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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指向的振动通常被称为符号，而被指向的振动则是它的意义。于是，如果我问你符号“树”的含义是什么时，你就会把我领到户外指一棵树给我看，并解释道这就是我们都认可称作“树”的对象。正是通过这种被演绎得无限错综复杂的关联过程，我们的经验和现实才最终得以社会化和符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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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更为详细地注意一下，什么是这一符号化过程所必需的。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人体验到了振动，比如“wt-er”这个声音，只有大家同意将其指向它之外的另一个所体验到的振动时才能呈现出意义，即“真实之物”，比如水这一物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振动是同样完整的经验，所以在意义建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将连贯的经验断为两个片段，然后让其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这样，经验的完整性必须被割裂、切断和肢解。毕竟，如果某个事物具有了含义或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它指向了自己之外，那么也必须将宇宙至少割裂为两个片段：一个用于指向，另一个用于被指向，即指向者与被指向者的对立！难道这不是宇宙从自我分开，随后又背叛自我的又一明证吗？为了使我的生活有意义，就需要将我的经验和现实深深地片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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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真实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它不指向任何事物，因为它之外再无可指之物！真实的世界是无意义的、无法指向的。正如维根斯坦所说：“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本然的样子，并按其本然的方式运作着。它本身没有价值，如果有，它也就毫无用处了。”当然，这乍听起来很令人吃惊，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将无意义与虚幻或病态、荒谬等关联在一起，但这不过是反映了我们不再用被告诉的方法诠释和评估体验时的暂时恐慌。但是，当我们说现实的世界无意义、无指向或无价值时，我们不是指这个世界是低能的、混乱的、荒唐的，这些表达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只不过是负面的而已。相反，我们的意思是现实的世界无法指向任何事物，而且也不能被指向，这样我们就深刻地超越了意义和评价，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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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它自身就是终点，没有目的或目标、未来或结果、意义或价值。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舞蹈，有的只是当下。这正是佛陀用术语“真如”表达的洞见，世界以其“本然”或“如是”的方式存在着。爱克哈特将之称作“在”，老子称其为“自然”，印度教称之为“霎哈嘉”（saluija），柯日布斯基说得更到位，他将之称为“无法言说”。对于真实的世界、道的世界而言，因为它不存在任何概念、符号和映射，因此也一定不存在任何含义、价值和意义。正因为这一点，真如实际上是绝对、空、心灵的别称。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说真相中不存在概念时，我们指的不是实际上所有的概念都消失了，而是指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并未按我们天真的想法映射真相，因此它们也不具有我们想当然认为它们具有的意义。我们可以略微笨拙地说，真实的世界是纯净的，是没有对立的王国，其中的所有事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它们无法指向任何事，所以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它们指向所有事物，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以本然的方式，“自然”地存在着。它们不提及任何事物。我们说“树”这个字的意义就是真实的树本身时，那么这棵真实的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它又指向何处呢？有人问一位禅宗大师佛教的本质是什么时，他只是说：“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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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的观念和概念同样是这一非对立国度中的各个方面，在它们的本然中，它们同样从本质上不表示任何事物。它们将天空中的云朵一般显现于我们的脑海。所以，我们强迫自然的某一方面，即我们称为观念的那些，去代表其他方面，比如“事物和事件”，这不奇怪吗？实际上，这就像用花代表高山，或者说鱼的含义就是兔子一样。事实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论点，即使它不是结论性的，也是很杰出的，那就是制造意义和价值一事正是所有基本问题，即逻辑上的和心理上的唯一源头。莎士比亚说过：“事本无好坏，思想使其然也。”禅宗三祖僧璨曾说：“违顺相争，是为心病。”生命本无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讲没有什么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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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纯粹本然的国度建立起意义，方法就是将其片段化。因为有意义就是有所指向，有所指向就意味着分裂、二分，这正是符合化的工作所在！界限一划出，就足以创造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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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有此类社会映射的本质和功能，即通过对存在进行二分来建立意义、指向者和价值。别忘了，映射是指向别的事物的事物，只有借助指示和指向的力量，此事才具有意义。但是，我们会同时意识到这种二分不但存在于指示者和被指示者之间，也存在于施动者与动作、因与果、前与后、善与恶、真与假、内与外、对立物与其反面之间并形成对比。反过来，它们也是和我们的语言、逻辑、禁忌及其他社会映射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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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就意味着，意义、符号和映射都是认为世界是破碎的这一错觉中的一个碎片。所以，通过将各个社会映射的内在化，我们最终被说服，相信了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是以支离破碎的片段集合的形式存在的，其中的某些片段因为指向了其他片段而具有意义！但世界之所以显得如此支离破碎，正是因为那些片段成了我们用于理解世界的术语。我们接近世界的方式就是将其切割成碎片，然后急切地得出结论，这就是世界一直以来的存在方式。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我们的社会观念成为了个体的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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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游戏的此阶段，我们几乎完全将映射与真实的领域相混淆，因而彻底超出了映射的有用范围。我们的映射是虚幻的，它所具有的真实性就像把地球划分为经纬线，或是将一天分割成小时和分钟一样，但社会幻觉却难以消除。虽然它们也有用处，但如果把它们错当成事实，数不清的混乱将随之而来。1752年，英国政府重新排定的标准日历，把9月2日改为9月14日，结果国会议事厅威斯敏斯特前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人们为自己生命中被夺去了11天而惶恐不已！类似的，在美国有些地方，每年都实行夏时制，这时会有很多女人冲到市政厅，为自己的秋海棠少了一小时的阳光而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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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幻觉也许容易看穿，但许多其他的幻觉，比如生与死的分离及客观世界“彼处”的存在，却很难识破。原因是我们已被出于好意却同样被洗脑的父母和同辈人彻底洗脑了，其结果就是错把对世界的描述当成以本然空性存在的世界。这不正是印第安巫师唐望的教诲本质吗？正如卡斯塔尼达（Castenada）所说的那样：对于巫师而言，我们所知道的真相或世界不过是一种描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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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一假定生效，唐望努力引导我确信，我脑海中周遭世界的形象不过是对世界的描述而已；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被灌输着这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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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每个接触孩子的人都是一个说教者，不断地向其描述着世界，直到那个孩子能按照描述的样子认知世界才罢手。按唐望的话讲，我们已记不得那凶险的一刻，因为我们中已没有人具有将之与其他别的事物相比较的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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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唐望而言，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真实性是由无穷无尽的觉知诠释流构成的，我们作为具有特定成员身份的个体已学会了使其成为大家共有的。一旦我们接受世界的社会描述作为真相，我们想觉知真相的任何其他方面就变得难上加难。我们的眼睛胶着于映射，而自己并不知晓。因此，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社会映射从根本上把个体的觉知塑造成对于社会有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单元；而具有灾难性的是，体验和现实的所有方面中与这个普世的社会模型不一致的部分都被筛选出意识之外。也就是说，它们被压抑了其语言、逻辑、伦理和法律，它们被迫变得无意识了，这不仅针对某个个体，更是包括特定社会的所有成员，因为他们都认同了该社会对世界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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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一点，尽管生物社会带的功能为数众多，但按弗洛姆的话讲，其主要功能是真相的过滤器，对存在和人马座意识的主要镇压者。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解释道：“选择性筛选觉知数据，就等于承认了某些事过滤掉了其他事，这样通过一组文化模式觉知筛选而感知到的经验就与通过另一组筛选而得到的经验截然不同。”揭露得更为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学家莱恩，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的希望、感觉、欲望、愿望、恐惧、觉知、想象、记忆、梦想……不符合法律的话，它们将被判为不合法并被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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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非法的和被驱除的，但这些体验不会这么简单就消失。相反，它们会转入地下，并在那里形成生物社会意识不到的内容。如此便不难理解列维-斯特劳斯将无意识定义为符号功能的用意，而且雅克·拉康也坚持认为无意识“具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试想，在诸多事务中，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说出“不”，正如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一样，“不”是一种抑制的形式。不管怎样，我们的社会映射、词汇和符号几乎是普遍对立的，而且在所有情况中，二元对立都意味着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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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一般的意义来看，我们可以因此认为，生物社会无意识代表了存在觉知领域与抽象的映射和意义之间的巨大鸿沟，所以我们还天真地认为这种无意识可以“体现”这一点。让我们聆听一下弗洛姆对无意识“内容”的描述，但别忘了，我们必须将他所描述的仅视做生物社会带的代表，因为我们已清楚，无意识本身也存在着多个阶层。个体无法使自己意识到与其文化模式不相容的思想或情感，因此被迫压制它们。说得正式一些，何为无意识，何为有意识，这取决于（除个体之外，还有家庭条件和人性良知的影响）社会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情感和思想的模式。至于(生物社会)无意识的内容，那是无法归纳概括的,但至少可以说：它始终代表整个人，包括这个人的所有潜能，不管是黑暗的一面还是光明的一面；它始终包含各种答案的原则，而不管人因存在的示意提出了何种问题……(生物社会)无意识就是整个人,但不包括用于响应社会的那一部分。请记住，随着存在阶层的崛起，也就是说，随着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的出现，人的基本认同从宇宙转向自己的生命体，所以人从根本上会感觉自己孤立于时空之中。这个人或多或少仍与整个生命体，即人马座保持着联系，尽管他因人马座从环境剥离开的幻觉痛苦不已。随着生物社会带的突起，人马座逐渐被埋没于社会虚幻这个主人的重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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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一下雅克·拉康富有创意的洞见，权当是一个例子吧。他认为婴儿因学习语言而无法表达自我，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也无法永远满足其整个生命体的“生物需要”。拉康的最著名阐释者，美国人安东尼·维尔登（Anthony Wilden）因此说道：需求代表了儿童无法独自满足的最初的生物需要。因为儿童必须对他要学会说的他人的愿望做出反应……这些需要最终被诠释为词汇。词汇能将生物关系转变为人际关系，因为代表说话主体我或定义关系的语言不完备，因而导致已知无意识愿望的自相矛盾（类推地），却又无法表达出来（以数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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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他人的第一次恳求方式是哭。某个他人将满足他的某个需要，比如饥饿，但无法满足其需求。哭到底被诠释为何种信息？虽然我们都清楚那信息是什么，但却无法言表。我们总是能说出某事，因为语言无法表达所有需要表达的内容，而某事正是由此产生的无法表达之愿望的隐喻。相连词汇的转喻链导致了言语或语段链的产生，并徒劳地试图填补语言本身制造的空洞。此外，我们必须立刻认出觉知的社会化所驱逐的不但有大量的人马座，而且还有现实的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已设法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中幸存下来，就像过去一样。例如，语言就像对付人马座一样过滤掉了大量“外部世界”。这种过滤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极大强化了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这两种初级二元对立崛起后，世界变得看似“外部的”或“彼处的”，生命体基本地孤立于时空之中。从技术上来讲，对时空不去分别的非对立的生命体觉知，被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转变为存在觉知和人马座觉知，蒂利希已将其赋予了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定义，即人对“时空中困境”的觉知，但重点是，在生物社会带的过滤之下，即使是这种存在觉知或人马座觉知也被慢慢地扼制了。这就意味着社会因素深刻地塑造了个体对基本存在的感知。当存在觉知变得社会化和符号化时，这必定会强化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因为所有社会映射基本上都同意内与外的初级二元对立和前与后的次要二元对立。简单讲，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被封存，而人马座则被深埋于社会的伪装之下。终于，在这些社会幻想的负担之下和逃离死亡的途中，人马座向称作“自我”的幽灵投降，人吻别了他可怜的傻瓜弟弟。此时，人马座不再被简单地掩盖，而是被彻底地埋葬。人当然幻想天使与野兽应该分割开来：三级的二元对立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制造了一条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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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输入的一切就是，通过把自然的薯条分成若干份儿并标出价格，我们在本然之外或是空无之中制造出意义，并设计出复杂的游戏。然后，我们集体地将这种社会契约与真实的世界混淆等同起来。此时，那些不想参与游戏或不守规矩的体验者被逐出游戏。于是我们开始分割、分配自然并选择做游戏的那一方，当然，这都发生于存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的存在阶层，但整个过程被密封、被极大地扩展，甚至被加剧，最终导致了这种生物社会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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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讨论生物社会无意识的错综复杂并不在本章的范围之内。首先，它们的数目很庞大，太过复杂。其次，我们已从非常基本的角度探讨过该现象，即生物社会带，而作为社会分别或社会映射的母体，必定会筛选和过滤某些方面的觉知，因为整个生命体的体验显然比任何社会抽象或定义更为丰富，而且社会映射中所不包含的那些觉知方面构成了生物社会无意识的“内容”。换句话说，导致该问题的并不是这个映射或那个映射，而是社会映射本身的性质。映射意味着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则意味着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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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映射固有的对立本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也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些映射是对立的，所以它们一直在塑造觉知，但方向常常是矛盾的，因此，在被迫采取行动时它们注定会产生矛盾的结果。简略地讲，在从非对立的本然中制造出对立的意义的过程中，某些事必须要发生反作用。非对立国度中的对立映射被设下了恶作剧的圈套。现在我们有必要探索一下其中的寓意，二元对立不但意味着无意识，而且包括双重的束缚。结果，我们不得不承担这些似是而非或自相矛盾的社会映射和意义，它们暗暗地指向两个对立的方向。至少可以说，这种结果是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情景十分有趣，但不幸的是，玩笑开在了我们所有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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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理解该结果，让我们重申一下，生物社会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包含约定俗成的、分别的巨大网络或母体。我们的符号、映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社会意义都具有一种公共的特征，即它们控制着我们分割和描述实相的方式。现在这个分别的母体和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真正起作用的分割或分别其实是一种规则，而且规则反过来又控制着后面的行动。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心灵”分离或完全分别于“身体”，那么这种分别将会导致我们在研究心灵时可以忽略身体这一规则的出现，而我们受这一规则指导的后续行动也将只研究心灵。于是，这种分别（心灵与身体）一旦发生作用，将产生一种规则（忽视身体），而这一规则将导致进一步的行动（仅研究心灵）。简单地讲，正在发生的分别就是控制后面行动的规则。因此，生物社会带不但是人的觉知，而且还是其行为的最基本、最深刻和最普遍的模型。因为当个人分割实相时，他确实在如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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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社会带通过此方法决定了我们处置自己的体验方式，以便将其社会化、惯例化、符号化，对其进行评估、筛选、描绘、分割、打断并为其披上意义单元的外衣，进而通过这些分别中蕴涵的规则控制我们随后行动的方向。简言之，生物社会带是使规则具体化的分别母体，这些规则反过来控制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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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受特定规则集合控制的行动其实是一种游戏。这不是指我们所有的行动只是琐碎而轻率的；相反，此处使用的字眼具有最广阔的含义：我们的社会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游戏，它们依赖规则，而规则始终依赖特定的分别。在拯救一切的上帝和无恶不作之人之间划上一道界限，这将产生一个规则，即人只有与上帝接触才能获得拯救，这就是宗教游戏。在有价值的成功和屈辱的失败之间划上一道界限，这将产生另一个规则，要想变得有价值，一个人必须避免失败，这就是竞争游戏。一句话，分别导致了规则，规则反过来形成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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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能彰显其中的含义：如果我们做出了不恰当的分别那又会怎样呢？直截了当地讲，不恰当的分别可以导致矛盾或似是而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会导致自己击败自己和自己使自己受挫的游戏。那么，建立在适得其反的游戏之上的社会自然成了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温床。也就是说，社会的分别、规则和游戏本身可能就是隐藏起来的矛盾和悖论，这样按它们行事会使我们受到双重的束缚，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能确保我们永远赢不了比赛！下面让我们看几则例子：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从每个儿童的婴儿早期即对其施以诡计。第一个阶段，孩子被教导……成为一个自由的施动者，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源泉，这是一种微型的原动力。他接受了这种虚幻的想法，就是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他无法抗拒地成为他出生地的社区中的一员。对于这种社会教化，他无力反抗。奖励和惩罚在不断地强化这种教育。这构成了他所学语言的基本结构。“你可不能做那样的事”或“不要做盲目的模仿者，做你自己”，类似这样的评语在不断地刺激着这种结构。或者，当一个孩子模仿另一个他所欣赏的孩子的行为时，“约翰尼，那可不是你的风格，那是彼得的”这种教化的无辜受害者无法理解这种似是而非的困境。人们告诉他，他必须是自由的。一种无法抵挡的压力在他身上，迫使他相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他必定要成为某个团体中依赖的一员，而这个团体会将他定义为独立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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