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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尼苏达大学，世界超导权威之一的艾伦·戈德曼（Allen Goldman）和他的一位博士后阿南德·巴塔查里亚（Anand Bhattacharya）希望胜过舍恩。在尝试重现舍恩的结果近一年之后，他们毫无进展。巴塔查里亚写信给舍恩，寻求帮助。舍恩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仍然毫无结果。这位博士后变得愈来愈沮丧，因为计划只用2到3年的研究要拖到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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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的代尔夫特大学，露丝·德·波尔（Ruth de Boer）基于舍恩的发现进行的博士研究似乎也是颗粒无收。她几乎要流泪了，想要退出。在佛罗里达州和日本的科学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否定的结果似乎不会成为研究发现，也就没有人发表任何的论文，没有科学家想要把失败传播出去。“只是因为你不懂科学，”一名研究员评论说，“并不意味着它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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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1年，舍恩开始了“发表狂潮”，单在2001年11月就发表了7篇论文，于是猜测满天飞，说他将获得诺贝尔奖。随着舍恩越来越出名，他也变得更加与世隔绝，宁愿独自一人吃饭，或与不同研究领域的德国研究员一起出去玩。任何对舍恩研究的批评都会被视为竞争性嫉妒而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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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电性和纳米技术正在成为此类热门话题，《科学》开始发表舍恩在“科学快讯”网站上的一些研究。但是，随着发表论文的积聚，问题也如期而至。数据看起来太规则了，没有足够的“杂音”，没有不适合的随机数据。舍恩描述的很多结果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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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舍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他的同事劝他公开更多详细的信息，以便其他科学家能复制他的研究发现。他做不到。科学界一些成员虽然怀疑他惊人的论文出产能力，但许多人被他的光环眩晕了双眼。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期间，他受到物理学教授莉迪亚·索恩（Lydia Sohn）的挑战，但很快她就因孤立无援而选择沉默。当她离开时，另一位教师直截了当地问她最近在《科学》或《自然》杂志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康奈尔大学的保罗·麦克尤恩（Paul McEuen）说，舍恩和他的同事是“金贵之人，你不能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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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恩研究论文的总量引起了麦克尤恩的怀疑。2002年5月9日，他彻夜未眠，对比舍恩在不同论文中的数据。虽然舍恩声称使用了不同的材料，但数据是相同的，并且多次重复。第二天早上，麦克尤恩得出结论：“这东西是假的。”太多的图表过于相似，没有足够的“杂音”或混乱来证明不同的实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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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4年的时间，舍恩把同一个实验的数据用到了多篇论文中，他根据数学方程式绘制图形，而不是实际的结果。现在，舍恩的28篇论文被撤销，博士学位被收回，奖项被作废，德国研究基金会禁止他在8年内从事科研（这一禁令现已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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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恩伪造数据纯粹是因为他感到了竞争压力吗？根据尤吉尼·塞缪尔·赖克对其故事的研究，舍恩就是一个取悦者，不管你想听什么，他都会给出一个讨你喜欢的解释。舍恩知道周围的竞争压力，并通过制造影响力来应对。同样，贝尔实验室想要也需要“舍恩让实验室出名”，这巩固了其在科研和经费上的地位。《科学》与《自然》为他那令人惊叹的论文展开了争夺，双方都想方设法成为第一个发表它们的杂志。而亲自动手得知该实验可能无法复制的科学家并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们失败了。环顾四周，舍恩看到的只有竞争和对竞争的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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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恩是科学史上最大胆、最极端的骗子之一。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据说，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贝斯医学中心工作的麻醉师斯科特·鲁本（Scott S. Reuben）伪造了自1996年以来21篇论文的结果。他的研究似乎为多模式镇痛提供了支持：使用非类固醇的抗炎药和神经性药剂以取代鸦片类药物来缓解疼痛。他的所有科学论文现在都已被收回。但也许最大胆的欺诈是由韩国人黄禹锡（Hwang Woo-Suk）犯下的，他声称已经克隆出人类胚胎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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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欺诈也并非局限于所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存在相应的丑闻。其中最臭名远扬的当属荷兰社会心理学家戴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他“证明”了吃肉使人更自私，而且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白人更有可能歧视黑人。《科学》杂志到处宣扬斯塔佩尔的研究会对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也升任蒂尔堡大学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院长。但他不让学生参与他的研究或仔细分析其数据，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斯塔佩尔的数据都太完美了：原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只公布能证实其假设的结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扭曲整个实验。最终，斯塔佩尔的55篇期刊论文被撤销。谈到他的所作所为，斯塔佩尔感到悔恨，但他却拿竞争为借口：“资源稀缺，你需要拨款，你需要钱……我就是一个推销员。它就像一个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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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有一个广泛的共性，那就是他们几乎都是取悦者：他们的直觉很强，别人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他们的研究强化了刻板印象和预期，既非原创，也无创新，他们知道成功的原因，并且只想走捷径。他们不必是原创的思想家，但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因为成功的定义很明显：重点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或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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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恩、鲁本、斯塔佩尔和许多其他的科研欺诈指向一个趋势：当研究论文被证明是欺骗、不可靠、不完整或不准确时，它们就会被撤销，这种撤稿率与日俱增，令人担忧。2011年10月，《自然》杂志报道：过去10年以来，在发表的论文数量只增加了44%的情况下，撤销的数量却增加了10倍。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若考虑到错误、匆忙发表和误导性的研究，这个撤稿率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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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被撤销是因为发现它们包含错误（73%），或因为它们是欺骗（26%）。虽然剽窃令人忧心，但伪造（编造数据）更令人恐慌。出版物不是互联网，不是说撤销就能立刻消失的，错误的研究可以影响很长的时间：有一项研究表明收回的研究论文在24年以后仍然被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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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论文是激烈的竞争压力所产生的一种症状。工作职位太少，工资低，科研人才被严格分成赢家和输家，对科研本身的爱很容易就被抛弃了。在某项研究中，17%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承认他们愿意“选择或省略数据，以改进他们的研究结果”。81%的人愿意选择、省略或者编造虚假数据，以赢得拨款或发表一篇论文。你可以称它为科研的戈德曼困境：如果奖赏足够大，冒险似乎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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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率的上升当然浪费很多资源、时间和机会。每完成或准备做一项实验，就有另一项实验无法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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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大学医学教授范恩（Ferric Fang）看来，这种撤稿率和欺诈的上升表明科研竞争普遍出现了机能失调。作为《感染与免疫》（Infection and Immunity）的编辑，范恩要直接面对科研上的不端行为，他的一位作者森直树（Naoki Mori）就曾篡改了数据和图表。因为这次经历，范恩感到很不安，于是，他启动了自己的研究项目，想要确认这个问题有多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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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我们发现，杂志越重要，撤稿的数量越多。但你还会看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失调：过去的研究被当成新的成果，反而卖了个好价钱。在科研上，只要有人发现了积极的成果，我们就会奖励他们，其实这是错误的激励。如果把竞争的强度降下来，如果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科学家们就不会那么不顾一切，事情就会有所好转。竞争的程度决定了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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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范恩来说，这些并非抽象的问题。他比较关心招到自己实验室里的那些人有什么个性，并努力营造合作的氛围，他认为合作对于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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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招募大学生更敏感了。我倾向于实验一做完就往外说！我想要得到反馈，我分享未公布的数据，因为它会得到回报：我的同事们会指出我没看到的东西。科学研究是一种集体活动，抢夺个人的功劳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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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宁愿被别人抢先，他现在已经很适应了。但他说，对于年轻的一代，过度竞争会令人沮丧，造成破坏，反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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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失去一代科学家的风险。随着老科学家不再担任职务，我发现年轻人也在离开，或选择完全不同的其他职业。很多年轻人认为科学界没有发展前途，没有什么有吸引力。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科研劳动力，但它需要一个迥然不同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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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竞赛已产生大量不合常理的结果：保密、破坏、马太效应、欺诈、伪造、剽窃和撤稿率的上升，所有这一切都渐渐破坏了公众对科研的信心和对科研的支持。我问范恩：如果科研没有了协作、公开透明，而只剩追逐经费的科学家，科研岂不是越少科学家越好吗？如果供大于求，为什么政府还要培养更多的理科毕业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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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觉是，科研已经演变成一种更好斗的、像生意一样的活动，科学家们把自己看成是竞争单元，在零和博弈中追逐声望和科研经费。科研是一项团队运动，但得到奖赏的却是个人。如果资金给的是机构，而不是个人，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没有人想要迈出第一步，因为他们都在互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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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白刃战一样的科研竞争所付出的根本代价是信任。为职位和经费竞争的年轻研究人员不相信他们的同事们会跟他们合作。已确定地位的科学家并不总是信任对方的动机。建立优先次序的欲望侵蚀了共同的使命感。时间、金钱和压力损害了工作的完整性，如果没有了信任，那么，公众就不会尊重和理解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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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科研来解决很多问题，”范恩坚持认为，“但从总体数量来看，只有0.1%的人是活跃的科学家，这远远不够！美国人花在喝啤酒上的时间是花在研究与开发上的两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研经费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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