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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乘阿毗昙藏（大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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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乘阿毗昙藏（小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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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抄录集（经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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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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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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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按佛典的内容和体裁来分类编目的。前六类是将经、律、论按大小乘加以区分，后三类是按体裁把中外佛教著作的目录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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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十二分”（分，相当于“项”）是对以上九类佛典所作的进一步分类。有两种情况：其一，把前六类大小乘经律论细分为：一译（只有一种译本）、异译（有两种以上译本）、失译（译者不明）、别生（节抄大本者）、众经疑惑（来历不明，真伪未辨）、众经伪妄（伪造经典），共三十六分（项）；其二，将后三类的抄录、传记、著述，按作者各分为“西域圣贤”（印度、西域高僧）和“此方诸德”（汉土高僧）撰述两部分，共六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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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类编目，将一切佛典的来龙去脉、译者和著者交代得十分清楚，便于查阅佛典，或利用佛典从事研究和传教。从佛经中分出“疑惑”、“伪妄”两类分别编目，是为了把这些佛经排除出公开流通范围，只允许以皇帝名义“钦定”的佛典流行。实际上，这两类佛典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一时未能查明来历的经典，如列入“众经疑惑”中的《大乘起信论》；有的是假托佛说而实属编著的佛教著作，如宣传弥勒、观音菩萨信仰的“伪妄”经典等；也有的是依据某些佛经内容而编造的，“或增或损，斟酌成经”等。据卷二所记，仅大乘伪经就有81部。此录编者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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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首掠金言（按：指佛语），而末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鬼神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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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佛教传入中国实现民族化的过程中，大量伪经的出现，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佛教的理解、企盼和信仰状况，其中既吸收了儒、道和阴阳五行的思想，也吸收了民间信仰的某些成分。这些伪经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产生于不同场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南朝梁八九岁的女子江泌，有时“闭目诵出”经典），如果让它们自由流传，无论对保障佛教正统教义的传播，还是对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会带来威胁，因而必然遭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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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彦琮等人编《众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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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琮等人所编《众经目录》，因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奉敕编撰，也称《仁寿录》，五卷，编入佛典目录2109部5058卷。现存此录题为“隋翻经所沙门及学士等撰”。然而据《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此录实际主要由彦琮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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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琮等编《众经目录》将佛典分为五类：1.单本（无重译的经典）；2.重翻（有两种或多种译本者）；3.贤圣集传（经抄、禅法及佛菩萨传记等）；4.别生（从大经中节略出的单行本）；5.疑伪（谓“名虽似正，义涉人造”，即认为可疑和伪造的经典）。在“单本”中，又分为大乘和小乘的经律论的单本；在“重翻”中分为大乘经律论的重翻和小乘经的重翻；在“别生”中也按大小乘分类。《众经目录》之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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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生、疑伪不须抄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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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已列入“别生”、“疑伪”部分的佛典不再抄写流行，而列入“单本”、“重翻”和“贤圣集传”三项目录之内的佛典要抄写出来，以便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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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原意为储藏东西的场所、仓库，此处为转意，相当于后世的“大藏经”，是汇编佛教典籍的丛书、总集。当时没有雕印，是用手工将一卷卷的佛典抄写在纸或绢上的。能够“入藏”的佛书，因为是按照皇帝敕许的经录选定的，相当于得到“钦定”，既可被抄写收藏，又可以抄出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因此，《仁寿录》中的“单本”、“重翻”和“贤圣集传”这三部分，即相当于后来经录中的《入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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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录》与法经等人的《开皇录》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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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开皇录》因为编目时没能够一一核查原本，如卷七所说是“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因此所录不少佛典是有目无书，而《仁寿录》如其序所云是大兴善寺译经僧奉敕“披检法藏，详定经录”的结果，所编的五类佛典的目录是一一核对了原书的。因此这五类佛典1707部4311卷是隋朝所存佛典的真实数目。在此录的第五卷是“阙本”目录，注云：“目录有目而无经本”，实际是继自《开皇录》中有目无书的部分，共278部6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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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皇录》中的“抄集录”、“传记录”、“著述录”收中外佛教著述十分丰富，有经抄、传记、文集、经序、注解、论文等，数目达331部947卷，而《仁寿录》的“贤圣集传”只保留译自印度的佛典，将汉土的著述，如《高僧传》《弘明集》《法显传》以及种种经序、论文等的目录，一律去掉，数目只有31部164卷。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角度说，这些被砍掉的部分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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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长房编《历代三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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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长房编的《历代三宝记》，也称《开皇三宝录》、《长房录》，十五卷。费长房，《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提到：“时有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本预缁衣（按：原误作‘细衣’），周朝从废因俗，博通妙经玄理，开皇之译，即预搜扬，敕召入京，从例修葺，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可见，费长房原是个僧人，在北周禁毁佛教时还俗，隋初应诏入京在大兴善寺参加译经，在译经余暇（《历代三宝记·总目序》），编撰了《历代三宝记》。据此录第十五卷所载费长房《上开皇三宝录表》，他是在开皇十七年（597）十二月二十三日将此录上呈朝廷的。费长房着手撰录经录虽早于法经，然而完成在法经等人的《众经目录》之后，并且还参考了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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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五的最后列出了六家经录：《众经别录》（自注：“未详作者，似宋时述”）、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魏李廓《魏众经录目》、北齐法上《齐世众经目录》、梁宝唱《梁世众经目录》、隋法经等人《大隋众经目录》，说“前六家集录，搜寻并见”。可以认为，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就是在这六家经录的基础上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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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费长房还列出二十四家经录，然而指出：“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按照他原排列的次序，这些经录包括：传为秦时释利防带来的《古录》、东汉迦叶摩腾译《四十二章经》时编撰的《汉时佛经目录》、“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的《旧录》，以及前秦《释道安录》、西晋《聂道真录》、后秦僧睿《二秦录》、三国魏时朱士行《汉录》、东晋竺道祖《众经录》、西晋《竺法护录》、《支敏度录》及《都录》、《释王宗录》、《释弘充录》、释道慧《宋齐录》、《释道凭录》、《释正度录》、《王车骑录》、《始兴录》、《庐山录》、《赵录》、《岑号录》、北魏《菩提流支录》、梁释僧绍《华林佛殿录》、北魏灵裕《译经录》、《众经都录》。[37]这些经录，费长房皆未见到其本。从中国佛教史实考察，其中有的明显是属于讹传，如秦时《古录》、刘向《旧录》、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等，此外也许有的隋时已经佚失，或是费长房未能搜集到的，而在自前代经录中有所引述。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经常引用这些经录，表明他是在间接引述前代经录或是其他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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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三宝记》按顺序分为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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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年”，即为佛教编年大事记，即按中国朝代周秦、前后汉、魏晋宋齐梁周隋，分为三卷。每卷前有简短按语，记述列代政权兴替和佛教事迹。其中第一、第二卷的按语，记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和佛教东渐的传说，反映了佛教界的传统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按语后是干支和帝王年号，将佛教事迹记载于年号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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