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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谢尔德鲁普－埃贝描述的那样，啄序总是呈垂直方向的。处于顶层的使用巨大的特权，可以享受更多的食物和安全感，而处于底层的则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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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观察到“极其严重的气氛笼罩着鸡舍，母鸡们表现出了很大的愤怒和恐惧”。啄序是不稳定的，小鸡们永远不会安宁。反抗会爆发，老一些的鸡尤其容易受到攻击。当新的母鸡被放到鸡舍里时，现有的鸡常常享有优势，并会捍卫自己的优越地位。它们吃的食物也会超过它们的所需，这就是权力的象征。但是，不论何时，“同一群体中的任何两只母鸡都知道谁在‘上’谁在‘下’……社会等级结构已经深入鸡的血脉，仔鸡长大之后就会表现出来，不管它们是与老一些的鸡一起喂养的，还是分开喂养的。换言之，社会结构的倾向是继承的，而不是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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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谢尔德鲁普－埃贝对母鸡间社会关系的分析表明他相当聪明，但是他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能力远没有那么成功。最初，他被挪威第一位女教授克里丝汀·邦内维（Kristine Bonnevie）纳入门下，根据谢尔德鲁普－埃贝的儿子说，他的这位导师“很霸气，高高在上”。当邦内维觉得一篇嘲笑她的文章出自谢尔德鲁普－埃贝之手时，两位科学家争吵了起来。谢尔德鲁普－埃贝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但邦内维对于他的抗议充耳不闻（后来发现那篇文章是由挪威当时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写的），并把他逐出了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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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这份工作，”他被告知，“你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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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像大多数科学家而言，钱并不是谢尔德鲁普－埃贝想要的东西。他渴望得到同行的尊重，并在学术体系内占有一定的位置，却被他的挪威同事拒绝了。他感到焦躁不安，于是游遍了欧洲，在接纳他的地方发表文章和教学。他的论文《对家鸡日常生活的生物学观察》于1924 年在德国出版，其对动物社会行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是，那对谢尔德鲁普－埃贝的挪威同行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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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他已经在德国成名了，但我们不喜欢他，”他的儿子回忆道，“所以，他们想方设法阻止他获得博士学位，这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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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德鲁普－埃贝继续拓展他的研究领域，他写儿童故事和诗歌，研究数学、化学、花香的强度和让旧种子发芽的难度。他写了100多本科技著作，不断地寻求自己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但徒然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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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55 年，”他儿子回忆说，“他收到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一封信，洛伦兹说：您的著作对我的研究一直影响很大。到了1973年，当康拉德·洛伦兹、卡尔·冯·弗里施（Karl von Frisch）和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三位科学家因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时，我对父亲说：你应该得此奖！毕竟，他发明了‘啄序’这个词。我的父亲就是发现它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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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记得，在他小时候，他父亲有一本剪贴簿，每当有报道他的研究的文章，他就会裁剪下来，并粘贴到里面。因为经常被人忽视，因此，他珍惜每一次被人提及和成为学术界成员的机会。父亲死后，达格·谢尔德鲁普－埃贝将10卷本的剪贴簿捐给了拒绝给他父亲授予博士学位的那所大学。谢尔德鲁普－埃贝敏锐地辨识并用图形标示出了等级制度和权力争斗，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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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留下了巨大的学术遗产。索尔雷夫·谢尔德鲁普－埃贝不仅提出了“啄序”概念，而且还带来了特有的认识，那就是我们都在为地位而竞争，而且它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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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你属于哪个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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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时间里，像谢尔德鲁普－埃贝的小鸡一样，我们暗中创建并识别出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置。社会等级制度在孩子2岁大的时候就自发地成形了，而且处理社会地位信息的生物系统也随之发育。谢尔德鲁普－埃贝观察小鸡行为的方式非常严谨，而采用同样方式映射人类行为的第一人是哈佛大学的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他躲在单向镜后面观察人群，尝试公正地评价主导地位是如何决定的。贝尔斯注意到，虽然一起来的人开始可能是平等的，但就像小鸡一样，几乎是立刻就出现了“向不平等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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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移开始将人分类，出现不同的角色和等级，并明确了群体中的不同社会关系。正如原有的母鸡更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在小组讨论中第一个发言的人是最有可能建立声誉和统治地位的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会迅速开始选定独特的角色，或确立活动范围。其中一人可能成为先进思想的专家，另外一人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反对者”。有些人会很擅长维持和平或缓解压力。其他人则赢得了尊重，而少数几个人只是受人喜欢罢了。但所有人几乎立刻就有了自己的角色和等级。贝尔斯得出结论：最受人喜爱的贡献者通常来自等级结构的第二层或第三层。“这不是不可能的，”他写道，“位列思想顶层的人也会最受喜爱，但显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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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密切关注对话创建等级制度的方式，但最近以来，事实表明甚至在说话之前，很多社会等级就已经出现了。仅仅是凝视和视线就可以确立统治地位：那些在说话之前就直视你的眼睛，并且持续这样做的人，不管说话内容是什么，他们会比那些目光迅速移开的人更可能占据主导位置。在身份标示被移除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受试者都能在会话开始之前，明白他们的相对等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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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的交流几乎是瞬间完成的，但它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哈佛商学院这样竞争超级激烈的环境中，艾米·卡迪（Amy Cuddy）非常清楚她所在课堂的啄序：暴君伸展着身体，做出她所谓的“很有权威”的姿势，占用很大的空间。与此相反的是，其他摆出“权力很低”姿势的人会蜷缩着身子，沉默寡言，几乎消失不见。她确信这些不同的姿势与智力无关，但让她很担心的是，它们可能与成绩相关。因此，她想知道单单改变一个人的肢体语言是否可以改变较为安静的学生对于地位的认知，她很清楚，这些学生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她问自己，“弄假成真”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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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试图改变这些学生的姿势时，卡迪发现很多情况下摆出明显“势大”的姿势并不会让他们舒服，也并不相称。所以她试着做一些更微妙的事情：面对关键的社会评价，如果学生还能采用“势大”的肢体语言，他们仍会给人留下“势大”的印象吗？卡迪设计了一个实验，即要求学生在一个模拟求职面试之前私下摆出“势大”的姿势，而且只需坚持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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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发现非常惊人。做出“身体强壮有力”的肢体语言，并保持两分钟，这些学生的睾丸素（显性激素）水平上升了大约20%，这让他们感觉更强壮。另外，他们的肾上腺皮质酮（应激激素）水平下降了大约25%。模拟面试的客观观察者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找什么，他们给“势大”学生的评价是：更有风度、更引人注目和更有吸引力。仅仅是私下做出更有权势的动作就足以向陌生人传达出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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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权力和等级的敏感性是直接的、无意识的和持久的。但跟视觉信号一样有影响的是声音。肯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斯坦福·格雷戈里（Stanford Gregory）发现，在可听到的人类声音的频率之下，还有一个低低的哼哼声，频率约为0.5千赫，我们都可以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辨别它的存在。这个哼哼声表明了社会地位。通过观察和倾听拉里·金（Larry King）访谈的声波，格雷戈里发现客人越有权势，比如乔治·布什（George Bush）、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金就会越多采用低声哼哼，以迎合他们的声音。但当他采访不那么有权势的客人时，比如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斯派克·李（Spike Lee）和丹·奎尔（Dan Quayle），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要配合金的声音。格雷戈里得出结论：人类声音较低频率的信号要比声音的高低传达了更多的内容，它传达的是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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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电视转播的19次美国总统竞选辩论，格雷戈里继续检验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人的辩论中，事实证明，单凭声音就能表明讲话者是否存在优势，并能准确预测民众的投票。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当上首相之后，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她降低了自己的声音，而这只是她有意识地表现自己女性柔弱气质的一部分做法。格雷戈里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我们都能接收和理解有关身份地位的无意识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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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也能传达地位，南方口音和常春藤盟校口音会成为时尚，也会过时。为了省钱去喜互惠（Safeway）连锁店，还是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2]，你在何处购物包含着客户可以理解和承认的身份信息。甚至节俭也能传达声望：与其他速冻胡萝卜放在一起时，你那本地出产的有机蔬菜可以为你的环保认证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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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伦敦从事广播业时，有三个问题可以精准地确定你在啄序中的位置：你做什么工作？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确定你的阶层、收入和前景，如果需要了解你的社会地位，人们看看它们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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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啄序没有那么稳定，而且本身更加易变。那些有钱人可能一夜之间会两手空空；那些满怀喜悦的人也可能一夜之间转喜为悲。我们所属的啄序不止一个，比如一名上班的职员可能是教堂里的牧师，但如果是一位具有艺术家身份的银行高管，他在作为艺术家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赚取利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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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纳、被关注和被钦佩的竞争永远都是青春期时更激烈，因为此时身份的认同是很脆弱的。一项针对高中生的观察性研究意在识别社会竞争与青少年吸烟是否存在着关联，观察结果映射出了啄序。当研究人员访谈这些孩子们时，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朋友处在什么层级上，在上面、下跌了、向上移动、在中间、在底部或被驱逐了。他们形容自己所在的社交世界天生就是纵向的，他们可以“识别、区分和标识同龄人的地位、威望和受欢迎的程度”。从收到的信息看，研究人员可以将青少年的关系在同一张图里表示出来，并且像谢尔德鲁普－埃贝描述他的小鸡一样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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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序与吸烟密切相关。青少年吸烟最大的群体是“顶层的”的女孩。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吸烟让她们觉得自信、独立、引人注目。但是，这项研究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对最高应激水平表现的识别。因为身处有保障的团体中间，在抽烟的时候那些女孩子最不容易受社交压力的影响。压力最大的啄序位置是顶层（那些怕失去优势地位的人）和底层（那些害怕被完全驱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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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在不同的时代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吸烟、乱交、展示自己的聪明和活跃、暴力和嗜睡，这些行为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这种竞争是无处不在和持续存在的，可以让人上瘾。才华横溢的玛丽亚·霍恩巴彻（Marya Hornbacher）在其回忆录《虚度》（Wasted）中，描述了人们为瘦身而展开的社会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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