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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460—494），博通经史、黄老之学，又笃信佛教。永明五年（487）任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在京都西邸设士林馆，招请四方文人学士来此讲论学问文章，又招致名僧讲论佛法。学士中萧衍（后即位为梁武帝）与沈约、谢緿、王融、萧琛、范云、任窻、陆翺等人号称“八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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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约450—515），博通经史，官至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曾出使北魏。萧子良在西邸延请文人学士，他也与内，盛倡“无佛”之说，写成《神灭论》，否认佛教的神不灭、因果报应和三世轮回之说，认为人的灵魂（神）依附于身体（形），人死神必灭。当时对佛教的神不灭论造成冲击。萧子良为此集众僧向范缜当面质难，然而未能让他改变观点。[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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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在西邸时曾与范缜为友，即位后有人将范缜《神灭论》奏闻，敕令光宅寺主法云驳斥，并示意群臣驳难。梁朝王公群臣应答者（包括“与公王、朝贵书”的法云）达六十四人，或斥神不灭论为“诡经乱俗”、“异学”、“异端”，或斥为“既违释典。复乖孔教”，“危辩”、“伪言”等等。[110]驳斥的文章除《弘明集》卷九所载萧琛《难神灭论》、曹思文《难范中书神灭论》之外；《广弘明集》卷二十二还载沈约（441—513，官至尚书令）所著《神不灭义》及《难范缜神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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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还编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编集从后汉佛教传入至唐高宗时围绕佛教与道教何为优劣、正伪以及兴废等问题争论的文献，对考察和研究佛道二教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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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宣《续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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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继南朝梁慧皎编撰《高僧传》之后，编撰了学术史料价值很高的《续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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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僧传》，也称《唐高僧传》。宋、元藏本为三十一卷，金藏（《赵城藏》）本及高丽藏本为三十卷。明藏（《嘉兴藏》）本虽内容与宋、元诸藏本相同，但分为四十卷。日本所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所载《续高僧传》用的底本是东京增上寺收藏的高丽藏本，卷数原是三十卷，然而在相关的卷后已将宋明诸藏《续高僧传》所增加的内容载录，并在每卷加注标明相当宋明诸藏本的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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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皎《高僧传》记述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终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前后453年，载正传257人，附传200余人，将所载僧传分为10科：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道宣生活在实现大一统的唐初，有条件搜集到南北历朝佛教界丰富的史料，所撰《续高僧传》虽称继《高僧传》而作，但对其所载内容作了修正或补充。原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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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穤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序而伸之。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解义、三曰习禅、四曰明律、五曰护法、六曰感通、七曰遗身、八曰读诵、九曰兴福、十曰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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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道宣原撰《续高僧传》是从南朝梁初（502）写到唐贞观十九年（645），然而增补了梁天监十八年（519）以前梁朝乃至北朝一些重要佛教代表人物的传记或对已有传记作了补充，当初并未想到写唐贞观十九年以后的史实。全书编撰正传340人，附传160人，分作十科，其中译经、习禅、明律、兴福四科与梁《高僧传》一致，而将义解改为解义，神异改为感通，亡身改为遗身、诵经改为读诵；并适应时代增加护法一科，又将经师、唱导合并为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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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逝世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十月。在编撰《续高僧传》之后，他又继编了《后集续高僧传》十卷。从他所编《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所列自撰书目中将十卷《后集续高僧传》置于三十卷《续高僧传》之后[111]来看，原计划是将两书并行传世的。然而道宣进入晚年以后已将《后集续高僧传》的内容按类增编到《续高僧传》之中，实际篇幅已超过三十卷或三十一卷，故到刊印明藏本时改为四十卷。现存《高丽藏》载录的三十卷《续高僧传》并承自道宣的初稿本，已经增补传记85篇，然而与五代义楚《释氏六帖》所引传记及与宋元藏本对比，明显有所删节，而宋元藏本基本是从承袭原本扩展而成。[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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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过增编的《续高僧传》到底收载传记多少？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13]统计为正传485人，附传219人；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统计为正传489人，附传229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高僧传合集》中所载的《续高僧传》是宋元间的三十卷碛砂藏本，“出版说明”谓正传498人，附传229人。笔者以日本《大正藏》第50卷以高丽藏本为底本同时又将宋明诸藏本补入的《续高僧传》为依据，重新作了统计，正传495人，附传215人。鉴于后世版本变换及内容增补为统计带来困难，这个数字也仅供参考。然而无论哪个数字，正传皆比初传增加2／5，附传增加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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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所增补传记的主人多卒于初传完成的贞观十九年（645）之后，有的直到道宣逝世前一两年的麟德元年（664）、二年（66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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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书中的名著，而且因为在记述南北朝和隋唐佛教人物事迹中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因为有很多记述可以用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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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宣在序中介绍在搜集资料和编撰《续高僧传》过程中：“或博谘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言约繁简，事通野素，足使绍胤前良，允师后听。”可见他或咨询前辈知情者，或向修行者打听，或查阅文集传记，此外调查南北国史、寻查城乡各地的碑碣，从而使所记人物、事件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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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记述人物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可以与其他史书的记事互相印证或补充。例如卷五《智藏传》记载，梁武帝曾想“自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直接监管佛教，因接受智藏的劝告则罢。隋文帝从仁寿元年（604）到仁寿四年（604）三次派人向各州送舍利，命建塔供养，在刚统一的隋朝有特殊意义，在昙迁、昙延、辩义、彦琮等人传中皆有记述，可与王邵《舍利感应记》等资料互补。卷二十四《明赡传》记载，隋炀帝曾制条令命僧礼拜皇帝，由于僧明赡带头反对未能实行；唐太宗听明赡讲佛教“以慈救为宗”，下敕在当年战阵之地豳州、晋州、吕州、汾州、洺州、郑州、洛州建寺；卷二十四《智实传》载，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秋，突厥入寇（原文称“猃狁孔炽，屡举烽爟”），甚至有迁都之议。在此紧急形势下，有僧法雅奏请在京寺选骁捍千僧别立团队抵御，虽得到朝廷允准，然而因智实激烈反对而未成。卷二十六《法融传》（明藏本）是道宣续初传而成，载武德七年在朝廷平定辅公纏反叛之后，左仆射房玄龄上奏，“入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平定辅公纏的时间不错，但房玄龄任左仆射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然而传中所引“关东旧格”的内容，仍有参考价值。据卷三十五《法冲传》，玄奘翻译新经，曾主张“不许讲旧所翻经”。法冲反对说：“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者，君可还俗，更依新翻经出家。”玄奘遂止。法冲“麟德年七十九”，与玄奘、道宣为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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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内一些记述和引证的文献，为研究佛教史提供珍贵可靠的资料。卷二《彦琮传》记载，引证彦琮著《辩正论》，对前秦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主张表示赞同，同时提出译经必须具备八个条件（八备）[115]。卷十六《菩提达摩传》说达摩是在南朝宋朝来华，后到北魏；所引《二入四行论》可以印证后世所传此论广略本的可信性。《僧可传》载达摩教导弟子奉四卷《楞伽经》，说：“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并且说慧可“遭贼斫臂”，而非后世禅宗所传是为求达摩传法而自断左臂。卷三十五《法冲传》比较完整地记载了达摩以后世代弘传《楞伽经》的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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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每一科传记之后，皆有作者的“论曰”，按类概论所记述的人物事迹、思想，简直就是十篇高度概括的学术论文，特别是译经、义解、习禅、明律四科的“论曰”，对代表性人物和佛学思潮皆有重点提示，对了解自南北朝、隋、唐初的佛教情况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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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隋唐是中国佛教初步实现民族化的时期。本传载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禅宗的创始人的传记，是研究佛教宗派不可欠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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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惠祥《弘赞法华传》和法藏《华严经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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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继南北朝之后，佛教界学僧对汉译佛经继续深入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唐代惠祥《弘赞法华传》、法藏《华严经传记》对佛教界最有影响的《法华经》、《华严经》及其译者、历代流传与研究等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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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惠祥《弘赞法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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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谷沙门惠详，生平不详，曾编撰《古清凉传》二卷。所编《弘赞法华传》十卷，设置以下八章，对《法华经》自三国传到中国至唐历代的翻译、流传及信仰、供奉等方面的相关人物、史事和传说作分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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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像。现仅有记述文字，未载录图像。记述古印度及中国历代修持《法华经》的信众制作象征法华信仰的景观、寺塔及举办以佛菩萨像庄严道场的斋会等十六则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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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译。记述自三国魏至南朝历代翻译《法华经》或其单品的情况及译者传记。最有影响的是西晋敦煌竺法护所译〈正法花经〉和后秦鸠摩罗什（意译童寿）所译《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所译本原有七卷二十七品，并且《普门品》无重诵偈。后人将南朝齐法献所译《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北周阇那崛多（意译德志）所译《普门品》的重诵偈收入，才构成后通行的七卷二十八品。还记述三国魏释正无畏尚译《法花三昧经》六卷，又指出齐萧子良的《抄妙法莲花经》、《抄法花药王经》、梁太学博士江泌女所诵出的《法花经》不属于正经。另外对《法华经》的异译、单品经（如《观世音经》）、伪经等也作了介绍。这些资料基本取自历代僧传和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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