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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开元释教录》卷七，达磨阇那是北魏般若流支的长子，北齐时任昭玄都，北周灭齐毁禁佛教期间改任俗官，曾为洋州郡守，隋初应召入京译经，能“执本自翻，无劳传度”，译有《业报差别经》一卷。此经是小乘佛经，讲善恶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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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尼多流支是北印度乌苌国人，隋初来长安译经两部：《大乘方广总持经》一卷，与西晋竺法护译《济诸方等学经》为同本异译，讲为了“令佛法久住世间”，不仅应讲“空法”，还应会通三乘而应机说法；《象头精舍经》一卷，与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文殊师利问菩提经》为同本异译，说“菩提但有空言，而无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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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登，《开元释教录》卷七仅说：“外国人也，不知何代译《占察经》一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说，检各经录不见目录，但经首说，此经在外国译，“似近代出，今诸藏内并写流传”。据此，菩提登所译《占察善恶业报经》（也称《地藏菩萨经》）二卷，未必是在隋译，但在隋代特别流行却是事实。《历代三宝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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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有一僧行塔忏法，以皮作两枚帖子：一书善字，一书恶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好，得恶者不好。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而男女合杂。青州亦有一居士，同行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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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三年（按：593年），有人告广州官司云：其是妖。官司推问，其人引证云：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法依诸经中五体投地如太山崩。广州司马郭谊来京向岐州具状奏闻[31]。敕不信《占察经》道理，令内史侍郎李元操共郭谊就宝昌寺问诸大德法经等。报云：《占察经》目录无名及译处；塔忏法与众经复异，不可依行。敕云：诸如此者，不须流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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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塔忏法”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占卜善恶吉凶的方法。用两枚皮片，一枚写上“善”字，一枚写上“恶”字，扔在地上令人拣取，得善者表示吉利，来世可得善报；得恶者表示不吉利，来世将得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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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现存《占察经》，确实载有占卜吉凶和善恶报应的内容，但所用的不是皮片，而是“木轮”。说：“刻木如小指，长短减于一寸，正中令其四面方平，自余向两头斜渐去之，仰手旁掷，令使易转。因是义故，说名为轮。”[33]或制作十个木轮，在木轮中部的平面上分别写上十善、十恶[34]的各项；或制作三个中间有四面的木轮，画上符号；或是六个中间有三面的木轮，写上数字。修持者在礼佛发愿之后，将木轮掷地以占卜一个人善恶业报。此经称，此占察业报的方法是地藏菩萨特为末法（继正法、像法二时之后，意为佛法行将灭亡之时）众生讲的。此经还讲“唯心识观”，谓“一切法唯心想生，离心别无一法”；又讲“真如实观”，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我法身乃一切诸佛法身，与自身体性平等”。经中还论“如来藏”与“无明”的关系，与《大乘起信论》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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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扑法”，据称是依据佛经中“五体投地”的礼拜方法而创立的灭罪法，似乎是反复将全身前倾倒地礼拜，以祈求灭除自身罪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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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塔忏法和自扑法在民间的广泛盛行，表明隋代佛教通俗信仰的新发展。从这类事情需上报皇帝裁决是否可行的事实，反映了佛教在隋代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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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察善恶业报经》在隋代遭禁，但到唐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敕东都佛授记寺沙门明佺等人将此经目录编入《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之中，允许流行。此经是后世地藏菩萨信仰的重要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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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所述，这里指出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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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对佛经的分类，大乘佛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及五大部以外诸经，其中大集部的佛经至隋代已经全部译出，僧就辑为合本《大集经》六十卷，内有二十四卷是那连提黎耶舍在北齐和隋两代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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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代所译佛经的内容，以宣传般若性空思想的为最多，但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强调空有不二，真俗相即，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所有佛法即是欲法”；二是说众生虽造各种恶业，但如果体认诸法性空，“一切不真实”，就可达到解脱；三是主张不仅要宣说一切皆空的思想，还应依据条件向众生宣说各种不同的教法。这三点对隋唐佛教宗派建立自己的教义体系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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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密教经典的传入，提倡诵持密咒，供养和祈祷佛菩萨及天神降福保佑的教法，为隋唐佛教举行法会，制定仪礼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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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佛教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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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传播中国过程中，译经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从东汉末年到隋朝，代代都有新经译出，各种手抄本广泛流传于民间。进入南北朝以后，一些王朝还大量收藏从各地收集来的比较完备的抄经，称之为“众经”或“一切经”，并组织人为这些佛经编写目录，指出这些佛典译出的年代、译者及卷数，标出类别。这就是在中国佛教史书和文献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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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前秦道安编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公录》）之后，南朝梁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比较有名。然而这两部经录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尚未按佛典的大小乘来加以分类。南北朝时期的经录除《出三藏记集》之外，尚有北魏李廓编《元魏众经录目》（编于532—534年之间）、梁宝唱编《梁代众经目录》（编于518年）、北齐法上编《齐代众经目录》。[35]前二者已开始按大小乘分类，但因它们早已佚失，详情已不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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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是在经历南北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十分重视兴隆佛教，以举国的规模组织佛经翻译。为了调查、整理已有的佛教典籍，指导佛教流行，皇帝降诏令人编写经录。隋代编写的经录有法经等人编《众经目录》、彦琮等人编《众经目录》及费长房编《历代三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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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经等人编《众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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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等人的《众经目录》，因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奉敕完成，也称《开皇录》七卷，录经目2257部5310卷。法经是长安大兴善寺（即隋的翻经所）的译经僧。他与其他译经僧共20人负责编撰此录。据卷七所载的奏表，此录是“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有四十二分……”这部经录对后世影响较大，其编纂体例为唐代佛教经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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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众经目录》所谓“九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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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乘修多罗藏（大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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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乘修多罗藏（小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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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乘毗尼藏（大乘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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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乘毗尼藏（小乘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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