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74218
1701174219
[210]《大正藏》第49册第23页上。
1701174220
1701174221
[211]请详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二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01174222
1701174223
[212]这也是一种推论。实际上古代推算纪年与今人推算常有不同，即使二百七十三年前加上一千，仍不是辛丑岁。
1701174224
1701174225
[213]三归依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四弘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1701174226
1701174227
[214]邪见，此主要是指有、空二见。所谓“十二种邪见众生”，即前述九种人再加上“神诸恶比丘”、“鬼诸恶比丘”、“九十六种外道”。与此相对，则为十二种正见众生。
1701174228
1701174229
[215]五逆，指导致堕无间地狱的重罪，包括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之血、破和合之僧。十恶，与十善相反，包括：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邪见。
1701174230
1701174231
[216]头陀，梵语dhūta的音译，又作“杜多”，意译为“抖擞”，意为通过节制衣食等磨炼身心的苦行，以期清除心中的尘垢烦恼。修持十二种苦行的规定，称为头陀行。
1701174232
1701174233
[217]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
1701174234
1701174235
[218]也称四摄事、四事摄法，包括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谓菩萨以做此四事来利益众生，使他们接受教化。
1701174236
1701174237
[219]原校作“”字。笔者参《太平广记》卷四九三文字改。
1701174238
1701174239
[220]唐韦述，杜宝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1701174240
1701174241
1701174242
1701174243
1701174245
隋唐佛教史 第二编 唐朝佛教
1701174246
1701174248
第一章 唐朝社会和佛教
1701174249
1701174251
第一节 唐王朝的宗教政策和佛教
1701174252
1701174253
一 唐王朝的盛衰及其文教政策
1701174254
1701174255
唐高祖李渊（566—635）在隋大业十三年（617）起兵反隋，十一月率兵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自以“大丞相”、“唐王”名义总揽朝政。翌年（618），李渊废隋建唐，即位称帝，改元“武德”。此后陆续平定各地反隋义军和武装割据集团，统一了全国。
1701174256
1701174257
唐朝是中国古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统一王朝之一。唐朝在政治体制上继承隋朝，并有所发展。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民众按丁口授田和负担徭役租税。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即位后，认真吸收隋朝迅速走上灭亡的经验，深知“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开明政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徵等贤臣，励精图治，发展农业生产和社会文教事业，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个社会安定、富庶的局面。据史书载，贞观（627—649）年间，“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卷一），史称“贞观之治”。此后经高宗、武则天（一度改唐为周）、中宗、睿宗，直到玄宗，虽在朝廷内部有这样或那样的争斗发生，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唐朝国势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富强国家的地位，疆域北部曾达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西北到达里海，东北至日本海。
1701174258
1701174259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与其部将史思明起兵叛乱，连续击败唐军，一度攻占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到四川。在此紧急关头，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命郭子仪等率唐军反击，战争几经反复，直到代宗广德元年（763）才最后平定叛乱。“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势日微。朝廷内有宦官专权，唐后期的文、武、宣、懿、僖、昭六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各地有执掌军政大权的藩镇割据，大半国土实处分裂状态，正如《新唐书·藩镇列传序》所说：“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僖宗乾符元年（874）以后，爆发了纵横全国的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黄巢一度攻占洛阳、长安。黄巢最后虽战败自杀，但此后唐朝已名存实亡。在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由朱温灭唐称帝，建立后梁。
1701174260
1701174261
唐朝在文化思想方面仍尊奉儒家学说为正统。唐初在京城置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及在地方置郡学、县学，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人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唐太宗设弘文学馆，选文儒之士以本官兼署学士，在听政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又召三品官以上者的子孙为弘文馆学生。贞观二年（628）“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奉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征召天下儒士担任学官，扩增国学、太学等的生员；对通经者或授博士，或授官位。“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旧唐书·儒学列传》）太宗又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令全国学人传习。自高宗以后，儒学稍衰，尤重文吏。玄宗时奖励儒学，又重道教。在宗教方面，因道教教祖老子李耳是李姓，被认为是唐皇室的祖先，比较尊崇道教。然而在实际上，佛教受到除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的崇信，在社会上势力较大，影响也最深远。此外还有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不同范围流行。
1701174262
1701174263
二 唐初傅奕奏请废佛和高祖下诏沙汰僧尼
1701174264
1701174265
唐高祖李渊素来信仰佛教。隋大业一至二年（605—606），李渊任荥阳郡太守时，二子李世民有病，他先后到二寺祈佛保佑病愈，并敬造佛像，求全家福德。[1]在起义反隋途经华阴时，在此地造寺一所。李渊即位之后，在长安设道场举行法会。武德二年（619）立“十大德”（十位高僧）统摄僧尼，其中有吉藏、保恭、慧恩、海藏等。他还舍施原在长安的旧宅建兴圣尼寺，在举义之地太原立义兴寺，又造会昌寺、胜业寺、慈悲寺、证果尼寺、集仙寺等，为已故父母造等身像三躯供在慈悲寺。尽管如此，李渊从治国利益出发，曾对是否保护佛教发展产生过疑问。
1701174266
1701174267
太史令傅奕尊尚老庄和儒书，厌恶和排斥佛教，曾集魏晋以来反佛者言行编为《高识传》十卷。武德七年（624），他上疏朝廷，请除去佛教，其中主要内容有：（1）佛教“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2）妄说因果报应，“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书夜忘疲，规免其罪”，“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3）无佛法则国家“祚长年久”，兴佛法则“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4）请下令僧尼一律还俗，“令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按：十二年为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2]
[
上一页 ]
[ :1.70117421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