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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以上见敦煌本《六祖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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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的这两首偈都是针对神秀的偈作的。神秀认为人身实有，是觉悟（菩提）的当体，而身内所秉的心性如同明镜一般，应当勤于修行除去情欲妄念，以使心性永远明净。这是劝人修善去恶，后人称之为“拂尘看净”，归之为渐教禅法。慧能认为，身与心皆不可执著，从根本说来是空无所有，众生所秉佛性本来是清净的，何有尘埃可染？第一首偈的第三句从宋代惠昕本《坛经》开始，一般皆作“本来无一物”。唐裴休在《宛陵录》中记载慧能的四传弟子黄檗希运的语录中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的语句，但未明确地说是来自慧能的得法谒。从般若学说来看，“佛性常清净”与“本来无一物”并无根本的差别。因为在大乘般若学说中，“佛性”也就是“诸法实相”、“法性”、“般若波罗蜜”、“毕竟空”等。“佛性常清净”是从第一义谛（真谛）说的，谓佛性超言绝象，本来是空无一物的。净也就是空。[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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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涅槃佛性学说，众生皆有佛性，但被情欲烦恼覆盖而不能显现。神秀的偈即据此意，认为应当通过勤于修持“观心”禅法断除烦恼，而使清净的佛性显现。慧能则运用般若中观的理论，认为垢净不二，以空扫相，直探心源，故说“佛性常清净（或‘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第二首偈原是借用神秀偈的前两句，但把“心”和“身”的次序似乎是有意搞颠倒了。它的后两句与第一首偈的意思是一样的，大意是说，即使从俗谛来说，众生现实之身所具有的先天的佛性，也是清净无染的，无须执意地苦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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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可见，慧能巧妙地把般若中观学说与涅槃佛性理论结合一起来表述他对修持禅法的基本主张。慧能尽管对佛教的经论没有系统地听学过，但他在曹溪和东山的寺院环境是听别人读诵过一些重要的大乘经典的，由于善于领会佛经的大意，能够把它们的思想融会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解脱的依据和修行方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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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忍对于慧能的偈是赞赏的，但在众人面前只是说“亦未得了”。在一个夜晚，弘忍把慧能叫到自己的房间，向他讲授《金刚般若经》的要点，传授禅法。“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弘忍还授给慧能袈裟作为法嗣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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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般若经》一卷，始译于后秦鸠摩罗什，与北魏菩提流支、陈真谛分别翻译的《金刚经》以及唐玄奘、义净各自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皆为同本异译。经内“实相者则是非相”，“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应无所住心”以及“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等思想，特别受到禅宗僧人的欢迎。弘忍不重看经、著述，唯重坐禅，提倡简短的《金刚经》是可以理解的。他选中慧能，向他口授《金刚经》的要义和自家的禅法，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是否传授祖传袈裟，笔者曾作过考察和思索。在印度曾有过传衣的说法，例如在《付法藏因缘传》卷一、《大唐西域记》卷九载有佛陀嘱咐大迦叶将来把他的袈裟传授给弥勒的传说。弘忍认为慧能根器非凡，对他在南方传播禅法寄予希望，故在授法时把自己的袈裟相赠也是可能的。当然，所传的袈裟未必是“达摩袈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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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从弘忍受法之后，连夜离开东山寺南归。回到南方后，他未能立即传法。这不外是因为：他尚未正式出家受戒；没有官府的支持，并且因为是密受东山付法而担心遭到有关僧众的妒忌，公开传法会遭遇麻烦。慧能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流亡在广州的新州、四会和怀集三县之间，过着隐遁的生活，经常与山间的猎人在一起，有时向他们讲述一些佛教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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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有一座古寺名叫制旨寺，也叫制止寺，传说建于三国时代，东晋改称王园寺，唐贞观十九年（645）改为乾明法性寺，武后时一度改为大云寺，宋代以后改为报恩光孝寺、光孝寺。唐上元三年（十一月改元仪凤，公元675年）初，慧能来到此寺。当时此寺名法性寺。有位精于戒律的印宗法师（627—712）正在此讲《涅槃经》。时值正月十五日，寺院悬幡，风吹幡动。众僧在堂中议论是风动，还是幡动。一僧说：“幡是无情，因风而动”；另僧说：“风幡俱是无情，如何得动？”第三僧说：“因缘和合故合动。”第四僧说：“幡不动，风自动耳。”如此议论不止。慧能在廊下隔壁听众僧议论，大声喊道：“幡无如余种动，所言动者，仁者心自动耳。”（《曹溪大师传》）在敦煌本和属于惠昕本的大乘寺本《坛经》皆无这个内容，但兴圣寺本《坛经》和后来的诸本皆有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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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宗听到慧能所说，赞叹不已。印宗也曾到东山参弘忍禅师“咨受禅法”（《宋高僧传》卷四《印宗传》），当听说慧能受衣法于弘忍门下时，对他更加敬重。《曹溪大师传》记载慧能应请向印宗介绍在弘忍门下所学的禅法，着重强调佛性思想，说“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涅槃经》中所说的佛性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把“佛性不二之法”称为“禅”，强调不二法门，是慧能禅法的重要特点。印宗此后为慧能剃发，依法举行授具足戒仪式，自任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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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溪传法和六祖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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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宗依照慧能的意愿送他到曹溪宝林寺。此后，慧能有时应韶州刺史韦璩之请到韶州治所曲江县内的大梵寺向僧俗信众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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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诸本《坛经》，慧能在曹溪一带说法，一是对僧俗信徒共同说的，如说般若波罗蜜法、顿教法门、坐禅、定慧关系、西方净土，以及授无相归依三身佛戒，发四弘誓愿，说无相忏悔，授无相三归依戒，说无相灭罪颂、无相颂等；二是对周围弟子的说法，都带有针对性，如对志诚说戒定慧，对法达讲述《法华经》要义，对智常讲四乘法义，对神会讲佛性，对弟子说三科法门三十六对，临终前授真假动静偈，真佛解脱偈，自性真佛解脱颂及付法嘱托等。其中都包含着对传统禅法特别是北宗禅法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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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的名声逐渐远扬，并为朝廷所闻。王维《能禅师碑铭》说武则天、唐中宗“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但慧能辞不奉诏。柳宗元《大鉴禅师碑》说唐中宗派使者迎请慧能入京，慧能推辞不往，但“取其言以为心术”。《曹溪大师传》记载，唐中宗在神龙元年（705）遣中使薛简到曹溪迎请慧能入京，慧能以病辞。薛简回京城以前，根据他所熟悉的传统禅法和北宗禅法，提出有关修行解脱的疑问，向慧能请教，表示要把他的回答带回京城上报皇帝并转告“京城学道者”。慧能作了简要的回答。主要内容有：第一，针对北宗主张通过坐禅达到解脱的观点，指出“道由心悟，岂在坐耶？”说只要体认诸法性空就是坐禅，此即为“如来清净禅”；第二，针对“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烦恼，何得解脱？”指出“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明与无明，烦恼与菩提……“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此即佛性，人人具有佛性，“在凡夫不减，在圣贤不增，在烦恼而不垢，在禅定而不净”；第三，心契真如实相，不区别思虑善恶，对一切事物都没有主观追求的意向，真正做到无念，就可达到解脱。此即为禅法要旨（心要）。《曹溪大师传》还载，中宗神龙三年（707）派使者到曹溪赐给慧能磨纳袈裟一领，绢五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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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溪宝林寺在中宗时一度改名中兴寺，后敕下韶州重修，赐额法泉寺，三年后改名广果寺，玄宗时改名建兴寺，肃宗时改名国宁寺，宣宗时改名南华寺。中宗下诏在慧能故乡新州将其故宅改建为国恩寺。（《曹溪大师传》并参考《天圣广灯录》卷七《慧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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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在先天元年（712）去世，年七十六岁。慧能生前，弟子曾问及是否付法并传袈裟之事。慧能表示，“法不付嘱，亦无人得”，“不得此衣，我法弘盛”（《曹溪大师传》）。慧能从唐咸亨五年（674）从弘忍受法，至去世之时，首尾四十年。从他受法的弟子很多，据惠昕本《坛经》有一千多人。有名的弟子有法海、志诚、法达、智常、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神会等人。在后世禅宗史上著名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南阳慧忠等人，也从慧能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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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北宗在北方比较流行。直到慧能晚年，他的顿教禅法才开始为北方所闻。随着禅宗的流行，从菩提达摩以来的历代祖师的名声也日益提高，于是在禅宗内部开始提出谁是达摩禅法正统继承人的问题。如前所述，北宗最早提出了以菩提达摩为初祖的祖统说，一是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的六代传承的世系；二是以神秀继承弘忍为第六代祖师。这些说法都发生在慧能生前或死后不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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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的弟子神会（684—758），在慧能死后到北宗盛行的南阳、洛阳一带地方传法，努力扩大南宗的影响。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与北宗僧人围绕法统的正、傍和法门顿、渐问题展开辩论，断言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力辩慧能是继承弘忍之后的六祖，南宗是禅门正统。在“安史之乱”（755—763）进行过程中，神会主持戒坛度僧敛钱供应唐军所需，立下功劳，在朝廷收复两京（757）之后，受到唐肃宗的优遇。神会死后赐谥真宗大师。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在神会的弟子慧空所撰的《神会塔铭》中已经称“达摩传可……忍传惠能”，以神会是继慧能之后的“第七祖”[160]。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通过诏敕“立菏泽大师为第七祖”，在宫中神龙寺铭记，并御制七代祖师赞文（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以神会为禅门七祖，慧能自然是六祖了。[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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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朝廷的直接支持下慧能的六祖地位得以正式确立，从此南宗成为禅宗的主流，北宗日益衰微。此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下诏追赐慧能为“大鉴禅师”（见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大鉴禅师碑》），自此南宗更加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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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慧能的禅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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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重心性觉悟的禅法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核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虽然也以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为主要依据，然而作了十分灵活的，便于一般民众理解的发挥，特别强调人人可以在生活日用当中通过自修而自悟自己的本性，迅速达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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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依据敦煌本《六祖坛经》和《曹溪大师传》等文献[162]，对慧能的识心见性的禅法思想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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