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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信毁交报篇》借开士答释儒生对造像、写经、持斋、行道及念地藏、观音菩萨是否真有报应，能否“行善得祸，作恶无愆”的疑惑，引证佛经及《感应传》、《宣验记》、《幽明录》等书，特别突出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灵验传说，肯定佛菩萨佑护众生和善恶报应的说教，谓“善恶有归，报应无爽”。《品藻众书篇》先借通人野老之口，对以儒、道二教在内的“六书七籍，百氏九流”进行介绍，赞扬忠孝信义，然后以开士名义介绍佛经，称儒道百家“语未涉于空空，事终沦于有有”，毕竟未为“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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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出道伪谬篇》对所称道教改佛经为道经，盗用佛教教义，教男女交接（合气）之道、虚构天尊神灵、以诸子书为道书等十项，进行批判，称之为“十谬”。《历代相承篇》，对道教引进佛教的密迹力士、金刚力士等护法神灵，以及道士服装、节日、礼仪等，进行批评，建议朝廷组织三教学者“详检内外经史，刊定是非”，制定真实的道经目录。《归心有地篇》收录梁武皇帝《舍道敕文》，与道宣《广弘明集》卷四所载《舍事李老道法诏》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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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所撰《破邪论》、《辩正论》，内容涉及面很广，引证大量历史事实、历代佛教状况、重要佛教人物、三教文献和教义等方面的资料，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文献，其中《辩正论·十代奉佛篇》为信凭性较高的佛教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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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宣《广弘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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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至隋唐是中国从长期分裂走向南北统一的重要时期，是经历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之后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伴随着战争、混乱、民族流动迁徙等现象，最终走上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经过反复地相互碰撞、比较和激烈对抗、相互吸收和会通，在促进各自发展的同时，从整体上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所编录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生动记述这个时期三教交涉互动的关系，既反映了佛教富有活力地蓬勃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也反映了佛教继续通过与以儒、道传统文化碰撞和会通，不断扩大传播阵地和社会影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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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也是著名佛教史学家。他为补续梁僧祐的《弘明集》而编撰《广弘明集》三十卷，同样以弘法护教为基本宗旨。然而此书在编排结构上与《弘明集》有所不同。《弘明集》仅分卷而不将所收文章分类，《广弘明集》则将文章分为十大类（篇），编排于各卷之内。十篇是：归正篇、辩惑篇、佛德篇、法义篇、僧行篇、慈济（序作“慈恻”）篇、诫功篇、启福篇、悔罪（序作“灭罪”）篇、统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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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还将《弘明集》文章也作如此分类，并置于《广弘明集》中除慈济、悔罪两篇之外其他各篇目录之前。例如《广弘明集·归正篇第一》，首先列出“梁弘明集·归正目录”，包括梁明僧绍《正二教论》等八篇，然后才是《广弘明集》的篇目。道宣在各类目录前皆加小序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广弘明集》所编录文章可以看到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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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卷一所载伪书所载“商太宰问孔子圣人”（《列子》）、“佛为老师”（《老子西升经》等）不计外，从东汉明帝（汉显宗）佛教传入时佛道斗法传说，经魏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直至唐高宗时，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战乱、分裂和实现南北统一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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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弘明集》一样，《广弘明集》所收文字的作者除名僧外，儒者士大夫占很大比重，此外尚有历代帝王的作品。从作者的时代来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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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的体裁来看，散文占最大比重，有论、书、表奏、序、行状，此外尚有赞、铭、诗偈、赋、诔，以及数量可观，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反映朝廷佛教政策和重大措施的帝王诏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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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看，几乎涉及了此期间佛教史上的一切领域的问题，然而最多的是儒、释、道三家围绕佛教兴废和三教关系的论争，所收著作自然是以澄清、驳斥对佛教怀疑、讥讽和攻击的“护法”、“弘教”的文字为主。此外是围绕灵魂不灭等问题的争论。下面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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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道二教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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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在正式降诏废佛（574）之前，曾多次召集儒释道三教学者及群臣围绕三教优劣问题进行讨论。《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北周道安传》记载，司隶大夫甄鸾奉武帝之命，“详佛道二教，定其优劣、浅深、同异”。在北周天和五年（570）将撰写的《笑道论》三卷“三十六条”上奏，自谓“三卷者笑其三洞（按道教经典分洞真、洞玄、洞神三部）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经有三十六部”。文章对道教的《老子化胡经》、《文始传》、《化胡消冰经》等伪经及其庞杂的天地神仙鬼怪之说、修炼服丹成仙之说和大量编造道教经典的做法，以极其尖刻的语调加以讥笑挖苦。《笑道论》反映了北朝佛、道二教争论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了解当时道教依据的经典、道教教义和修行方术等，对研究北朝社会和宗教文化皆有参考价值。（此论载《广弘明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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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周学僧道安适应佛、道二教争论的形势，撰写《二教论》十二篇上奏北周武帝，对三教详加评论。提出所谓“三教”，实质只有佛儒二教，“释教为内，儒教为外……详览载籍，寻讨源流，教唯有二，宁得有三”？引证《汉书·艺文志》，称即使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诸家也皆属“儒宗”。说佛教属出世之教，在思想方面优于“方内之教”的儒、道二教。并且有意将老庄的道家与三张（东汉张陵、张衡、张鲁）、葛洪的道教分开，说“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篇，宗师可领”，而其他的道经则“徒讹惑生民，败伤王教”，或篡改自佛经，或纯属伪造。（载《广弘明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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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太史令傅奕先后七次上书唐高祖排佛，建议废佛（《广弘明集》卷六、卷十一），对佛教冲击很大。唐高祖下令整顿裁减佛、道二教，引起佛、道二教空前规模的激烈争辩。道士李仲卿、刘进喜分别著《十异九迷论》、《显正论》批评佛教。为此，僧法琳上书力辩，先后撰《破邪论》、《辩正论》进行驳斥。绵州振响寺沙门释明概撰《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门下典仪李师政撰《内德论》也对傅奕进行激烈批驳。（《广弘明集》卷十一至卷十四“辩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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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廷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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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必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在思想上也容易引起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道教的矛盾激化，以致招致朝廷下令禁毁佛教（“灭佛”）之举。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朝武宗和五代后周世宗都曾降诏禁毁佛教，史称“三武一宗”灭佛，曾对佛教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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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424—452年在位），从太平真君五年（444）下诏限制佛教，说佛教，禁止王公以至百姓私自供养沙门。翌年（445），因在长安一寺院发现兵器、造酒器具、财物和窟藏妇女，下诏大规模灭佛，诛杀沙门，焚烧寺院经像。然而由于监国秉政的太子拓跋晃缓宣诏书，使很多沙门闻讯远逃，部分经像得到隐藏，但北魏境内仍有大量僧尼被杀，寺院佛经毁灭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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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在557年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建都长安，史称北周。北周武帝（561—578年在位）在思想上崇尚儒家，重用儒者，按照《周礼》改革官制，经常召集群臣研究富国强兵之道。当时佛教已很强大，僧尼达200万人，佛寺30000余所。武帝要统一北方，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建德三年（574）命僧人、道士辩论二教的优劣，不久下令禁断佛教与道教。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一是对佛、道二教皆禁止；二是虽毁坏寺院，焚毁经像，但并不屠杀沙门，只是迫使他们还俗为民；三是设立“通道观”，提倡“会通三教”，但强调以儒家为正统。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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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北周两次灭佛事件，在《广弘明集》的“辩惑篇”中载有多种相关文献，如北魏太武帝《击像焚经坑僧诏》、北周武帝《大集道俗废立二教议》、《废二教立通道观诏》，《废二教已更立通道观诏》、沙门静影慧远《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及王明广《周祖天元立对卫元嵩上事》等（载《广弘明集》卷八至卷十）。在“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中，对历代排佛的代表人物，如北周卫元嵩、南朝宋慧琳、南齐顾欢、唐傅奕等人，皆列有传记。（《广弘明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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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廷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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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死后，宣帝开始恢复佛教。静帝时，身居丞相之位主持朝政的杨坚扶持佛教，废周建隋即位（隋文帝）后，继续奉行兴佛政策。仁寿元年（601）至仁寿四年当中，三次派僧、官员到各州奉送舍利，敕建塔安置供养，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在《广弘明集》卷十七所载隋文帝《隋国立佛舍利塔诏》、隋著作郎王邵《舍利感应记》、安德王杨雄《庆舍利感应表》（并答），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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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在开皇元年（581）下诏为父杨忠（武元皇帝）曾作过战的地方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此后下诏在当年平定北齐的相州战场立寺一所，立碑纪事。对此，《广弘明集》卷二十八载有《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铭》及《隋高祖于相州战场立寺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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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属于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唐太宗尽管曾自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通鉴》卷一百九十八），批评“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贞观政要》卷二十一），然而从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出发，实际对儒、释、道三教皆采取支持的政策。贞观三年（629）下诏在几个重要征战之地建立佛寺立碑“以纪功业”，并供给“家人、车、牛、田庄”。诏书谓：“望法鼓所振，变炎火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启福篇”中所载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度僧于天下诏》皆是记述唐太宗兴佛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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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灵魂是灭还是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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