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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俨（602—668），俗姓赵，后因在终南山至相寺、长安云华寺传法，人称至相尊者、云华和尚。长安天水（在今甘肃）人，年十二随终南山杜顺出家，学习佛法，受具足戒后，听读《四分律》、《阿毗昙八犍度论》、《成实论》、《十地经论》、《地持经》、《大涅槃经》等。随后在终南山至相寺随智正学《华严经》，参阅北齐慧光律师的文疏，深入研究《华严经》。遇异僧来访，告之曰：“汝欲得解一乘义者，其十地中六相[94]之义，慎勿轻也。”智俨受到启发，撰写《华严经搜玄记》，立五教，阐释六相，开十玄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入住京城云华寺，盛讲《华严经》，声名远扬，前来就学的僧俗弟子日多。智俨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十月二十九日逝世于清净寺，享年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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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俨弟子有薄尘、道成、法藏、慧晓、怀济、新罗义湘等人。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三《智俨传》说他所撰义疏、解诸经论共凡二十余部，“皆简略章句，剖曜新奇”。著作现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简称《华严经搜玄记》）十卷、《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华严经内章门等离孔目章》（简称《华严孔目章》）四卷，另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疏》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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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法藏——华严宗正式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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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643—712），字贤首，唐中宗赐“国一”之号，祖籍康居国（在今哈萨克斯坦国咸海以西锡尔河流域一带），故以康为姓，自祖父时徙居中国，父康谧在太宗朝官授左侍中。法藏自幼奉佛，十六岁时至岐州法门寺舍利塔前“炼一指”（烧指）以作供养。翌年辞亲，入太白山（秦岭一支，毗连终南山）阅读佛经，在回京探亲病期间，得悉智俨在云华寺讲《华严经》，便前往投师就学。此后，二十六岁受菩萨戒。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去世，武后为追荐冥福，舍宅为太原寺，并敕度僧。智俨弟子道成、薄尘遵师遗托连名推荐法藏为僧，法藏得以正式出家为太原寺僧，不久奉诏任住持。上元元年受具足戒，受赐“贤首”之号，从此在太原寺常讲《华严经》，并从事研究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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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流行的《华严经》是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有六十卷。法藏认为此译不全。印度僧地婆诃罗（意译日照）于仪凤初年至武周垂拱末年（676—688）奉诏在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翻译佛经，法藏前往请教并参与检校地婆诃罗带来的梵本《华严经》，从中找到晋译《华严经·入法界品》所缺的部分，译出（即《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补入晋译本。法藏逐渐受到武后的崇信。于阗僧实叉难陀（意译喜学）从证圣元年（695）至圣历二年（699）奉诏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佛授记寺译八十卷《华严经》，法藏担任笔受，武后亲临法座并撰经序。此后，法藏奉诏于太原寺讲新译《华严经》，传说在讲“华藏世界海震动”经文时讲堂及寺宇发生振动，寺具表奏闻，武则天御批“斯乃如来降迹”。此后法藏将新经所缺的地婆诃罗所译“入法界品”中的部分文字补入，为以后新《华严经》的流通本。法藏此后协助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等，还奉诏于内道场举办华严法会。在应召为武后讲经时，因武后问六相、十玄门之义，他以殿角金师子为喻讲法界圆融之理，谓“一一毛头各有金师子，一一毛头师子同时顿入一毛中”，受到赞赏，后撰《金师子章》进上。长安四年（704），法藏为大崇福寺主，在内道场讲“岐州舍利是阿育王灵迹”，武后听说后即派凤阁侍郎博陵崔玄玮和法藏、文纲等人到法门寺奉迎佛骨巡礼东西两京，供皇室臣僚参拜供养。武后死后，法藏先后为中宗、睿宗授菩萨戒，受到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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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十四日，法藏于长安大荐福寺逝世，享年七十岁。玄宗敕赠“鸿胪卿”，葬礼依三品格式，门人请秘书少监阎朝隐撰写碑文。法藏先后为五帝（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门师，受到朝臣礼敬，声名极为显赫。法藏门下弟子很多，著名嗣法弟子有宏观、文超、长安华严寺智光、荷恩寺宗一、静法寺慧苑、经行寺慧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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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的著作有百余卷，重要的有《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五教章》）四卷、《华严经指归》、《华严经文义纲目》、《华严玄义章》、《华严策林》、《华严三昧观》、《华藏世界观》、《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95]、《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金狮子章》、《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二卷、《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并序》、《大乘起信论疏》（《大乘起信论义记》）、《入楞伽心玄义》以及《华严经传记》五卷、《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六卷等。[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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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祖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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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观（738—839），俗姓夏侯，名大休，越州会稽（在今浙江绍兴）人。自幼出家学习佛教经论，稍长参访各地名师，探究各宗教义，先后从昙一学南山律；从金陵玄璧、剡州成都寺慧量学“三论”；从淮南法藏学“海东《起信疏义》”，又从杭州天竺寺法诜（诜法师，《清凉国师妙觉塔记》作“东京大诜”）学《华严经》义；在苏州从湛然学天台宗止观学说和《法华》、《维摩》等经疏；从牛头山慧忠及径山道钦学牛头禅法，并到洛阳参谒禅宗无名禅师“咨决南宗禅法，复见慧云禅师了北宗玄理”。[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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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学者可考者有：昙一（692—771）师承律宗相部宗法砺—满意—大亮的法系，撰《发正义记》阐明南山律、相部律的不同，阐发律学旨要。法诜（718—778）是法藏弟子慧苑的弟子[98]。湛然（711—782）师承玄朗，为隋智《摩诃止观》、《法华玄义》等多种著述著述作注疏，中兴天台宗。牛头山慧忠（683—769）师承智威，是以法融为祖的牛头禅派的六祖；径山道钦（714—792）上承智威—玄素，也传牛头禅法，唐代宗赐以国一大师之号。无名（723—793），据从五台山发现的《唐东都同德寺故大德方便和尚塔铭并序》，“初依北祖华严，从渐而入；后讨南宗荷泽，自顿而证”。“北祖华严”是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因曾住洛阳华严禅苑，被人尊称华严尊者（日本《元亨释书》卷十六《道璇传》）；“南宗荷泽”是慧能的弟子神会，以所住洛阳荷泽寺名为号。据《清凉妙觉塔记》，澄观“参无名大师，印可融宗”；清续法《法界宗五祖略记》谓“谒洛阳无名禅师，印可融寂，自在受用”。看来澄观从无名禅师处受到南宗顿教禅法的较大影响。[99]至于北宗慧云，情况不明，也许是普寂的弟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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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观还广读儒道经史、老庄诸书并研究语言文字、方术等学问。这样，澄观对8世纪后半期中国流行的三论宗、天台宗、禅宗、华严宗以及律宗等都有深入系统了解，积累了广博知识，为以后广泛吸收各宗教理建立自己的华严宗学说奠定了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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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时，澄观曾奉诏入以不空为译主的译场，参与新译经典的润文。大历十一年（776）他在读《华严经·菩萨住处品》时看到记述文殊菩萨住五台山说法的经文，受到感召，于是不远万里到五台山巡礼圣迹，并往传为普贤菩萨传法的道场峨眉山巡礼，然后再回到五台山，住入大华严寺。在此为唐新译八十卷《华严经》撰疏，此即《华严经疏》；后又作注释，撰《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贞元七年（791）应河东节度使李自良之请赴太原住崇福寺讲新疏。此后奉唐德宗之诏到长安讲佛法，协助般若翻译四十卷《华严经》（相当《华严经·入法界品》的重译），奉诏撰《贞元华严经疏》（即《华严经行愿品疏》）。澄观在长安先后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的敬重，常应召入宫说法，并且与朝廷重臣齐杭、韦渠牟、武元衡、郑薩、李吉甫、权德舆、李逢吉、钱徽、归登以及地方藩镇严绶、孟简、韦皋、韦丹等人建立密切关系。澄观《华严经纲要》、《法界法界玄镜》等就是应他们的请求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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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观先后受赐镇国大师、清凉国师、大照国师、大统国师之号，受任“天下大僧录”、“僧统”等僧官荣誉职位。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去世[101]。弟子达千人之多，著名的有海岸、寂光、僧睿、宗密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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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观生活的时代主要在“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藩镇割据和朝廷内部的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日渐发展，朝政日益腐败。在江浙、江西、淮南、湖南等地先后发生农民反抗斗争，在剑南、岭南也发生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唐朝迅速从盛转衰，社会危机四伏。在思想文化领域，针对佛教、道教在社会上的广泛深入的影响，儒家学者韩愈著《原道》、《原性》等文，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以来一脉相承的道统和儒家纲常名教，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李翱吸收佛教的心性思想撰写《复性书》，强化对儒家性善论和伦理学说的哲学论证，以维护儒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在佛教界，以南宗为主流的禅宗在地方藩镇支持下，以州府所在城市和山林地带的寺院为中心迅速风行社会。这种社会形势和思想文化背景，对澄观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他在阐释华严思想过程中，特别吸收禅宗心性思想和天台宗止观学说，注重发挥心性思想并且强调宗教实践，所提出的四法界论成为后世华严宗法界思想的典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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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观的主要著作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新华严经疏》）二十卷（现作六十卷）、《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四十卷（现作九十卷）、《华严经行愿品疏》十卷、《华严法界玄镜》二卷、《华严经略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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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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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780—841），因曾长期住陕西圭峰草堂寺，也被人称为草堂和尚。俗姓何，果州西充（在今四川）人。幼年学儒学经书，青年时期阅读佛教经论，年二十三入遂州（治今四川遂宁）义学院专攻儒学，本想通过科举入仕，两年后，有道圆禅师至此，因相见投缘，遂从他出家。[102]在他为沙弥时，曾随众到府吏任灌家赴斋，受赠《圆觉经》，读过之后很受启悟，决心深入钻研并弘扬此经。受具足戒后，辞别道圆，至益州（今成都）拜谒南印（惟忠）禅师。南印说他宜于传教，劝他到国都去。他到了东都洛阳，会见南印另一位弟子神照禅师，神照赞誉他是“菩萨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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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裴休拾遗问》）、《圆觉经略疏钞》卷四及《圭峰碑铭》，荷泽神会的门下有一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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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法观寺智如（俗姓王）—成都圣寿寺唯（或作“惟”）忠（俗姓张，亦称“荆南张”、“南印”）—遂州大云寺道圆［俗姓程，长庆二年（822）后被成都信徒迎归圣寿寺］ 、洛阳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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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是道圆的弟子。《祖堂集》卷六《草堂和尚传》也记载：“磁州如禅师嗣荷泽，益州惟忠和尚嗣磁州如，遂州圆禅师嗣惟忠，草堂和尚嗣圆禅师”。《景德传灯录》卷十三也有这种记载，但其中有明显错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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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撰文《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后有补充和修订未完稿，原意未变），认为宗密“存心诈欺，存心攀龙附凤”，伪造自己上承荷泽神会的受法世系。说上述继承荷泽神会的智如和尚当是“宗密捏造出来的”，后来虽看到日本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二）》第五章《荷泽宗的盛衰》，查到《宋高僧传》卷二九《道齐传》所附的《法如传》，但仍怀疑他的真实性。胡适又据《宋高僧传》卷十一《自在传》所附《南印传》，谓南印是成都净众寺神会（俗姓石）的弟子，净众神会应上承弘忍—智诜—处寂—无相的法系，与南宗慧能—荷泽神会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断定“宗密故意把成都净众寺的神会认作东京荷泽寺的神会”。[103]胡适的说法仍缺乏充足的证据。在《宋高僧传》《南印传》中明明记载南印在师事净众寺神会之前已经“得曹溪深旨，无以为证”，才拜谒净众神会，后成为其弟子。那么，南印是从谁受“曹溪深旨”呢？应当认为就是宗密的禅宗著述中的“磁州智如”（即《景德传灯录》中所说的“磁州法如”）。此人当即《宋高僧传》《道齐传》附传的法如（约722—810），他俗姓韩，慈州（磁州旧称）人，在东京出家，“往嵩少间，游于洛邑，遇神会祖师授其心诀”，后到太行山的马头峰下结茅居住传法，此地后建成寺，此即宗密所说的磁州法观寺。磁州地处太行山分布区域，法观寺未必如胡适理解的非置于磁州治所城内不可。宗密虽将他的俗姓误作姓王，并称为“智如”，但仅据这些不足以否定宗密所说自己承继荷泽神会法系的真实性。[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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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离开洛阳来至襄汉（此指襄阳，今湖北襄樊），在恢觉寺遇到病重的灵峰和尚。灵峰是华严宗四祖澄观（738—839）的弟子，把自己珍藏的澄观所著《华严经疏》、《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赠给宗密。自此之后，宗密遥尊澄观为师，潜心研读澄观的华严章疏，并向门下众僧讲述。元和六年（811）他离开襄阳到洛阳瞻礼祖师之塔，住永穆寺讲经，听众泰恭竟以断臂来表示对佛法的恳诚和谢师之恩。宗密写信派弟子玄圭、智辉送给在长安的澄观，表示自己对华严义理的理解，并遥叙门人之礼。澄观回信对他能如实理解他的华严撰述表示赞许，但认为泰恭断臂的做法不宜后学效仿，“当断其情虑，勿断其形骸；当断其妄心，勿斩其肢分”。（宗密的信和澄观的回信见载《圆觉经略疏》卷下之二《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宗密此后到长安礼谒澄观，在其身边师事数年，深究华严宗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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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和十一年（816）宗密住终南山的智炬寺，撰《圆觉经科文》、《圆觉经纂要》。此后连续住在山中三年研读大藏经。在元和十四年（819）先后住长安兴福、保寿等寺，撰《金刚纂要疏》二卷、《唯识疏》等。从长庆元年至长庆三年（821—823），退居地处圭峰之下的草堂寺（在今户县），有时住终南山丰德寺，先后撰《华严纶贯》、《四分律疏》、《圆觉经大疏》十二卷、《圆觉经大疏钞》二十六卷（现存已不全）、《圆觉经略疏》、《圆觉经略疏钞》四卷、《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等。此外还撰有《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六卷、《华严原人论》、《注华严法界观门》，对《大涅槃经》、《大乘起信论》、《盂兰盆经》等也著有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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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庆成节（文宗生日，十月十日），宗密应诏入京城内殿说法，受赐紫袈裟，敕号“大德”。前后住京城三年，太和四年（830）底回到草堂寺。[105]在此前后，他应裴休之请著《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实即《裴休拾遗问》），大约在太和七年（833）以后，集编《禅源诸诠集》，撰《禅源诸诠集都序》。（主要据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并序》，载《全唐文》卷七三四与《金石萃编》卷一○四，及《宋高僧传》卷六、《景德传灯录》卷十三本传、清续法《法界宗五祖略记》）[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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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于会昌元年（841）正月于长安兴福寺去世，遗体被迁至圭峰荼毗（火化），年六十二。宣宗大中七年（853）追谥“定慧禅师”之号，赐塔额“青莲”。由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裴休撰《圭峰禅师碑铭并序》（或作《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大中九年（855）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