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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富兰克林对这些特质并不特别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上帝给予的性情，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相反，他相信最重要的人格部分是道德方面，这需要通过个人努力来获得。对富兰克林来说，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培养那些看起来最需要改进的美德来塑造自己的品质。他还相信，好品质是通往高效和幸福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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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富兰克林这样认为，历代的哲学家和宗教领袖都鼓励人们培养好的品质。富兰克林的观点与这些先贤的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精心设计出自我改进的方法。不只是赞美各种美德，富兰克林还列出了个人任务清单和美德逐步升级计划。从有所认识到倒退是很自然的事情，于是他反复练习。他认识到，有些美德的培养，比如谦逊和秩序，对他来说尤其困难，他决定降低标准，放自己一马。因此，他将这个计划制订得既明确又现实，而且当他回顾起来时，其似乎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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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富兰克林有关品质的观点吸引了很多推崇者。但他也听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这些人不赞同他强调的美德清单。尽管存在这些不赞同，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认同这些品质是人格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它们都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获得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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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在20世纪30年代对人格进行科学研究时，决定将品质的概念与人格的概念区分开。这种区分的主要倡导者是戈登·奥尔波特，我在第1章中描述了他对人格特质分类进行的研究。奥尔波特在美国一个虔诚的中西部卫理公会教派家庭里长大，他承认，并非每个人都赞同他的价值观，而且他的价值观在科学工作中也没有一席之地。正如他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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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说到品质，都可能暗示着这是一种道德标准，并用其对价值观做出评判。这种混合的评判标准令心理学家们担心，他们希望人格的真实结构和功能能够摆脱道德上可接受性的评判。当然，现在人们可以对整个人格或对人格中的任何部分做出有关价值观的评判：“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她具有很多可爱的品质。”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从外部社会标准或道德标准来看，被提及的人都具有良好的特质。未经处理的心理学事实是，某人的品质是什么就是什么样子。有些观察者（和有些文化）会认为它们是高尚的、可爱的，但有些观察者则不这么认为。因此，我们为了与自己的定义保持一致，更喜欢把“品质”定义为被评估的人格，而把“人格”定义为被低估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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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奥尔波特在字典上搜寻用于人格特质研究的原始资料时，他摒弃了诸如“善良的”和“高尚的”这种做出道德判断的词汇。其他发展大五人格的研究者也都追随着他的脚步。尽管他们用某些听起来带有道德意味的词——如“利他”和“谦虚”来命名人格的某些方面，但他们也坚持用纯粹描述性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并没有对其在人格量表中获得的高分或低分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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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SM中，定义“Top10”模式的临床医生也试图避免进行道德方面的评判。他们所受的训练使其对病人的行为不带偏见，这些专业的行为准则能给予其指引。这些行为准则使用的是功能概念（如“适应的”和“适应不良”的），而不是道德概念（如“好的”或“坏的”）。他们承认，从功能的角度看，不同特质和模式的表达程度存在优势和劣势，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任何表达都有可能是适应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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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功能观在道德表达上是中性的，但必须承认，某些模式应该被剔除，因为其会给表达这些模式的人和对方带来痛苦。事实上，人们对这些问题模式的消极反应是其被认为是适应不良的主要原因。由于对这类消极反应的表达方式常常是道德评判，因此在人们之间普通的沟通中，“Top10”模式被称为“品质缺陷”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在表5—1中列出了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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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被称为品质缺陷的“Top10”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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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适应不良的模式看成是具有品质缺陷，这不只是一种特异性的评判。诚实、勇敢、情绪稳定、灵活、有效率、谦逊、慷慨、相信他人、友善、好社交，这些只是有点儿古怪的人普遍喜欢做出的表达，这类人不存在以上清单中列出的10种缺陷。简而言之，我们所认为的好品质的标志可能也是适应良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好品质是合人心意的，更愿意与表现出这类行为的人交往，并远离不具有这类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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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样的评判。在对他人的直觉性评价中，我们非常强调品质。尽管我们的头脑会自然地注意到某人具有的所有主要的人格特质，但真正吸引我们注意力并主导我们想法的那些特质都具有与情绪反应相关的道德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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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具有道德性质的特质会对我们有如此强有力的影响？这些只是奥尔波特所强调的文化影响的反映吗？或者是否有更基本的、更深层的事物在吸引着我们？或许道德本能地将特定情绪包含在我们对他人的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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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本能与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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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本能（moral instincts）的概念并不新颖，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不是别人，正是查尔斯·达尔文。认识到自然选择使动物本能的社会行为得到进化后，达尔文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人类，进化过程有助于道德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正如他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所写的：“无论什么动物，只要被赋予了明显的社会本能（包括父母和子女的爱），一旦其智力像人类一样发达或接近人类，其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道德感或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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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达尔文的观点的重要性，我们将它转化为基因的语言会很有帮助。达尔文认为，社会本能、道德本能以及控制大脑回路进化的方式与其他天生的思考、感知的心理过程的进化方式相同，都是通过相关基因变异造成的自然选择。人类基因组中保留了很多促进社会本能与道德本能的基因变异，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变异有利于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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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爱自己的孩子、对近亲慷慨大方的本能，其选择优势让人一目了然：这是为了共同基因的延续，是推动进化的重要力量。但为什么良知和社会本能也驱使我们对陌生人慷慨大方呢？个体间的竞争决定了适应性，那么有利于自私的基因难道不应该是自然选择的吗？到底是什么力量限制了自私，促进了所谓的道德行为的基因与生理机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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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答案，那就是道德本能——促使我们做出有利于其他个体或有利于整体社会秩序的本能，道德本能之所以得到进化也是因为它们有利于表达出这种本能的人。简单来说，这些本能的原始形式，比如小心谨慎地对陌生人也表示慷慨，能使对这种好意做出回报的人被选择。相互利他对双方的益处（为别人做好事，这样他们也会为你做好事）被认为是这种自然选择背后的驱动力量，即自然选择了有助于道德的基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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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认为，就像其他本能（如说话的本能）一样，互惠本能的进化源自大脑回路的改变，由于其他原因，这些回路已经存在。至于道德本能，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提出这些大脑回路可能起源于情绪感染回路。关于这种原始的共情形式，德·瓦尔举的一个例子是，感知到危险的鸟会立即将恐惧传播给整群鸟，它们会马上飞起来。而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新生儿保育室里，一个婴儿的哭泣会感染到房间里的其他婴儿。根据德·瓦尔的观点，这类情绪感染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共情基础，他称之为共情关心。当一群小猴子中的一只陷入痛苦时，它们会互相拥抱在一起。从这些简单的基础开始，新的情绪大脑回路似乎得到了进化，并立即将积极情绪给予利他行为的贡献者和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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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益的道德情感中最明显的是感恩。面对善行，这种情感在我们内心膨胀，促使我们报答对方。这种温暖的情感超越了任何有关给予报答的有意识的想法。我们对善行作出回应时并不会像设定好“你来我往”程序的机器人一样，而是进化出了一种倾向，给予报答会让我们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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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也是如此，它为我们倾向于帮助有困难的人添加了情绪能量。我们并不只是通过理性的计算才得知某人需要帮助，以及我们坚持这样做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我们对其遭受的痛苦还感同身受，当我们带给他们安慰时，内心也会感受到道德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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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确的无私是被称为崇高的情绪，也就是当看到或听到特别友善和充满同情的行为时，我们所感受到的温暖与充实感。如果你对道德情感根深蒂固的本质怀有任何疑惑，那么请想一想，当看到好事发生在完全陌生的人身上时，从你眼中迸发出幸福的泪花。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景，电影中逼真的情景也会让你感动落泪。因为其具备的这些性质，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将崇高称为“所有道德情感中最典型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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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里弗斯（Trivers）也承认，尽管这些积极的道德情感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内在回报，但其还不足以战胜自私。为了抵御欺骗者，维护合作的利益，我们还进化出了与消极情绪（义愤、轻蔑、厌恶）相关的道德回路。当不公正或道德上令人厌恶的行为引发了这些消极情绪时，它们常常伴随着人所做出的面部和身体反应，并且立即传递出对违规者的指责，警告他们小心反击。这些消极情绪还会引发我们内心的愤慨，让我们的积极道德情感发生短路，使我们排斥那些不守规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