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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将南方摄论唯识学传到北方的靖嵩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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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嵩（537—614），俗姓张，涿郡（在今北京西南）固安人。年十五岁时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到北齐都城邺。当时邺有寺四千多所，有僧尼八万人，盛行讲经之风，有讲席二百余处。靖嵩投到沙门统法上弟子融智门下。融智住在大学寺，常讲《大涅槃经》及《十地经论》。此后，靖嵩又跟著名律师慧光的弟子道云、道晖学习律学，跟道猷、法诞学小乘论书《成实论》和《杂阿毗昙心论》等，逐渐有名，开始聚徒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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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周禁毁佛教时期，靖嵩与同学法贵等三百余人渡江逃到陈国，受到陈宣帝的欢迎，被安置在都城大寺传法，前来就学者近五百人。真谛虽早已译出《摄大乘论》、《俱舍论》等论书，但研究者甚少。靖嵩精心研究这两部论书，遇有疑义即向真谛的译经助手、门人法泰请教，两年当中全部领会这两部论书的理论。他同时又学习真谛翻译的《佛性论》、《中边分别论》、《无相思尘论》、《大乘唯识论》等瑜伽唯识学派的论书及讲部派佛教的论书《部执异论》等四十余部，并且概括写出它们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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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靖嵩与灵侃等二百余人回到江北，到彭城崇圣寺讲授《摄大乘论》等，宣述印度无著、世亲的法相唯识学说，投到门下学习者很多。开皇十五年（595）隋文帝率众到泰山封禅，从行者有很多学僧。他们之中有人特地到彭城从靖嵩爱学。靖嵩一再谢绝隋炀帝的入京邀请，专心地修行和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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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嵩著有《摄大乘论疏》六卷、《杂阿毗昙心论疏》五卷，又撰写《九识》、《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义。弟子有智凝、法护等人。智凝后到长安传授《摄论》之学，蜀地名僧灵觉、道卓从他受学，将《摄论》学说传到岷蜀诸地。法护到洛阳传法，常讲《中论》、《摄大乘论》、《大涅槃经》等，为唐初名僧之一，曾缩编《摄大乘论》，撰成《摄论指归》等二十余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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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宝山寺石窟的建造者灵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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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裕（518—605），俗姓赵，定州钜鹿曲阳（今河北晋阳西）人。出家后从慧光弟子道凭学《十地经论》。在定州受具足戒后，诵习《四分律》、《摩诃僧癨律》，又研习《华严经》《大涅槃经》《般若经》等，有时与众僧谈论儒教。后到邺西南的宝山建寺修行。在周武帝禁毁佛教期间，与同伴二十余人隐居民间，夜谈佛法，昼读俗书，曾撰卜书一卷，以给人占卜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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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相州刺史推举灵裕任僧官都统，被他婉拒。开皇十一年（591）灵裕应文帝之诏入长安大兴善寺。文帝诏有司评选僧统，众议请灵裕出任。他固辞求归宝山。文帝许之，施以财物助造山寺，并书写“宝山寺”匾额赐之。灵裕后来迁居安阳西边的演空寺，大业元年（605）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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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裕重戒律，严于修行，谢绝朝廷对他僧官的任命，是隋朝高僧的另一种典型。灵裕一生著作甚丰，有《十地经论疏》四卷、《地持经疏》、《维摩经疏》、《般若经疏》各二卷、《华严经疏》与《华严经旨归》合为六卷，《涅槃经疏》六卷、《大集经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义章》四卷。此外还有《安民论》十二卷、《因果论》二卷、《圣迹记》二卷、《塔寺记》一卷、《经法东流记》、《十德记》、《僧尼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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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裕受佛教“末法”思想影响，担心佛法不久将毁灭，便在宝山寺旁主持凿造石龛一所，名“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即“大住圣窟”），入口外壁右方刻迦毗罗神王，左方刻那罗延神，以表示护法；在窟的北、西、东三壁分别刻卢舍那三尊、阿弥陀三尊、弥勒三尊，窟内外壁据《大集经·月藏分》、《法华经》等经刻有关于“法灭尽”及“正法久住护持”、“佛身长远”等经文。[47]此窟今存，为研究隋代佛教的实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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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裕的弟子有慧休、法砺等人。慧休长期在安阳传法，唐初玄奘曾跟他学《杂阿毗昙心论》、《摄大乘论》。法砺精于《四分律》学，是唐朝四分律宗相部宗的创始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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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彦琮及其论译经的《辩正论》和论佛儒的《通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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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琮（557—610），俗姓李，赵郡柏乡（在今河北）人，出身世族。年十岁时出家，名道江，学《十地经论》、《法华经》等。北齐末年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已经出名，曾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等，受到北齐后主及臣僚的尊崇。北周灭齐，被任为“通道观”的学士，与周众臣以《周易》、《老子》和《庄子》陪侍周武帝讲谈，改名彦琮。北周静帝时，佛法稍兴，彦琮讲释《般若经》，不久经昙延举奏，再次落发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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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应恢复佛法的需要，彦琮与文士陆彦师、薛道衡等人合著《内典文会集》，又为沙门撰《唱导法》。开皇三年（583），隋文帝登道坛，看到画的老子化胡图像，感到奇怪，命沙门、道士作出解释。彦琮撰写《辩教论》，罗列二十五条，论说“道教妖妄”。隋炀帝即位前任并州总管时，曾邀彦琮入内堂讲《金光明经》、《胜鬘经》、《般若经》等，后在长安建日严寺，请他为住持。开皇十二年（592）彦琮应诏入长安大兴善寺协助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人译经，与明穆共同核对梵本，整理文义。他精通梵文，对大品《般若经》、《楞伽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等，皆能从梵本诵读。文帝在仁寿年间下诏在各州建塔供奉舍利，他曾先后奉诏到荆州、复州奉送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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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琮是隋代学问十分渊博并善于著文的学者。仁寿二年（602），他奉诏撰《众经目录》五卷。此外，奉敕撰《西域传》，又把隋朝人编的《舍利瑞图经》、《国家祥瑞录》译为梵文，编为十卷，赠送一位印度僧人传到西域。他为新译佛经写序，集为《新译经序合本》一卷，又著《沙门名义论别集》五卷。隋炀帝重建洛阳，在上林园设立翻经馆，请彦琮来此译经。炀帝下诏将在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所得的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的佛经移到洛阳翻经馆。这些佛经皆用昆仑书（南洋文字）书写在多罗树叶上。彦琮一一编写目录，共成五卷，分为七类：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以次编译。他还与裴矩合撰《缵天竺记》。还著有《福田论》、《僧官论》、《慈悲论》、《默语论》、《鬼神录》、《通极论》、《辩正论》、《通学论》、《达摩笈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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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辩正论》论译经的原则和方法，对前秦道安提出的译经有“五失本、三不易”[49]的说法表示赞赏，同时又作了补充；又提出译经者必须具备八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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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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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一有热心传法的精神；二能守戒规；三通晓二乘三藏；四博通经史，善于文词；五拥有谦虚的胸怀，不固守成见；六不追逐名利；七精通梵语；八具备中国文字学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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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极论》今存，载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四。文章自设宾主，以“梵行先生”代表佛僧，“行乐公子”代表儒生，通过前者对后者的答辩，着重论述三个观点：1.佛教博大精深，非儒道可比。儒、道二教不能使人摆脱“苦河”“火宅”（指生死轮回），而能使人断除情欲，超脱生死苦恼的只有佛教；2.佛教僧人剃发离亲，出家行道，并不违背孝道；3.对儒家的“命分修短，身名宠辱，莫非自然之造化”，反对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的理论进行批驳，认为用“阴阳之力”来解释群生的生长变化是困难的，如果把一切生命的形成“但禀之于乾坤，人亦奚赖于父母”？既然人生离不开父母，就不能说没有因果报应。“因自参差，果方环互”，因果报应之理是存在的，“或今身而速受，或来世而晚成”。儒家经典中也有“善恶积成，则殃庆有余”的记载，三代以来一直盛行“祭神祭鬼”的礼仪，怎么可以否定佛教的因果报应、“天宫”“地狱”之教呢！此外，此论还对儒者对佛教建寺、贪求财利、不杀生、不饮酒、食斋等的批评进行解释。《通极论》反映了隋朝佛教与儒家思想争论情况，但在理论上没有超出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反驳儒道二教攻击时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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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国论师”僧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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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粲（529—613），俗姓孙，汴州陈留（在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出家后游历河北、江南、关陇东西，与北齐、北周及南朝陈的僧人交往，自称“三国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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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十年（590）应文帝召请进入长安，住大兴善寺。开皇十七年（597）敕补为“二十五众”的“摩诃衍匠”。著有《十种大乘论》，从十个方面论释大乘经论。这十个方面是：通（或“无障碍”）、平（或“平等”）、逆、顺、接、挫、迷、梦、相印、中道。僧粲在通化寺向众学僧讲授此论，又撰写《十地论》二卷。仁寿二年（602）奉敕送舍利到汴州福广寺建塔供奉，仁寿四年（604）又奉敕送舍利到滑州修德寺建塔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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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粲善辩论。隋齐王杨暕在长安本第召集学僧三十余人，命通晓“三论”的吉藏登座回答众人的论难。僧粲“英华命章，标问义筵，听者谓藏无以酬及；牒难接引，谓粲无以嗣，往还抗叙四十余翻，藏犹开析不滞”。此后又论辩往复多次。当时僧粲、吉藏都以博学善辩闻名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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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粲的弟子有僧鸾、僧凤、道岳。僧鸾在唐初还俗，官至给事中。僧凤与沙门明赡曾抗礼隋炀帝，援引佛典说明沙门不应礼拜君王之理，唐初以讲《法华经》而知名当世。道岳在隋末唐初研习《摄大乘论》、《俱舍论》等，也很有名。（《续高僧传》卷九《僧粲传》及卷十三《僧凤传》、《道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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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实论》学者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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