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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儒家的逻辑也没错。儒家礼教的逻辑是，只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安分守己，恪守本分，这个社会才不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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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在今天依然成立。比如学校里规定，学生要听老师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质疑：闻道有先后，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人平等，学生为什么就要听老师的？人无完人，老师就一定绝对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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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学校制定这种规定的唯一理由就是：不听老师的话教学秩序就会“乱”。和礼教的出发点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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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李贽能在一片儒家礼教中喊出“自由”，是非常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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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贽身前一千六百年，以及在他身后三百年，儒家制度都在中华大地上运转良好、收效显著，凡是拒绝使用儒家制度的政权无不吃了大亏。在李贽的时代，礼法制度简直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谁能认为中国人还需要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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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社会梦想是，人们能“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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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人拥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这虽然和“三纲五常”不同，但以我们今天的立场看，也不算有多叛逆，不也是在扬善弃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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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在古代，儒家礼教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如果人们真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儿子就可以不听父亲的命令，臣子不听君主的命令。整个社会体系就会乱掉，巨大的明帝国可能会瞬间崩溃。所以李贽的自由观表面上看只是个人怎么生活的问题，是个小事。其实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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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由李贽宣扬他的观点，礼教就会被破坏，国家也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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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晚年剃发为僧，这在中国古代原本是文人最为稳妥的出路。但就在他76岁高龄的时候，以言论罪被逮捕入狱，所有的作品被全部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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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皇帝为万历帝朱翊钧。他因为立太子的问题，和朝中大臣已经冷战了十几年，对大部分政事都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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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贽这么一个远在天边，不过是说了几句话的老和尚，却得到了朱翊钧的特别关注。久不问政事的皇帝亲自下令逮捕李贽。在朱翊钧统治的四十余年里，鲜有文字狱。因而皇帝对此案的重视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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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狱中借着剃头的机会夺剃刀割喉自杀。割得不够深，折腾到第二天才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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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何心隐也以言论罪的名义被逮捕，被人杀死在狱中。颜钧以盗卖官船的罪名发配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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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们的著作被禁，那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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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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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反应虽然强烈，却不能算是过激。泰州学派的理论，的确可以动摇帝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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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文人卫泳对于隐居，有一番自己的理论。他说，就像嵇康喜欢在音乐中隐居，陶渊明喜欢在菊花中隐居一样，真正的英雄豪杰可以在女色中隐居。因为一见到美丽的姑娘，人的名利心就都淡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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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像是禅宗“手把猪头，口诵净戒”的修行方式。对于儒家社会来说，这观点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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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社会上掀起一股狂狷之风。很多传统儒家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事情，突然在社会上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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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儒生张献翼和张孝资这两个猛人，“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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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人专门翻书，查出所有古人不守规矩的事，然后挨个模仿。纯粹是为了叛逆而叛逆，故意跟礼教反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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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行为放到现在看，也是属于朋克级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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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个别现象，我们再去看那些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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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食欲性欲最强烈，要放纵，首当其冲就是男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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