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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代天台宗名僧智旭（1599—1655）著《阅藏知津》四十八卷[103]，对1773部佛典作解题，注明书名、卷数、译著者，并就其内容作提要介绍；还提出新的佛典分类法，把佛典分为经、律、论、杂四部分，每部分又各分为二，经、律、论各分大小乘，其中大乘经按天台宗“五时”判教次序把大乘佛经分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大部。方等部之中包括“显说”与“密咒”两部分，而秘密部诸经归“方等密咒部”所摄。“杂藏”之中有西土撰述与此方撰述两部分。这种分类法为日本近代编印大藏经参照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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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史 第四节 唐朝的佛教史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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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总形势下，佛教文化也取得前所未有的高峰，佛教史书的编撰是其中取得成绩较多的领域之一。这些史书体裁、内容多样，既有继前代僧传的续编，也有汇总以往及唐前期儒、释、道三教争论的文献，还有反映某些佛教信仰、佛经传播历史和影响的专题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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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琳及其《辩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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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572—640），俗姓陈，原籍颍川郡（治今河南许昌），远祖随宦寓居襄阳，自幼出家，周游各地访师问道。在隋开皇十四年（594）夏，隐居青溪山鬼谷洞（在今湖北当阳市玉泉），广读佛儒书典，知识渊博，编撰《青溪山记》。在仁寿元年（601）入关游历今陕西一带，看到道教日渐兴盛，为深入了解道教，便蓄发改穿道士服装，潜心钻研儒、道经典。在义宁初年（617）假借道士身份进入道观，对道教自汉末张道陵和张鲁、张衡父子（三张）及东晋葛洪等人相继倡导和发展的道教各派及其教义、经典，所谓“三清秘典”、“九府幽微”[104]，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唐太祖武德初年（618）重新回归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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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令傅奕（554—639）尊尚老庄和儒书，厌恶佛教，在武德四年（621）上废佛奏章十一条，批评佛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应强制僧众还俗，为国家输租效力。武德七年（624），再次上疏请求废佛，并将奏状四处散发，以致一时之间“京室闾里，咸传秃丁之诮；剧谈席上，昌言胡鬼之谣”，对佛教造成很大冲击。高祖将他的奏议付群官议论，但支持者甚少。法琳向朝廷陈述反对意见，说佛教“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后又撰写《破邪论》对傅奕奏状进行详细批驳，说佛教“近则安国利民，远则超凡证圣”，“冥卫国家，福荫皇基”，断无废退的道理。在这期间，僧普应著《破邪论》、门下典仪李师政著《内德论》、《正邪论》皆对傅奕的奏议进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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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傅奕之后，京城道士也有积极响应者。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评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法琳怀着护法的情热，广引儒、道二教和佛教典籍，撰写《辩正论》八卷进行系统的反驳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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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并未消除唐高祖对佛教的疑忌和削弱佛教的念头，武德九年（626）五月下诏“沙汰”僧尼，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各州留寺一所。当年六月发生“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不久即位为帝（即唐太宗），致使这一废佛诏令未能实行。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在终南山为唐高祖建置龙田寺。法琳应请前往居住修行，从事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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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认为皇室李姓是道教所奉教主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李耳之后，为“宣畅祖风，遵嵩本系”，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下诏，虽说“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释迦贻训，理存于因果”，然而本意在尊崇道教而贬抑佛教，规定“自今已后，齐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京城僧众表示异议，推法琳上表陈述，称“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反同张禹漫行章句，从汉魏已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然而唐太宗不为所动，命官员强制僧众必须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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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向朝廷列举法琳所著《辩正论》所述批判道教的内容，告发法琳“谤讪皇宗，罪当罔上”。太宗大怒，下诏严厉训斥，说“毁我祖祢，谤黩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敕命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芬等官员按《辩正论》各章内容严加审问。太宗听报审问结果之后，又亲自审问法琳。法琳仍不屈服，在回答中竟称“拓拔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太宗谓法琳“爬毁朕之祖祢，谤黩朕之先人”，决意加以严惩。降敕借《辩正论·信毁交报篇》中有“念观音者，临刃不伤”的话，命有司监督法琳念七天观音，到七日后处决时，看他能否避免伤害。七日后，法琳对官员说皇帝征战救民，施政治国，功德无量，即为观音、势至菩萨，“论功比德，上圣道齐”，因此“七日已来，唯念陛下”。太宗知后，虽赦其死罪，然而仍命将他迁徙四川为僧。贞观十四年（640）秋七月，法琳行至百牢关菩提寺时因病逝世，年六十九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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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与秘书监、弘文馆学士虞世南（558—638）友善，义同金兰。法琳所撰写的诗赋碑志、赞颂箴诫、记传启论及三教系谱、大乘教法等，由虞世南编为三十卷，并为之序[106]。此集虽收《破邪论》，然而尚未提到《辩正论》书名。在虞世南逝世的第二年，法琳因《辩正论》而遭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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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正论》八卷，前面有弟子陈子良撰的序，说“论凡八卷十二篇二百余纸，穷释老之教源，极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可见此序当著于《辩正论》流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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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辩正论》编撰与流布于何时？彦琮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所载“高祖脱屣万机，文帝（按：唐太宗）摄政”之后法琳向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借书的信，说“今重修《辩正》，颇为经书罕备，史籍靡充，虽罄短怀，未知克就。……意者但是诸子杂书，及晋宋已来内外文集，与释典有相关涉处，悉愿披览。”[107]杜如晦《答法师书》谓“瞩傅弈之狂简，已制《破邪》；遇刘、李之讹言，将修《辩正》”，表示愿意借书，做他“护法”，“博采所须，广寻其要”。据《旧唐书·太宗本记》，武德九年（626）六月唐太宗率将兵杀太子建成，立为太子，“庶政皆断决”，八月即位。杜如晦于此年七月被封为蔡国公，贞观三年（629）进封尚书右仆射、刑部尚书，四年正月去世。据此可以推测，法琳于武德七年（624）在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之后开始撰写《辩正论》，在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至四年（629—630）向“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借书修补《辩正论》。弟子陈子良当在此后为此书写序。可以推测，在贞观十三年（639）九月法琳被囚禁受审之前，《辩正论》在社会上曾流行，而在此后已难以在世上公开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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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正论》由十二篇组成，请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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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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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表述主要采取问答体，问者为“上庠公子”（简称公子），或“儒生”，实际代表既通晓儒学，又了解并支持道教，对佛教也略有所知的儒者，乃至当政者；答者为“考古通人”（简称“通人”）、“开士”，是作者自况。卷五《释李师资篇第四》所说“儒生肉袒叩头矫手而舐足曰：余请罪矣，余请罪矣”，是作者幻想辩论得胜对手认输的情景。至于卷六《气为道本篇第七》、卷八《出道伪谬篇第十》斥责道士无知，“保伪为真，良可羞耻”，“偷佛经为其伪典”的“占衡君子”或“君子”，则是作者想象同意并支持他的儒者士大夫。在卷六《十喻篇第五》、《内九箴篇第六》，是针对道士李仲卿的“十异”、“九迷”所作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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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现仅作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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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卷二的《三教治道篇》上下，借回答上庠公子的批评和质询，对儒、佛、道三教作系统论释，基调是肯定儒学以忠孝为核心的纲常名教治国，道教以道德教人“远害全身”，佛教以慈悲“利生救苦”，称三者如同日月星三光，鼎有三足。对佛教作系统介绍之后，在回避对老子作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将重点放到对张道陵和张衡、张鲁等人发展起来的道教作全面批判上，甚至用所谓“鬼道”、“伪经”、“秽术”等丑化词汇对道教进行讥讽和攻击，有时将道士等同于西汉末年张角利用太平道起义的黄巾军，称其为“黄巾”，予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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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卷四的《十代奉佛篇》上、下，对包括晋（西晋、东晋）、宋世、齐世、梁世（包括后梁）、陈世、元魏（包括西魏）、高齐、周世、隋、大唐在内的十代的帝王、三公、宰辅、儒者、著名居士信奉佛教的事迹，作了比较全面而概括的介绍。涉及的内容有历代的佛教政策和兴佛举措，包括建寺、译经、僧尼数字等。这一部分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十代佛教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可以与其他佛教史料互为借鉴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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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的《佛道先后篇》、《李师资篇》，是借开士回答儒生的质疑和道教的《老子化胡经》、道士潘诞的奏文，驳斥道教宣称老子入天竺“化胡作佛”及“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等说法，说应是“佛先道后”，“佛是道父”等。这一话题是南北朝以来佛道争论的继续。最后以称“儒生肉袒叩头”、“请罪”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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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的《十喻篇》、《九箴篇》两篇是因道士（称之为黄巾）李仲卿写《十异九迷论》（所谓外论）神化老子（老君）而贬抑佛陀的而作，以《十喻》、《九箴》作针锋相对的批驳。《十喻》引用佛教的经典、传说将老子与佛陀加以比较，从二人的诞生、长相、教义等方面，贬称老子非为圣人，道教“非正说，尤假谬谈”，说“佛为圣主，道与俗乖，服貌威仪，不同凡制”，佛教优于道教等。《九箴》针对道教说周史无佛教记述、佛教传入后没见有成佛者、“傲慢君王”、“不仁不孝”，“不织不耕”，“不妻不娶”等，进行系列反驳，辩说佛教有益治国，无违忠孝，佛非老子所化，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篇》说“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宣称佛教“非尧舜、周孔、老庄所及”。《气为道本篇》说气是天地万物之根本，道教所奉之“道”本从气和自然所生，则属有所待之物，“既因他有，即是无常”，又借所谓“占衡君子”之口，批评道教对道君、大罗天、玉京等的说法皆属“谬谈”，斥道士是“无识黄巾”，“保伪为真，良可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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