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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研究主管部门申请经费时，我总是很谨慎，”有位科学家承认，“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获知你的想法，拒绝你的经费申请，然后用你的想法去干。我想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或是知道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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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本来是合作的平台，结果反而让大家陷入了僵局，因为竞争性研究人员害怕被别人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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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一个国际会议提交了论文，”有位科学家回忆道，“论题是关于护士的道德决策问题。很多著名的护理伦理学家找到我并询问是否可以复印我的论文，当时还没有发表……我跟我的博士后团队和导师谈到此事，他们说：‘你不会同意吧？要是同意你就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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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一次学会会议，提交了展示海报[1]，”另一位科学家吐露了心声，“然而几个月后，我看到一篇几乎一模一样的文章。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查看这篇论文提交的时间。几乎是同时，你知道吗？我不想说什么，但它们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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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的理科毕业生供过于求，导致在预期方面产生了危机，大批有抱负的年轻科学家开始把所有的同事和潜在的合作者当成竞争对手，导致的结果就是“保密、破坏、数据‘烹饪’和删节”，科学家现在称它们为“正常的不正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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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家觉得保护他们研究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全部分享研究发现时，保密措施很容易就会演变成虚假陈述。由于急于发表和确立优先地位，他们会略过关键性的细节，让同行科学家直接看到研究结果，这样被“山寨”的可能性更小。但如果没有完整的数据，其他研究者既不能理解其研究，也无法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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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经常谈论如何钻制度的空子，比如，他们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但会言过其实，或将研究结果分拆成三篇论文，其中一篇会比较连贯一点，或偷工减料匆匆地发表。同侪审查是指由同行审查研究记录，这个流程已经越来越多地招致批评，或导致复查，因为发表论文对于科学家的事业和声誉至关重要。正如杰拉西担心他在哈佛大学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偏袒一样，今天的科学家预料，当他们把研究论文提交给需要同行评议的期刊时，可能会被竞争对手的评审者拒绝或故意拖延。在经费的申请上也有同样的担忧。经费的评审者拒绝某一领域的研究并不少见，他们认为这样的研究只会徒劳无功，但其实是希望自己做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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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正常的不正当行为”并不是新生事物。在科研带来任何财务或体制性的奖励之前，期刊是专门为了确立优先地位的；这是科研必须提供的唯一声誉。但是，对地位的承诺激起人们修改游戏规则的欲望。1830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写出《英国科研的衰落》，明确了几种学术不端行为，并称之为数据的“修剪”和“烹饪”。他还悲叹“取悦者”的盛行：科学家非常渴望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以至于他们总是顺应流行的观点，永远不会冒险与人争吵或辩论。然而，自从巴贝奇那时以来，科学家背负的压力有增无减，不仅是因为科学家人数过多，还因为“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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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是社会学家基思·斯塔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创造的，引用自《圣经·马太福音》：“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这意味着获胜者更容易为自己吸引更多的好处，因而永远使自己处于一个更强势的地位，进而赢得更多。如同在体育运动中，只有少数金牌获得者能得到商业代言、专业赞助、顶级教练和优质设施，而其他人只能去争抢他们的残羹剩饭。在科学界也能看到马太效应，顶级科学家得到的回报是报酬丰厚、安全的工作、一流的设施和名誉。他们还发现自己易于得到研究资助，成果也易于发表，并且经常受邀在世界各地的会议上讨论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则必须为资源不足的研究项目和有限的经费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某些国家，甚至政府的政策都把重点倾向了所谓的英才中心，而把其余的人抛在一旁自生自灭。马太效应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公平，科学家似乎并没有因正义问题而心烦意乱，让他们感到烦恼的是它没有产出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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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是增殖和增量的活动，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小发现来累积成变革性的事件。小发现可能没那么重要，但如果没有它们，也就无法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但科学家们不知道这些小的进展会是什么，尤其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发明聚合酶链反应（PC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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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穆利斯正为鲸鱼座公司工作，这是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尔的一家新建的生物技术公司。他的工作是复制DNA，他说这份工作重复、缓慢而无聊。一个周五的晚上，当开车去周末度假小屋时，穆利斯想到了一个自己做不到的实验，但他有了一个想法，可以从根本上改进DNA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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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周，我向任何愿意听的人描述这一想法，”后来他写道，“没有人尝试过，没有人能发现漏洞，然而也没有什么人特别热衷。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我关于DNA的想法是荒诞的，有时我也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这一次我知道我会有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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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有重大发现。穆利斯因聚合酶链反应的发明使得后来的遗传学革命成为可能，并且广受赞誉，1993年，他凭此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过去没人觉得穆利斯是一个大科学家，他没有发表过多少论文，没有赞助商，也不在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而且聚合酶链反应所需的科学基础已经存在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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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科研故事（有很多）成了传奇，因为它们说明胜利者是无法被挑选或计划的。有本杂志写道：“没有水晶球或时间机器，不可能识别最顶尖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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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马太效应变得危险的原因。如果有可能挑选胜者，将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因为我们不能，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会减少多样性，降低生产力，增加风险。科研依赖于将很多鸡蛋放在非常多样的篮子里。但科研的马太效应会减少篮子、鸡蛋和存活的鸡，还会建立台阶非常陡峭的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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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科研马太效应时，我所见过的科学家都立即承认其无处不在，而且从整体上是不利于科研的。年轻的科学家从这种环境里学到的东西是有害的：每一位同事都是竞争对手，每一次协作都会构成威胁。现代科研的严酷现实，让每一位研究者都参与到了学术明星的竞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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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骗子都是取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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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物理学界出现了一颗新星，他就是J·H·舍恩（J.H.Schon）。舍恩是一位腼腆的德国物理学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刚过30岁就已小有名气。抵达美国初期，像很多年轻科学家一样，他的工作不稳定，他的研究数据似乎也没有发表的价值，只能做短期的实习生。之后，他的研究数据质量提升。舍恩进行的研究是找出将非导体的塑料转变成半导体甚至超导体的方法，它将为计算机行业、激光技术和纳米技术带来巨大的改变。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科学家说：舍恩的研究“打败了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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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恩是一个典型的“猫头鹰”：害羞，不善交际，更愿意独自研究。由于签证的缘故，他不得不经常返回到德国的实验室，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在那里取得的，而且他还在此继续某些研究。因此，虽然他是一个狂热的篮球运动员，也很友善，但他的研究多数时间是孤独的。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声誉，反而因其孤独有所增强。据说舍恩有一双“神奇的手”，虽然偶尔有合作者，但其很多行为加重了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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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正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贝尔实验室被誉为研究成果最多的实验室：它培养出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并发明了晶体管、激光、信息理论、UNIX和C + +计算机语言。但在舍恩到来时，贝尔实验室由美国朗讯科技公司拥有，其股票价格正在下跌。高级管理人员在压力之下要削减成本，并渴望取得大发明，找到实验室继续存在的理由。舍恩的研究刚好符合要求：学科受人瞩目、可以直接进行技术应用。舍恩发表在《自然》和《科学》的每一篇论文都提升了贝尔实验室在知识界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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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舍恩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35岁以下创新者”之一，他制造出了“单分子晶体管，其电气性能可与当今最好的硅器件相媲美，却小了数百倍……舍恩的精巧设计让贝尔实验室在这场比赛中确立了领先地位。但舍恩对简单地重新改造晶体管不感兴趣……他还帮助发明了第一个电动有机激光器，这可能意味着会有更便宜的光电设备出现。轻声细语的舍恩说，他的分子晶体管如此有效让他‘备感惊讶’。但是，如果说舍恩改变了微电子学，人们并不会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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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舍恩的导师伯特伦·巴特罗格（Bertram Batlogg）要去瑞士工作时，舍恩询问同事他是否应该跟着去。朋友说他应该留下来。如果他跟巴特罗格一起去，他的导师会沾光，他说：“亨德里克，你就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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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两年里，舍恩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论文。科学界非常兴奋，贝尔实验室也非常骄傲。同时，主要的科技期刊对于其新研究论文的优先发表权也展开了激烈竞争，以至于纷纷缩减审查其论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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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尤吉尼·塞缪尔·赖克（Eugenie Samuel Reich）在《神奇的塑料》（Plastic Fantastic）中写的那样，舍恩的研究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至于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纷纷复制其实验来重现其效果。当无法做到时，他们就自责，认为他们的技术力量不够，材料欠佳，或设备有毛病。伯克利分校的乔·奥伦斯坦（Joe Orenstein）实验后未能得到舍恩的结果时，他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笨手笨脚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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