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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东方。现在让我看看，在相似的情况之下，西方所提供的例子。我选了但尼生（Tennyson）。他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诗人，可以举出来同远东诗人相较的。但是下面这一首短诗，却与芭蕉的十分相近。他的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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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 I pluck you out of the crann;‐Hold you here, root and all, in my hand, Little flower‐but if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root and all, and all in all, I should know what God and m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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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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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你从裂缝中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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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掌中，拿到此处，连根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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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花，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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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一切，连根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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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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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首诗中，有两点事我想提醒各位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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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但尼生把花拔下，握在他的手中，“连根带花”，而看着它，或许是有意的看着它。很可能他同把脚在路边篱墙发现一只荠花时，有着近似的情感，但是两个诗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芭蕉并不把花拔下来。他只是看它。他沉湎在默想中。他在心中感觉到某种东西，但是他并不把它表示出来。他只让一个惊叹号来说他想说的一切。因为他无话可活，他的感觉是太丰富太深沉了，而他没有愿望去把它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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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但尼生，他则是活动的与分析性的。他先把花从它所生长的地方拔下来。他把它从它相属的土地分离。同那位东方诗人十分不同的，他并不让花自己去过它的生活。他一定要把它从墙的裂缝中拔下来。“连根带花”，而这意味着植物一定会死。显然他并不顾到花的生命目的；他的好奇心必须满足。就如同某些医学家一样，他要把花活体解剖。芭蕉却甚至未曾碰到那荠花，他只是看着它，他“细细”看着它——这是他全部所做的。他是全然不活动的，这与但尼生的活动形式一个很好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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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特别愿意提到这一点，并且，以后还会有机会再提到它。东方是沉默的，而西方则涛涛善辩。但东方的沉默并不就是意味着黯哑和无言无语。沉默在许多情况中是于多言一般善辩的。西方喜欢言语表现。不仅如此，西方还把语言文字变为血肉，并使得这个血肉在它的艺术和宗教上变得过为显著，或者毋宁说过为浓郁、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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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尼生下一步做的是什么？看着拔下来的花，这朵花很可能已经在开始枯萎；他在自己心里提出这个问题，“我了解你吗？”芭蕉却根本不是好追根问底的。他感觉到他那朵卑微的荠花中所启示的一切神秘——那深深的深入所有的存在之渊源的神秘，他沉醉在这种情感中，而以一种无可说的，无可闻的呼喊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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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但尼生则继续他的治理行为：“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他之诉诸理解，是西方典型的行为。芭蕉接受，但尼生排斥。但尼生个人的人格是同花站开的，同“神和人”站开的。他既没有把自己和神相认同，也没有和自然相认同。他总是同他们分开的。他的理解是今日人们所称之为的“科学客观的”理解。芭蕉则是彻底“主观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因为主观总是被认作和客观相对立的，我的“主观”一词则是我想称之为的“绝对主观”的东西。）芭蕉即是处在这种“绝对主观”中，在其中芭蕉看到荠花，而荠花看到芭蕉。在此处并不是所谓移情、或共鸣、或两者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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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说“细细看”（在日语中念作 Yoku mireba）。细细这两个字意含着芭蕉在此处已不再是一个观望者，而是花变得意识到它自己，而静静的，滔滔的表白它自己。而花的这种静默的雄辩或雄辩的静默，在芭蕉的十七个音节中回响着。这其中有这多么深邃的情感，有着多么神秘的言词，或者甚至何等的“绝对主观性”哲学，也只有那真正完全体会过这些的人才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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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生，就我所见，第一点，他没有感情的深度；他全然是智力的、典型的西方心态。他是理性（Logos）主义的代表。他一定得说一些什么，他一定的把他的具体经验抽象化或理智化。他一定要从感觉的领域出来，到智力的领域，他一定得把生活与感受置于一套分析之下，与满足西方追根究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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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了这两个诗人，芭蕉和但尼生，作为趋近事实的两种基本态度之代表。芭蕉代表东方，但尼生代表西方。当我们把他们做比较时，我们发现两人各自表明了他们的传统背景，依照这个背景，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个体化的、智化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体系的、非人性的、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应用权力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他人他物身上等等。与这些西方的特点相对，东方的特点则可以述之如下：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独断的、直观的（或者宁可说是情意的）、非推论的、主观的、精神上个体化的、而社会上则是群体心理[1]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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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西方与东方的这些特点用个人来象征，则我必须提到老子（西元前四世纪） ——一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我把她认作是东方的代表，而他所称为的“民”则可以代表西方。当我将“民”用之于形容西方，我并没有这位老哲学家用这个字时所含有的贬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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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把他自己描绘为类似一个愚者。看起来就好似他什么也不知道，对什么事情也不感无觉。在这个功利世界中，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几乎是无话可说的。然而却有着一些什么，使他和一个无知的呆子不大相同，他只是外表上像一个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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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则与此相反，他有一双锐利的、看穿一切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像翱翔在高空的老鹰一样，侦察着外在的世界。（事实上鹰是某个西方国家的国徽。）然后是他的高鼻子，他的薄嘴唇，他的整个面部表情——所有这些都显示着高度发达的智力，以及行动的准备。这种准备状态可以比之于狮子。事实上，狮子和老鹰是西方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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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三世纪的庄子，有一个关于混沌的故事。混沌的朋友们受了他很多恩惠，而希望报答他。他们就互相商量而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留意到混沌没有感觉器官，来分辨外在的世界。有一天他们给他整了眼睛，第二天又给他整了鼻子，这样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把他变成了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有感觉的人。当他们为了自己的成功而互相庆祝的时候，混沌却死了。东方是混沌，西方则是那些好意的、感恩的、却不知当与不当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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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东方人无疑都显得黯哑而愚笨，因为东方人不是如此善于分辨和证明的，而且没有显示出如此之多明白的可见的智力。他们是混沌的，而显得冷漠。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智力上的混沌性格，他们的智力本身是不能够在人道方式的共同生活中，具有这么大的用途的。各个个体若不是把他们自身同无限相关，就不能够和谐而和平的在一起工作；这个无限，事实上是在每个有限的个体之下作为其基础的。智力属于头脑，他的工作较为令人注目，并且它可以完成很多事情，而混沌则在所有表面的动荡之下保持沉默与安静。他的真正依依从未浮现出来，让各个份子得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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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头脑的西方人，把他们的智力应用在他们各式各样的玩意儿上，来提高生活水平，并省却他们所认为不必要的劳力或贱役。因此，他们努力“开发”他们所能够接近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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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呢，则不在意去做各式各样的手工或下贱工作，他们显然的满足于“未开发的”文明状态，他们不喜欢做机器头脑的人，不喜欢把自己变成机械的奴隶。对于工作的喜爱或许是东方人的特点。庄子一则关于农夫的故事，在许多方面有其高度的意义，尽管故事中所讲的事情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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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务须得到比现在更多的研究。中国人不像印度人那样善于思辨，因之易于忽视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家。在中国的文人中，庄子的问题虽然最被推崇，他的思想却未得到所应得的评价。对那个时代流行着的故事，他是一个很好的收集者和记述者。然而，很可能他也发明了许多故事，来说明他的人生观。下面的一个故事，生动的描绘出庄子的工作哲学，那是一个农夫拒绝用桔杆[2]从井里提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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