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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唐代僧人飞锡认为，不念佛号不行。他说，只有念了佛，想到佛，才叫“是心是佛”。他反问禅宗：禅宗说人心中不能有任何念头，就“是心是佛”了，那修行者心中也没有想到恶事，能不能说修行者“是心是恶”呢[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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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误解在于，禅宗认为心不产生任何念头的时候就能把握万物的本质。那为什么把握的是佛性不是恶呢？那是因为佛教认为万物的本质是佛性不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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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也经常被现在的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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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阳明的那句其实毫无深意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因为王阳明传奇般的军旅生涯，因为他的“龙场顿悟”，有些人虽然不知道心学的理论，却想当然地认为心学是某种玄妙神奇的东西，一经掌握就可以超凡脱俗，甚至可以成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做事无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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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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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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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本身的价值上说，理学心学和佛教哲学、和康德一脉的形而上学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见解。无非是认为世上存在超越万物且决定万物的终极真理，并且这终极真理超越了一切理性思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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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理学心学还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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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心学认为，终极真理就是儒家道德。可这有什么根据？根据是“人伦道德是天经地义的”？凭什么呀？就凭儒家道德是孔子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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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所以古人产生“儒家道德是天经地义”的错觉，是因为儒家道德是古代社会最有效的统治工具。不讲三纲五常，国家就乱，就灭亡。这经验自打从中国有历史以来，就没不灵过。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时的人们认为儒家道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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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现代，这个真理早就被颠仆破了。美国没有“君为臣纲”了，美国小贩敢在白宫门口跳着脚骂总统全家是狗娘养的，总统见了还得给人家露笑脸儿，这美国国亡了吗？我们现在没有“夫为妻纲”了，姑娘们敢揪老爷们儿的耳朵刷着男人的信用卡还顺手养了仨备胎，这天下大乱了吗？马路上，俩大姑娘穿着小背心光着大白腿手拉手的走，走一半相视一笑，“叭”，打个啵儿，这简直就是儒家眼里的群魔乱舞，这地球毁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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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其实纲常在现代社会里，早就磨灭的差不多了，反倒是“人人平等”这样反纲常的价值观更被人们接受。在这个没有儒家纲常的世界里，非但没有亡国灭族，反倒有更加开明的政治、更加健全的法律、更加丰富的文化、更加发达的科技、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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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而易见的事实狠狠地抽了理学和心学一记耳光，为什么还要崇拜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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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理学和心学的时候要记住，它们是从儒家道德而来，向儒家道德而去，从始至终都没离开过伦理道德。然而道德这件事，不光是儒家研究，全世界学者都在研究，在西方这门学问叫“伦理学”。理学心学用形而上学去解释道德，这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欧洲哲学家们也这么搞过，有名的如康德。而且西方人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么搞是不对的，现在已经不用形而上学来证明伦理学了。现在的伦理学，有一套更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而且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那有什么理由不用最新的最好的办法，反倒去无条件的崇拜古人站不住脚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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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退一步，说理学和心学最起码在古代是伟大的，是儒家社会定国安邦的伟大学问，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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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很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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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统治模式下，只要全民人人都遵守儒家道德，社会就能稳定，国家就能强盛。那理学和心学对道德统治提供了什么帮助？唯一的帮助，只是在理论上强化了儒家道德的合法性，证明儒家道德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还证错了）。如果当时有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儒生辩论，这套证明是有用。但对于帝国的根基—老百姓们来说，这番证明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个老百姓懂得你们这番复杂的东西，统治者用不着证明什么，只需要多修关帝庙贞节牌坊来强化老百姓的道德观就够了，这和理学心学无关。对于军事对手，理学心学更没用了，谁听你的啊？多组织点军队，多生产几件武器才是正经。这和理学心学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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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心学对统治是有用，能用来教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懂得思考，难免会对儒家道德产生疑惑，理学心学里强大的形而上学部分，可以打消知识分子的疑惑，让他们对儒家道德的信念更加坚定。所以古代的理学心学大师们，常醉心于在各地开办学馆。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学问，但客观上也让地方的知识分子官僚乡绅更加信仰儒家道德，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增加了当地官员富商们的思想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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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强化意识形态其实没这么麻烦，只要朝廷规定公务员考试必考《四书》《五经》，谁敢反对儒学我就抓你，这就足够了。宋时曾有一段时间，官方打击理学，说理学是“伪学”，想做官的书生人人都骂理学，这宋朝也没大厦倾覆，儒家道德还是如日中天，宋朝还不是一样用儒家制度统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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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理学心学，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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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恰恰是理学的宋朝和心学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搞得最焦头烂额的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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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把理学列为官方学说以后，没能重振朝纲，反倒是被完全不学儒学的外族政权摧枯拉朽般摧毁了。明朝心学流行之后，也没能抵外辱安内乱，反倒是内忧外患全都一起来了。您心学厉害，您倒是振振朝纲啊？您倒是用心学生产二斤粮食，杀几个敌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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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那个整天被政务军情搞得心急火燎的崇祯帝，假设送他一个当世最伟大的心学大师，让大师给他指点一番，那个心学大师会教给皇帝什么？更有效的税收政策？安抚农民军的好办法？宁远防线的部署方案？耐旱作物的种植推广？新的盔甲制作工艺？当心学大师摇头晃脑的说什么“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的时候，崇祯帝会不会直接让人给他轰出去，让他少耽误自己的工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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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理学心学，的确可以提高人们对儒家道德的信念，可是光有信念又有什么用呢？明末以死殉节的儒生是很多，可这么一帮不懂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农业学、只知道以死殉节的臣子，对帝国又有什么用呢？所以那时的儒生才批评理学家说：“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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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时候，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知识分子发现搞了半天理学心学，结果反倒是国家里外一团糟，儒家王朝倒被“夷狄”征服了，事实证明理学心学只能误国不能强国，因此他们对理学心学都有强烈的批判情绪。顾炎武就批评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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