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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同情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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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种办法是可以让你保持自己本色的，”倪教授说，“也可以让你通过声音表达出更多的信息。很多亚洲人在讲话的时候，只调动很少的一部分肌肉。那么，我们就从训练呼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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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开始指导拉吉躺下，练习英文中的5个原音发音：“A……E……U……O……I……”然后拉吉的声音从教室的地板上传来：“A……E……U……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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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倪教授让拉吉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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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课后你有什么打算呢？”他一边问拉吉，一边鼓励性地跟拉吉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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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晚要去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明天要跟另外一个朋友去爬山。”拉吉的声音明显比之前大了很多，全班同学都由衷地为他的表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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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榜样，让你看到努力可以获得的结果。课后，我去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告诉我，他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多么腼腆——如果将他置于那样的情境之中，比如夏令营或商业学校，他可以把自己锻炼得像个外向者，他就一直这样训练自己，直到这一切变得自然。在那段时间里，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咨询实践，那时他的客户包括雅虎、雪佛龙以及微软，他还同时学习一些类似的技能，努力改变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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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起亚洲的“软实力”这一概念时——倪教授认为，处于领导位置要能做到“四两拨千斤”——我开始发现了他身上未被西方的沟通模式浸染的地方。“在亚洲文化中，”他说，“总有一种微妙的方式让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这种方式并不是积极的，但意图明确而且颇有技巧。最终，你会因此而获得很多。带有进攻性的力量会挫败你，而软实力会胜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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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倪教授用现实中的例子来解释所谓的软实力，他给我讲了一些学生的故事，这些学生都是把能量积聚于头脑和内心的人，一边讲着，他的眼睛闪烁出了光芒。很多这样的人是雇佣团体的组织者——妇女团体、多样性团体——他们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作，凭借的是大家具有相同的信念而非活力。他还讲到了“拒绝酒驾的母亲”等团体——这些人通过他们的爱心改变了其他人的人生，而不是凭借所谓的个人魅力。他们的传播技巧足以传达他们的信息，但是他们真正的力量却是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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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倪教授说，“如果这个观念是好的，人们就会朝这个方向转变。如果这种目标是公平的，而你也愿意为之全心全意努力，它就可能会变成一项准则：你会吸引很多与你有共同目标的人。软实力是默默的坚持。我想到的这些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都是很有耐性的，最后他们会建立起一个个团队。”倪教授认为，历史上那些拥有软实力的人，都是为人们所敬佩的，比如特里莎修女、佛陀和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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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倪教授提到甘地的时候，我心头为之一震。我问过几乎所有的库珀蒂诺高中的学生，他们所敬佩的领导人是谁，而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告诉我敬佩甘地。我真的很好奇，甘地究竟有什么魔力，会对他们有如此强烈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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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甘地的自传描述，他是个绝对腼腆而安静的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恐惧：小偷、鬼、蛇、黑暗，尤其是害怕外人。他每天都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一放学就飞奔回家，唯恐要跟别人讲话。即使是长大以后，当他首次被选入领导者之列，成为素食协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时，他会出席每一次会议，但是仍然羞于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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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都头头是道，”委员会另外一位成员感到很困惑，“但是为什么你在例会上从来都不开口讲话呢？你真是个懒人。”当一次政治斗争在这个委员会爆发时，甘地虽然有合理的想法，可是他很怕把这些想法讲出来。他把这些想法写了下来，打算在会议上大声朗读出来。可是最终，他也没敢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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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花了很长时间来控制自己的羞涩情绪，但他从来不曾真正克服它。他不能即兴发言，而对于演说这类事情，他也是能躲则躲。即使是到了晚年，他写道：“我也不喜欢跟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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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他的这种羞怯，成为了他独有的品牌力量——从甘地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里所得知的那种约束力的表现形式。他年轻的时候就决定去英国学习法律，那时这种做法违背了他所在的班尼亚亚种性首领的意愿。在印度，亚种姓成员是禁止肉食的，而种姓首领坚信，在英国，素食主义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甘地已经向母亲起誓绝对不会吃肉，所以他觉得英国之旅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为此跟教会的领导人谢斯大费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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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胆敢不顾本种姓的命令吗？”谢斯反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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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没有办法，”甘地回答说，“我觉得这种问题不该将种姓牵涉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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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他最终被逐出了教会——即使几年之后，他信守承诺从英国学成归来，并成了一名年轻有为的英语律师，这个惩罚依然保留着。教会内部在对待他的问题上也起了分歧。一派支持恢复他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则表示坚决要把他拒于种姓之外。这就意味着，甘地甚至不能在教会成员家里受到招待，连自己的姐姐和岳父母都不行，就连喝杯水都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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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知道其他人也可能反对他重新入会，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准确的消息。他知道抗争只会换来报复，所以他遵从了谢斯的意愿，跟其他人甚至包括家人都保持距离。他的姐姐和岳父母决定悄悄破除禁例收留他，可是甘地却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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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些亚种姓的成员非但停止了对他的骚扰，反而在他后面的政治工作中无私地予以帮助，包括那些离开了这个群体的成员。他们以热情和慷慨的方式对待甘地。后来，甘地在自传中写道：“我相信，这些可喜的事情都源于我的不抵抗。假如我闹着要恢复种姓身份，假如我把这个种姓分成更多派别，假如我触犯了种姓首领，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一来，我从英国回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般平安无事，而会把自己陷于一场斗争的旋涡里或者走向虚伪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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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逆来顺受，在甘地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南非做律师期间，他申请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当地的律师公会拒绝印度成员入内，为了阻止他成功申请，他们甚至要求甘地提供孟买高级法院的证书原件，而这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甘地被激怒了，他知道，这些阻挠的最根本原因是歧视。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表现出来。他耐心地同南非当局交涉，最终律师公会同意接受当地开出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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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誓的那一天，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让他摘下头巾。就在那一刻，甘地看到了他真正的局限性。他知道这种限制是合理的，也知道那是对他的故意刁难，于是他摘下了自己的头巾。他的朋友对此非常失望，他们说甘地太懦弱，他理应为自己的信仰反抗，但甘地却认为他应该去学着“欣赏妥协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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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没有对你提起“甘地”这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他的成就，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个相当被动的人。在西方，被动是种罪过。在《韦氏词典》中，“被动”的意思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采取的行动”，它也意味着“顺从”。甘地最终拒绝了“消极反抗”的说法，他觉得消极反抗是同软弱、“非暴力不合作”同源的，而他所坚持的则是“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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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非暴力不合作”所包含的意义，甘地的被动丝毫不软弱。他的被动意味着专注于一个终极目标，并不会为了沿途中不必要的小冲突而消耗自己的能量。甘地坚信，克己是他最大的资产之一，而这种克制源于他的腼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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