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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为一位脑部严重受伤的女士提供咨询。长期以来的头晕让她近乎抓狂。她无法集中注意力、专注于一件事或连贯地思考，感觉压抑且高度紧张。她还失眠，时刻感觉失控。她认真想过自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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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疗程花了几个小时。不谦虚地说，我绝对是个聪明人。我让她相信，她经历的纯属正常，症状会慢慢消失，她要有耐心。我听她讲诉她的恐惧，让她感觉安全，可以放心倾诉。我能感觉到她立即松了口气，疗程结束后，她看起来平静踏实多了。我对自己的治疗技术非常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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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现了：我再也没见过那位女士，她也没有康复。我从别人那里听说，我的态度让她很不悦，疗程结束后她很生气。她觉得我并不了解她所经历的。她这样不买我的账，我一下失去耐心，也很懊恼。最令我不解的是，我居然不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跟她建立联系。这恰好吻合了一些研究，心理医生总是夸大自己的能力，贬低同行的失败：我们是最杰出的实践家，同事只是平庸之辈。有90%的心理医生自认为比同行更杰出，而专家、大学生、商学院毕业生、司机也是这么评价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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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好奇，为什么我不在疗程结束后问问她的感觉，征求她的反馈以做改进。其实我问了，但她撒谎了。很明显她对我不够信任。我觉得这也正常，因为觉得投诉很麻烦，所以我们也常常给别人的服务做出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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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正打算跟一位患者告别。我们刚刚在治疗中获得重大进展，我突然想到，也许对治疗进行评估是个好主意，可以了解真实情况以及原因。那时我热衷于参加工作坊，记得一个讲师说过，如果不对治疗结果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就应该感到羞愧。再加上我当时学了很多类型的新技术，又对其中一些治疗隐喻培训特别着迷，所以，非常期待能给我的患者带来显著改善。但是当然，改变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任何一种我在她身上用过的方法：强力对抗、诱导催眠、心理戏剧再现……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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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硬要患者告诉我在她看来哪一种方法是最有效的，并没有多大价值。她直接指着我鞋上的洞说，治疗时我总是跷着二郎腿坐，她每个疗程都在盯着这个洞看。这是我经常穿的最喜欢的一双鞋，但不知道鞋破洞了。不管怎么样，她没多说，最后总结说，她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无所不知的高傲的人，但当发现我并非如此，这给了她一些安慰。她说：“某种程度上，这让我觉得自己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连你都有不自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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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不是她获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对吧？我常常说起这个故事，每次同事都会说，她只是否认，不愿意承认我的功劳，或者仇视权威人士等。可现实是，我们多数时候并不清楚患者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的假设、理论和怀疑只是一些无法证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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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建立更加系统化、更具针对性的反馈研究，如：汉斯·斯特鲁普（Hans Strupp）、迈克尔·龙博（Michael Lambert）、布鲁斯·姆波尔德（Bruce Wam-pold）、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约翰·诺克罗斯（John Norcross）、蒂莫西·凯瑞（Timothy Carey）、大卫·彭斯（David Burns）。患者不仅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更是他们自己的专家。他们的故事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过去，特别是包含了他们最需要什么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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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问题，往大的方面说专业的核心问题是：自毁性的习惯是怎么改变的？心理治疗常常起重要作用，但是只是其中一块拼图。治疗外还有很多因素和事件一并产生作用：经济条件的改善、家庭支持、新机会、自愈、自发行为、冲动行为、偶然的交谈、电影或者书籍，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和理解患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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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对象不确定，显得复杂和模棱两可，而我们却试图用具体的、可测量的结果或者分散、孤立的变数来处理。有时我们在治疗中会偏离患者的自诉，还试图减轻他们的症状、改善他们的行为。这也许能满足科学要求的准确性，可是往往抓不住事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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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和未知的自己面对面 跟一位老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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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基（Jacqui）从年少开始就有暴食症，这占据了她二十多年来大部分的生活。现在她是个身材娇小、狂热的健身热爱者，她身材很棒，你根本想不到她曾有过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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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体重困扰我，”她说，“当一切都一团糟时，这是一个让生活重回正轨的方法。大学毕业后，我嫁给了一个专业运动员。在这个圈子里，人们会根据你的外表、体重、车、着装、钻戒大小、钱包来评价你。我的职业就是运动员的妻子，我得看起来富有，像奖杯一样金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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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雅基跟另一位女士观看她们的丈夫比赛，雅基袒露自己饮食失调。那位女士反应很大，警告说她正在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冒险。那位女士力劝雅基寻求专业帮助，一直到她同意在赛季结束后看心理医生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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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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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患者改变的起始点不是开始第一疗程的治疗，而是当他们第一次下定决心寻求帮助时。在预约之前的几个月内，雅基开始在脑海里想象与心理医生的对话，计划说什么，想象会是怎样的体验，告诉自己要咨询的专家并不了解自己，怎么可能了解自己的问题。正如其他患者所说，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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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雅基没有仅仅停留在寻求帮助的念头上，最终她预约了治疗。适应性障碍是由某些事件导致的沮丧。与此不同的是，多数慢性疾病，特别是上瘾、冲动失控、暴饮暴食这类则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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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基说：“谈话很有趣，带给我安慰。但一旦开始治疗，我发现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想要孩子的想法。我和丈夫特别想要个小孩，我明白我得有所改变，因为将来我要照顾小孩，那时这对我而言就够了。我想当妈妈，我那未出生的婴儿就是我想健康生活的理由。学着对其他的生命负责，我战胜了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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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基提到的“外部”和“参与”因素都发生在治疗之外，似乎这才是她关注的核心。跟我之前提到的众多研究一致，起作用的往往不只是心理医生的行为和技术、与他人的关系，还有发生在患者个人身上的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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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成为母亲的想法和朋友的催促让她开始康复之路，但是还不足以维持改变后的状态。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解释，开始改变比长期保持改变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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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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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基在孕期内尽量控制自己，有过几次反复：“当我想要平复情绪波动回到正轨时，暴食症又犯了。我又去看了心理医生，他提醒我需要时间，这是一场持久战。他说平均每个人要花7年时间才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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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雅基这个部分的故事很有趣，因为大家倾向于选择相信权威人士。一旦认可权威人士的意见，就会每周安排几次治疗，一般会花几年的时间。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如果没有长期的高强度治疗来挖掘隐藏的问题，真正的深层次的改变就不会发生。虽然我也认为这种治疗对于那些有时间、资源、信念和能正确阐述症状的小部分人来说有用，但大多数人却想在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就获得解脱。幸运的是，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和测试发现，暴饮暴食和绝大部分问题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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