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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平行为决策，即使有暂时的损失。现代人的决策行为也可能受了传统的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些传承下来的前提条件可能是先辈们在长达50000多年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从事狩猎，又从事采集。（Allman，1994）当时每个共同体大约有100人。（Leakey & Lewin，1992）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或者抵御外敌，一个部落的人必须合作。由于人们彼此熟悉，所以他们相信，帮助他人能够得到回报。如果表现自私，必定受到惩罚。人类的公正观念可能就产生于共同生活的这种早期形式，并传承下来。合作精神——有别于其他生物——至今还在这样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来：他们彼此非亲非故，可能彼此今生再不会重逢，也从不指望从中谋取个人利益。（Fehr & Gächt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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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同胞，鼓励合作行为。但是，如果自己的信任被他人滥用，感到自己被他人利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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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恩斯特·费尔和他的同事安排了一个每次有四人参加的游戏。每个参加者得到20法郎酬金后，让他们决定打算向一个公益项目投入多少钱。这个公益项目的特点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即使没有投资的人，也能从中受益。这项实验的负责人收集所有人的投资款项，加倍后平分给每一个人。在这个游戏中表现自私、投资少却收益多的人，就是搭便车的人。这时，那些对集体付出多的人对这样的行为会有什么反应呢？费尔和盖希特断定，付出多的参加者会对爱占便宜的人感到恼火，他们会对那些逃避为集体支付相应款项的人生气，因为这些人破坏了公平原则。（Fehr & Gächter，2002）费尔和盖希特在了解到这种情绪反应后，为那些慷慨的参加者提供了处罚自私者的机会，当然他们必须为这一举措支付一笔费用，也就是说，处罚是有成本的；这样他们还愿意负担这个成本吗？实际上经常有人受罚，但是最终受益的是集体，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爱占便宜的人就会越来越合作，支付他们理应支付的款项。在这场游戏中，通过处罚这一间接的途径创造了一种包括被处罚者在内人人能受益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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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消极，会作出非理性的决策。费尔和盖希特感兴趣的还有，如果实验因为这个举措而中断，参加者是否会受到处罚。如果真的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处罚者只能接受损失，而且不能指望自己的教育措施最终让所有的人受益。结果表明，经济人假设再也不会在被处罚者中间复活：处罚者违背理性，决定发泄怒气，因高额罚款而增加自己的损失，而不是至少要保全自己的财产。（Fehr & Gächter，2002）不管怎么说，西蒙所说的有局限的理性反正要受到被煽起的激情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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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把握决策的时候经常应用的启发式。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要进行决策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可以从中推导出最佳决策方案的明确原则。而且人们要假以时日，也许要在遥远的将来，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人们为了减少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于是就想到了启发式。启发学在多数情况下证明是有用的，但有时也会让人误入歧途，因为人们对其局限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两位秉性倔强而又截然不同的人”——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功绩，“他们曾经提醒他们共同的朋友，他们永远不可能相互达成一致”。（McKean，1985）然而，话是这样说，他们自从1968年在以色列第一次相遇以后，便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成果卓著的合作。研究启发学及其对人们的判断力的影响是他们的工作领域之一。下面介绍几种启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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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启发式。如果人们对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件印象深刻，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再发生了。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称这种情况为可得性启发式。（Tversky & Kahneman，1982）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真正摆脱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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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自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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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举的是可能导致许多人丧命的一些自然灾害、疾病、犯罪行为等等。这些可能的死亡原因成对编排。请您在最常见的一对原因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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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和业余时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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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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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事故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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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事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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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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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死亡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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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打完（×）后再继续往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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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查阅上述死亡事件的统计说明，就能看到下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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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和业余时间死亡：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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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1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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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事故中死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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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死亡：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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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谋杀：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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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死亡的行人：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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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4年统计年鉴，2002年联邦劳动保护和工业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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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栏列举的死亡事件的发生率都高于右栏。对上述作出错误说明的人，很可能成为可得性启发式的牺牲品。这种启发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媒体对戏剧性事件及其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极其频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由于频繁的报道，人们很容易回想这种事件。如果人们很容易就能回忆起某个事件（例如飞机失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Tversky & Kahneman，1982）人们如何估计危险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恐惧心理和其他情绪，而不是取决于对可能性的冷静分析。（Löwenstein et al.，2001；Slovic，2000）。同样，人们对核事故的恐惧很可能也是由可得性启发式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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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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