关联的女性传道人员和平信徒妇女领袖在教会体制中的角色和地位，希望从侧面来回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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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间，传教士进入岭东地区之初主要雇用本地助手协助布道。由于传统对女性公共活动的限制和本地对外国人的强烈敌意，这些本地助手毫无疑问都只能是男性，他们的活动一般也比较隐秘。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福音信息只能来自已经皈依的家庭男性成员，女性不能经常到教堂和宣道所听道可能是早期女信徒人数远远少于男信徒的原因。到1860年美国浸会传教士约翰（J．W．John）及其夫人来到汕头妈屿岛，女性不能直接接受福音的局面才被打破，并且经过约翰夫人的教育和训练出现了本地区最早的一批女性传道人。(27)此后传教士夫人和单身女传教士陆续被派来本地区工作，这些女传教士对于本地妇女布道工作无疑起到了引导和核心的作用，不过女传教士人数毕竟有限，大量的宣道工作必须由本地妇女来承担。以英国长老会为例，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856年到1951年96年间该会总共向岭东地区派出了105名传教士和医生，其中男性传教士58名，女性47名，女性中工作不满十年者23名，其中许多人只有2～5年的时间，假如除去她们学习语言的时间，这些人实际用于布道的时间是很短暂的。(28)在如此长的时段里只有区区40余名女传教士在本地工作，且她们之中又有不少人要从事医疗等专门的工作，因此妇女传道工作主要由本地妇女来承担，城市堂会是如此，乡村教会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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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妇女必须承担主要的布道工作，则女性传道的培训就显得十分重要。早期女性传道的培训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直接从信道妇女中挑选培训，一是从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中挑选。1870年英国长老会的卓为廉夫妇来到汕头后就着手筹建校舍，招收教会青年女子入学，教授《圣经》、粗浅文理以及罗马字，学校名女中学，并聘请一名本地教员襄理院务。第一届学生12名，以后人数逐步增加，遂改名淑德女子中学。女子中学开办和各堂会女子小学的陆续开办初步解决了青年女子的受教育问题，而这种寄宿制女校也为教会选拔传道人才提供了方便。不过，教会开设此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着眼于整个基督教社区的建设，培养传道人才虽是其目的之一，但从当时情况看这类女学生并不能直接出任传道，她们只有成为男性传道妻室并一起住堂之后，才有可能协助从事布道工作。从19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之初，本地的妇女解放虽报章上偶有鼓吹，尚未构成对传统性别制度的有效挑战，任何本地年轻单身女子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势必招致非议，到20年代后随着学生运动的经常开展，这方面的禁忌才逐渐被打破。在早期妇女布道工作主要是由年龄较大的中老年妇女来承担，因为“只有妇女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本地社会习俗允许年龄较大的妇女自由出入一家又一家，走访一村又一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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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老年妇女是妇女事工的主力军，其自身的教育问题从一开始便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中老年妇女基本上是文盲，为了使她们识字明道，以便从中选拔传道人员，教士会要求宣道会派专人来负责此项工作。1878年李洁（Miss Catherine M．Ricketts）姑娘到达汕头，筹建校舍，1881年开学，学校定名曰老女学，考虑到中年妇女多有家庭牵累，所以学生入学年龄定为50岁到70岁之间，主要课程有新旧约要道及罗马字。第一届学生7名，学生仅上半年在校上课，下半年则到乡村巡视布道以及招选次年学生。通过实践考察学生的布道能力，对其中比较优秀者则聘为布道巡视员或助教。其间还在乡村教会开办妇女短期学校、圣经班，培养各类布道人才，教会根基渐固(30)。1925年学校改名汕头培德妇学，并调整学制，采用普通学制，学生入学年龄限定为16岁至40岁之间，学生假期仍必须外出巡视布道。规范学制对于提升办学水平是有益的，但对于妇女布道事工的开展则显得有点缓不济急。所以教士会方面于1933年春在潮安南门外开办一个为期四个月的短训班(31)。次年春又开办一个特别短训班，学生6个月毕业，第一届学生12人。是年秋继续招生，学校定名为怀理女子宗教教育训练院，该院“注重灵修工作，以圣经真理训练学员，使其对于上帝与基督得较深之认识，增进其灵程之经验，实现基督化之人生于日常生活中，且能负基督服务之使命为宗旨”，训练院聘黄维一女士为院长，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先入学程度规定为小学毕业(32)，不久因觉程度太低，不足以应付时代需要，即改为初中程度为入学起点，学生入学后须两年课程，学员须付学费。这与早期以老年妇女为主体有所不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33)。抗战胜利后，岭东农村教会特别缺乏工作人员牧养会众，所以岭东教士会在1948年决定恢复怀理女子宗教教育训练院，“以期训练一班工作人员，助理农村教会宗教教育工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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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浸信会在培养妇女宣道人才方面的做法与长老会基本相同。1873年斐姑娘（亦名“旨先生娘”）从美国来汕头，鉴于“培养人才的紧要”，在角石创办明道妇学，陆快姊为教员，她是从约翰师母开办的女学校毕业的，头一班学员有5名，年龄从40岁到69岁不等，她们先在春季学习两个月，此后那些经过斐姑娘考察认为可以成为传道的学员就跟随斐姑娘游历城市乡村，散播福音的种子，如果她们的工作有成效，斐姑娘就在次年再给她们授两个月的课，在1876年这个学校有20个学生，到1880年有20个妇女在外边播散福音种子(35)，在当时“内地新创的教会，多是这些妇人工作的结晶”(36)。此后又增加了李美凤、蔡晶、纺惜、宝容、墟埠、顺梅、荳姆、潘奶等二十余名女布道(37)。1909年明道妇女学校开始设置全年课程，到30年代设有六年课程，包括“初级中学及传道教学并基督化家庭生活的训练”，此外有三年的高等幼稚师范课程。校长是陈德光女士，她是金陵大学毕业生，在该校服务时间较长的华籍教员有黄宝山夫人、周绪瑞、张景馨等女士(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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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在妇女传道方面比较突出的一点是较早设立了本地妇女宣道组织，而长老会则一直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机构。1906年，角石正光女学校校长卫美拉（Miss M．Weld）、学监陈德贞为了培养学生的灵性生活，训练其服务精神，发起组织女宣道会，获得全体学生的一致赞成，这是“开岭东教会妇女组合之先河”。正光女学宣道会既告成立，于是提倡手工，积蓄金钱，经年之后所积之经费足供陈景澄、张景馨等到柳冈、海山、归湖等处倡办圣经学校，教授妇女识字明道。1911年卫美拉去世后，宋罗文（Miss M．Sollman）继任，女宣道会得以赓续进行。是年夏，女宣道会聘女传道者至金砂播道，信者数人。此后汕角区宣道会决建教堂，开办教会，此可视为岭东教会女宣道会布道初结之果实。自正光女校有女宣道会以后，明道妇学教员张景澄遂与宋罗文、荼福恩（Miss Edith G．Traver）等共倡成立角石礼拜堂女宣道会，与正光女宣道会互相呼应。自成立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每年都能聘任女传道一人到内地教会散布福音，到1930年已有130余人，而所捐经费竟可以聘请两位女传道(39)。在正光女宣道会和角石女宣道会的影响下，岭东浸会所属各堂女宣道会亦闻风兴起。澄海堂因该堂教友多属女界，在1930年由江景梅提倡，创设女宣道会，每月开会一次，凡属教内女信徒均得入会，且需缴纳一定费用，以备他日聘女传道之用(40)。1934年在潮州有三十个女传道会，会员有九百多人，“他们的传道成绩很是斐然可观”，除大家传道外，又用他们所捐集的款项聘请了六位专门的女传道员到城市乡村去工作，这六人中有一人是金陵女子神学院毕业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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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东浸信会的妇女宣道工作在中华浸会系统内应是比较有成效的，中华浸会在全国共有二百余女宣道会支会，其中岭东浸信会就有四十二支会，这些女宣道会尽管在宣传真道、提倡家庭卫生和宗教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女宣道会的成员中存在为数不少的文盲，这些人限于自身的文化条件，对于女宣道会会务的进展自然会有诸多阻碍，最明显的是无法指导其他姊妹读经、诵经。其次是各支会缺乏真正的领袖来做长久的领导。第三，女宣道会未能普及于各堂会，当时岭东浸信会有堂会一百余个，设立女宣道会的堂会还不足一半(42)。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开展识字运动或开设妇女短期学校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女传道召集起来，进行专门的训练，另外就是动员城市女信徒中受过较高程度教育者到农村堂会去巡回宣道，实际上尽管女性信徒从总量上说接受教育的普及面不及男信徒，但在汕头、潮州等城市接受良好教育的女信徒也颇不乏人，但是，这些人大都集中在学校和医院等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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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培养传道人才的主要机构，岭东地区的三所神学院贝理神学院、角石神学院和观丰书院里早期基本上没有招收女性，是否当时不允许女性进入神学院尚待考证，但是即使到20世纪20年代在上述三所神学院女生仍是寥寥无几。1931年贝理神学院在制订来年的招生计划时仍无专门的女生宿舍，所以招生只能以男生为主，总计划10名，男8女2，津贴方面男生每年80元，女生也是80元，但女生无宿舍，所以实际津贴要低于男生。毕业后男生须在教会服务5年，女生为3年(43)。1933年贝理再次招生时，投考者17名，男16名，女1名(44)，由于报考者只需要初中毕业程度即可，门槛并不高，而女性投考如此之少，只能说明女性对于报考该校兴趣不大。这种情况到1948年前后才有所改变，本年投考总人数26名，其中女性11名，年龄一般在19岁左右，最大者29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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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妇女宣道事工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女性信徒人数的迅速增长并最终超过男性就是证明。但妇女布道事业的成功是否会基本改变乃至打破由男性宰制教会的传统格局，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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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差会方面看，尽管教士会和女教士会并立，但无论从经费上还是人事安排上都是以男性的教士会为主，女传教士的收入与地位是不能与男教士相提并论的。以英国长老会为例，从1880年到1909年其男教士的年均薪金最低为294英镑，最高为326英镑，女教士年均薪金最低为87英镑，最高为136英镑。而同期总经费收入宣道会则是女教士协会的3～10倍。(46)从管理职能看，教士会是宣教区的真正权力机构，女教士会则不过是专门负责妇女宣道的辅助性机构，而教士会主席和总干事等重要职务基本上一直由男性传教士担任，尽管在1949年前后女教士也担任过教士会副主席等职务(47)，但这是处在差会准备撤离中国大陆特殊时期的情况，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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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会以男性教士为主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到本地教会的权力格局。在长老会本地教会体制中妇女的地位更为低下。长期以来岭东大会的妇女事工竟然一直没有设置专门部门来管理，也没有专任干事来负责，而是附属于两区会的传道部。1945年时曾经有人呼吁设立专任的妇女干事(48)，但此后又无下文，直到1949年岭东大会方聘祁育真女士为妇女事工干事(49)，但是却没有专门的办公地址，所以教士会提议考虑为岭东大会妇女事工筹设一个中心地址(50)，最终由于政权的更迭，也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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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的是，在岭东大会中枢权力机构内部，妇女一直是被排斥在外的，清末自不必论，即便是到所谓妇女解放高唱入云的20世纪20年代也依然如故。1928年5月岭东长老大会会议上所确立的11个类别各班委办名单中，竟然无一名本地女基督徒(51)。1931年岭东大会各委办中仍无一名本地女性(52)。1945年9月汕头区会常务委员会无一名女性，甚至列席会议者也无一名女性(53)。1946年第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倒是有两名女性成员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但她们都是教士会成员，并非本地女性(54)。第十五次会议时仍旧无一名本地女性参加(55)，汕头区会的主要部门财政部和传道部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也未有本地女性担任部长或部员(56)，这种情况到1950年也没有改变(57)。1948年在事工、教育两委员会中开始有本地女性委员，不过在当年岭东第四十七届大议会时大会中枢理事会和监事会均无本地女性(58)，到1949年10月仍无本地女性参与(59)。造成女性被排斥在中枢权力之外有多种原因，其中岭东大会一直不设立女牧师制度就是原因之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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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机构是如此，在基层堂会妇女也是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汕头堂会是岭东大会下属经济实力最强的，也是女信徒最多的一个堂会，但是笔者在仔细翻检了该堂会保存非常完好的长执会会议记录后，发现从1881年开始到1926年长达46年的时间里，该堂会竟然没有设立一名女性长老和执事。1927年由该堂会分离出去的伯特利堂开始有女性长老、执事，到1933年至1934年已设立7名女长老、执事，不过这在25人的长执会中仍居于少数(61)。而桃山堂到1935年也设立了女执事(62)，其他堂会也先后设立了女长老和执事，这些人一般都是教会中德高望重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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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传道不仅完全游离于教会权力边缘，而且真正受薪的女传道人数并不多，其经济收入也比男性传道要低一些。抗战前五经富区会有6名牧师，22名男传道，4名女传道，到战后牧师为11名，男传道下降到7名，女传道仍为4名(63)。汕头区会到1945年10月共有各类接受补助的教会工作人员79名，其中女传道10名，他们分别是杜秀香、吴毓彬、官钟逊、姚素静、陈絮华、陈逸微、黄维一、黄馥华、彭德惠、谢雪璋，女教师1名，即谢雪兰。从领取补助的金额看，传道的补助金额一般要少于教师(64)。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教师即是传道人，在岭东大会体制之内，凡在堂会担任传道职务者必须是正式神学（高中程度以上）者(65)，但实际上这些女传道似并非在堂会任职者，从当时情况看，只有教师才可以被堂会聘任，而从现存的岭东大会的各堂会文件中尚未发现聘用所谓“女传道”担任堂会主持的例子。从1946年7月汕头区会教牧生活津贴发放情况看，这些女传道也是不在教牧之列的，只有教师与牧师才有资格领取教牧生活津贴，而本次生活津贴的签收名单中无一名女性(66)。这些女传道应是从女教士会那里直接领取薪金的，她们主要的工作应是巡回布道和探访女信徒，因为差会文件表明女教士会每年都列有专门用于本地女传道的财务预算(67)。1947年汕头区会的57名教牧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还不到10％，仅仅有5名女教师，即林悦禧、黄惟一、黄馥华、谢雪璋和谢雪兰，她们都先后受过比较正规的神学教育。(68)1948年五经富区会传道人员中有9名牧师，5名男传道，4名女传道，汕头区会有15名牧师，33名男传道，5名女传道(69)。在全体受薪布道人员中女性约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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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性在传道人员总数中的比例很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传道工作中无足轻重，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平信徒妇女必须承担更多的任务，才可能使女性方面的传道工作不至于落后。事实上，教牧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根据基督教教义，不论是否神职人员，所有信徒都有传教的义务与责任，在基层堂会教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平信徒来完成，而女性基督徒在这方面承担较多，正是众多平信徒妇女的努力才保证了岭东大会妇女布道事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女性基督徒在这方面多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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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妇女在教会的中枢和基层堂会组织中都处于边缘，但是妇女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机构内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有的甚至是主导地位。1929年开始的五年奋兴运动为岭东大会的女性布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空间，尤其是第一年被确定为以“全家皈主”和“儿童宗教教育为目标”(70)，这两项恰恰是女性之所长，女性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男界所莫及”(71)，黄维一女士在这场运动中尤为活跃，许多区的五运年会都请她去演讲(72)。而在教会女子学校以及护士学校等机构则完全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这些机构的职员大部乃至全部都是女性。五经富护士学校就一直由女性主持，前期是女传教士，后来是本地女信徒，1942年校长是许道莲女士，护士长是彭彬女士，后许道莲因病修养，由岭东护士学校护士长吴馥之女士主持(73)。可以说，在这些单纯由女性负责的机构里，女性是享有较大权利的，而一旦进入两性混合的领域和机构，则女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前述郭佩兰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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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岭东浸信会对女性传道和妇女领袖的接纳程度应超过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1925年岭东浸会实行大年会制度，傅尚荣、罗锡嘏等提倡本色教会运动，改组教会组织，立五股委员（即传道、教育、慈善、财政、社会服务），1929年改五股委员为六股，即传道、教育、慈善、文字、妇女事业、财产，各立干事，1930年张景馨女士、江馥卿女士为女布道干事(75)，而本年岭东浸会的中枢机构19名执行委员中有李佩兰、陈德贞两位本地女士(76)，女性开始进入教会权力的核心层，不过人数并不多。1943年岭东浸信会执行委员会女性成员仍只有1名(77)。1947年岭东浸信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选举的常设管理机构执行委员会共18名，其中女性1名，名叫李佩光，另教育股委员中也有一名女性(78)。本届执行委员会的分工是洪作舟任主席，倪茂强任司库，而负责日常事务的中方总干事则由罗锡嘏担任，这些均为男性执委，不过李佩光也成为五名常务委员之一(79)，参与到浸信会的最高决策。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执行委员会成员并非完全固定，如陈德光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被选为执委，但后来却正式参加了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80)和第七次会议(81)，而作为常务委员的李佩光并没有经常参加常委会会议，只参加了第二次(82)、第七次(83)、第八次(84)和第十次会议(85)。1948年岭东浸信会第十八次会议出席人员共172名（西教士不在此数内），其中女代表45名(86)，占26％。不过大会执行委员会中本地女性代表仍为两名，其中陈德光除担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外(87)，还担任教育股委员和培才委员(88)。尽管如此，男性仍占据了最重要的职位。像主席、司库等要职一般都是男性担任。从相关的会议记录看，真正主持常务工作的是几名男性执委。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岭东浸信会最重要的职位总干事从1925年设立起到1950年，先后7位总干事全部是男性(89)，这表明尽管岭东浸信会在权力中枢已经接纳女性，但人数太少，由男性统治教会的基本局面并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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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长老会和浸信会外，一些较晚进入本地区的基督教宗派在40年代末也基本上是男性主持教会，安息日会潮汕地区执行委员会的6名执行委员全部为男性(90)。基督徒聚会处的4名长老也全部为男性(91)。1929年成立的本色教会汕头新中华基督教会自成立伊始，也一直没有女性担任执委，直到1947年第五届执委成立时才有1名女性成为其中的成员，而当时该执委会共有15名成员(92)。只有中华真耶稣教会在汕头的领导机构是一例外，以女性为主，7名长老、执事中女性就占了5名，并且主要负责人也是女性(93)。不过中华真耶稣教会之所以形成女性执掌教会大权的情形，当与6位男性教会长老相继逝世及离开汕头到香港经商，使得林亚比亚等这批汕头市该教会最早的女信徒有机会管理教会有一定关系(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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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对女性体制性的漠视在中共政权建立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中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汕头市基督教的领导机构汕头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初步成立时共有成员37名，女性只有6名，男性委员不仅在人数比例上占绝对优势，且主要领导职位也由男性把持(95)。女性在教会中被轻视的状况仍在延续，而如前所述此时汕头市的女信徒比例已经占到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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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的是，从现存史料看，岭东基督徒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没有对于教会的权力体制提出过任何批评和挑战。以长老会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教会中枢还是在基层堂会长老会，围绕教会内部的权力分配都多次发生风潮，个别机构甚至一直风潮不断，但是所有风潮都发生在男性职员之间，从中看不到任何女性的身影，女性似乎是完全超脱的。而在浸信会内部，尽管也曾有人对该教会的教牧甄选体制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评，但这些批评都是由男性教牧作出的，并且也没涉及女性传道人的地位，妇女传道作为群体似乎被遗忘了，而这些女性传道本身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总的看来，岭东女基督徒是安于自己的角色与地位的，因为这符合当时教会体制对女信徒的要求，这就是既能够“为天国服务”，在妇女中“力宣福音，作证基督”，又能够“克尽妇道”，做到“闾里咸称”，只有这样才堪“范式吾徒”(96)。两性的不平等实际上被一种貌似神圣的教会内部社会性别分工所悄然化解，这背后真正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教会的圣职按立制度，无论是长老会还是岭东浸信会，在1949年前都没有建立女牧师按立制度，这自然大大限制了女性在教会权力体制内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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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蒙后的苦难与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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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东地区女传道和平信徒妇女领袖在教会体制中的边缘性地位，造成了她们在教会活动中的隐身和“失语”现象。尽管有关岭东地区教会的中文档案比较丰富，其中长老会的档案非常完整，自清末本地教会成立起各种原始的会议记录和出版物基本留存完好，但是依靠现存的本地教会档案文献我们很难勾勒出岭东女基督徒的形象与历史，也不清楚她们实际活动的情况，甚至连获得她们完整的姓名都成为不可能之事，女基督徒已然成为隐身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妇女传道工作在教会事业中无足轻重，更不能说当时的教会领导者轻视妇女事工，因为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是很重视妇女布道的。可是在男性宰制下的教会文献里妇女对于宣教事业的重要似乎只表现在女信徒人数多寡的统计数据上，妇女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她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她们的苦难与获救，我们都不清楚。尤为令人困惑的是本地教会一直在实施的女性启蒙和教育政策，许多女基督徒都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她们应当能够通过教会出版物来留下她们的心声，即使是早期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中老年妇女经过教会短期培训后，也能阅读教会专门为她们编辑、印刷的罗马拼音文字的本地土白读物。但是，在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很少能发现本地女基督徒的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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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基督徒的“隐身”和“失语”现象在由本地教会编写的教会历史人物传记中同样存在。在现存的岭东长老会的大会和中会的年会记录中常附有那些重要的本地牧师、长老的人物传记，这些传记都是由大会和中会在传主去世后委派专人草拟初稿，然后在会议正式宣读，获得会议认可方能载入会议记录，因此这些传记是代表教会官方立场的评价，但是翻遍历年记录竟然无一名女性。1949年为了纪念福音入潮一百周年，岭东大会曾集中为该会96名牧师、长老撰写传记，但其中竟然也无一名女性。(97)显然从教会立场看，那些已经去世的女长老、女执事都不够“重要”。当时岭东大会还要求那些已经退休的重要教牧、长老撰写自传，这其中同样无一名女性。岭东浸信会的情况也是如此，1930年岭东浸信会七十周年纪念，会后出版的纪念特刊所附29个人物传记中没有一名本地女性(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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