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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知道，家庭生活变成了一场长期的战争。他们成了“吵架达人”，习惯性地设法胜过对方。如果戴维工作上取得了成功，萨拉就会让他感觉在家没有用。如果萨拉为他们某个孩子安排了一次极好的生日派对，戴维就会抱怨他必须支付账单。现在回过头去看，萨拉说她现在意识到正是自己让他的偷情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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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让他在家里赢，当然，他就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赢。因此，他就有了风流韵事，但我没有注意到。工作是他成功的寄托，当然也是他的选择，我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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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和戴维现在分开过了。当我问戴维，在他们婚姻破裂的过程中竞争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他若有所思。起初，他避开了这个话题，但在我们后来的谈话中，他又重新说起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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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我们都是那种竞争心强的人。我总要赢。我搞的那些暧昧，我猜你可以叫它们‘征服’，某种程度上它们只是我单身生活的继续。但我也想，如果我在家赢不了，明白地说吧，萨拉也不打算让我赢，那么，我只好到别的地方参加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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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情并不常见。学术研究指出，夫妻二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监护他们的配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多数人经历过所谓的“挖墙脚”或“第三者插足”。偷腥的两个最大好处是报复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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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布朗（Emily Brown）是一位婚姻治疗师，她在实验室里对夫妇间不忠行为进行了研究。她看到的是，偷腥几乎总是与权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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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奸是竞争的一种形式，”她告诉我说，“等于是说，有些东西我得到得不够，可能是性、关心、爱、成功，因此，我有外遇也是说得过去的。如果你把成败思维带到夫妻关系中，那是毁灭性的。不敢承认犯错也是一个问题。这些小的竞争因素只会产生裂痕，让人们慢慢地走向分手。如果妻子非常成功，很多男人也会非常挣扎。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如此，但很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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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学术研究证实了布朗的实验。凯特·拉特利夫（Kate Ratliff）和重广大石（Shigehiro Soshi）设计了一项实验，测试伴侣的成功如何影响自尊，他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性别差异。“男人的内隐自尊在他们的伴侣成功时较低，而在他们的伴侣失败时会增高，相反，女性的内隐自尊则不受影响。”他们谨慎地指出这些发现适合美国人，而在欧洲人和其他群体中存在着更多的变化，暗示人们的态度取决于社会规范，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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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竞赛也是权势的争夺，安·兰德（Ayn Rand）及其助手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之间的情侣关系是更有戏剧性的例子。布兰登比她年轻25岁，他对兰德一见倾心，成为她狂热的倾慕者（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在遇见她之后，他将自己的姓从“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改成了“布兰登”，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与她的亲密关系）。作为一名狂热的“信徒”，与兰德的暧昧关系起初让布兰登受宠若惊，他对这种关系的前景感到兴奋。他们信仰“合乎道德的生活应当是追求理性利己的”，既然他们各自的配偶知道，至少是默许这种婚外情的存在，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完全符合他们的信仰。甚至出轨所带来的性紧张好像也给他们的婚姻增添了某种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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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事情就慢慢变得清楚了，以身心交融为起点的这种关系（布兰登如此描述）其实是兰德特意谋求的事情，目的在于全面控制她这位年轻门生的生活。要维持对她的忠贞，布兰登必然对自己的妻子不忠，投入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思想为她工作，并且对朋友和同事撒谎，不承认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兰德坚持要保守秘密。换言之，他必须在身心上完全服从于安·兰德的需求。起初这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她是名人，而且他已经被她的思想观念迷得晕头转向了。但是，这种婚外情成为一种关乎存在的竞赛：谁更重要？谁的理念意义最大？在由爱、性、生意和金钱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谁是那个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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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布兰登年龄的增大和自信的增加，他对兰德的控制不再感到舒服，也无法再忍受这种“说谎和欺骗的生活”。兰德将其著作《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题献给他，并允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NBI）宣讲她的著作，他获得的这一切都是她赠予的礼物。当这种关系因受不了竞争的压力而破裂时，他们开始争抢赞助者、追随者和版权。兰德把每个人都看成是敌人或同盟。过了很多年以后，布兰登才清醒地认识到：因为竞争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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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破坏了我们之间自然而然的愉悦。如果你屈服于它的话，它就会夺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乐趣。这是反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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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布兰登年过八旬，看上去就像是一头白发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他仍然记得自己跟兰德的交往和某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她的照片仍然挂在他在洛杉矶的研究所的墙上，他会说起他的自传《我与安·兰德共度的岁月》（My Years with Ayn Rand），称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但是，他认为她对自由市场的狂热信仰不适用于私人关系和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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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安及其对人类心理的理解相竞争，这是一个错误。要是换个方式处理就好了。她的竞争心太强，太孤芳自赏。当时我没有看透这些。你不可能爱某些人，却又跟她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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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下来，长时间地凝视着我，足以打动人心的蓝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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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大冒险。她是理性的女巫，但理性不是爱情。爱在争吵中不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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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不平等，工作就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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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女关系是否公平。”治疗师埃米莉·布朗告诉我说，“我曾经治疗过一对夫妇，太太挣钱很多，先生是教会的财务司库，收入微薄。但他们都真正地热爱自己的工作。女方是养家糊口的主力，这种情况有很多。因此，它是可行的。我就认识这样的夫妇，但他们确实需要努力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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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40%的美国家庭中，女性的收入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在英国，这个数字接近25%。这些婚姻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他们共同致力于一个共享的项目，格伦达（Glenda）称之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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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和我都在为‘我们’工作，”格伦达告诉我说，“如果他整理床铺，我不会说‘谢谢你’，这就是原因所在，因为他不是在为我干活。我这样想可能是因为我当惯了项目经理。我会说‘干得好！’因为他是为我们干的，他是为这个家干的。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干的这些事情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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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达及其丈夫有合资办企业的感觉，他们都分别为它贡献出自己的技术和收入。她告诉我，关键在于双方都竭尽全力。如果你的家庭是不平等的，那在工作中也不可能被平等对待，而且这种平等不是用收入来测量的，而是你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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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婚姻看，有时候是我的丈夫独自承担养家的责任，其他时候是我赚的钱比他多得多。从一开始，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以此为生，而不管结果如何。在家里，我们努力共同应对事务，比如公平地分配照看孩子的责任、分担家务和安排好做我们想做之事的时间。额外多赚钱并不能“买”到额外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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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迪告诉我，同性恋伴侣的优势之一就是你说不准谁是主要养家的那个人，而且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角色假设。当辛迪和她的伴侣贝思首次相遇时，辛迪刚刚开始创业，是贝思在支撑着她俩的生活。一旦她的生意红火起来，辛迪就成了主要收入者。她说，这种现状确实让人感觉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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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在乎。我们轮流当主角。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没有焦虑了，这种关系在其他人眼里是怎样的？确实会产生很多较小的社会压力。在这层意义上，婚姻拥有很多股份合作的属性：你们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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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被突然抛弃”之后，伊莫金独自生活了10年。但她仍然想结婚生子。在遇到詹姆斯（James）之后，他们很快就结了婚，婚礼仪式在教堂里举办，很美妙，还有“一个非常简朴但很快乐的招待宴”。这不是比赛的高潮，而只是一个持续一生的项目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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