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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里尔·盖茨与我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们同样傲居具有影响力的职位，我们同样事业有成，但我们所在的世界如此不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天，我们都从全然不同的视角，看待着这同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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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达里尔·盖茨对我产生的影响：他彻底瓦解了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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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缚于自己的思维模式，受缚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如此习惯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慢慢开始相信世界恰是我们所看到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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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以搜寻故事并在电影电视屏幕上讲述故事谋生的人而言，那种狭隘的视角和观念可能存在危险，同时缺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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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日里发挥好奇心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便是从他人的双眸来看待这个世界，以我或许会错过的方式来看待它。在一次次受到提醒，发现世界在他人眼里会有如此的不同时，着实令人万分振奋。如果我们想要讲述的是令人叹服不已、层出不穷的故事，那么我们便需要有能力去捕捉到那些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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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花片刻的时间来想想朗·霍华德同我协力打造的那17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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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班人》里，迈克尔·基顿（Michael Keaton）正在纽约城停尸间外给应召女郎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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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人父母》里，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则耗费心思想要在兼顾事业的同时，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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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雄心》讲述的是消防员在工作中所需要具备的勇气，和在刹那间做出判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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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心灵》则是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患有精神分裂的数学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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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凯瑞出演的《圣诞怪杰》（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为苏斯博士（Dr. Seuss）笔下的格林奇（Grinch）这一角色注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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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尼克松》则向观众呈现了，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与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电视访谈背后的戏剧性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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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部电影捕捉到的视角分别来自于放荡无耻的停尸间招待员、风趣却自我批判的父亲、英勇无畏的消防队员、才华出众却患有精神疾病的数学家、不愿与人往来的卡通人物，以及正在对名声扫地的前总统进行采访的见多识广的电视新闻工作者。角色的跨度和多样性令人惊叹，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视角和观点，故事中包含了喜剧、诉求和悲剧，情节设定从冷战时期的普林斯顿大学横跨至20世纪80年代遭逢火灾的摩天大楼内部，又从纽约城停尸间那冰冷的房间来到美国郊外。它们之间仿佛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但它们不仅都来自同一家制作公司——想象娱乐电影公司——而且都由朗·霍华德操刀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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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想要在好莱坞达成的作品类型，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不想要一遍又一遍制作出品同样的电影，我需要角色上作略微差异的设定，即使只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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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上这些，又是如何在我与洛杉矶警察局局长达里尔·盖茨进行的谈话之间产生联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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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是好奇心。我不知道叙事行业中的其他人是如何避免让自己变得陈腐乏味的，但我的秘诀就在于好奇心——尤其是那些好奇心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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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品中的多样性——也包括我的生活——来自于好奇心。好奇心是我用来找寻那些与我自行杜撰的种类有所不同的人物角色和故事的工具。有人可以凭空勾绘出像是达里尔·盖茨这样的人物，而我则需要与这样的人亲自见上一面。若是要去从他的视角来看看世界的模样，我必须与他同坐一室。我出于自身原因向他提问，要做的也不仅仅只是听取他的答复，而是去看他在作出回答时的面部表情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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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提问有一项关键规则，一项几乎完全违背直觉的规则：我从不为了找到一部值得拍的电影，才去进行一场好奇心提问。我进行对话的原因，在于我对一个话题或是一个人物感兴趣。这些对话令我建立起一座存储经历和观点的“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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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情况是，一场对话并不会为一部电影或是一个想法提供灵感——事实上恰恰相反。会有人为一部电影或是一场电视秀萌发想法——想象娱乐电影公司里会有人萌生灵感，会有编剧或是导演带着故事来找我们，我也会产生某个想法——一场早在数年前进行的好奇心提问会为我的这一想法带来所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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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十年来出品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都仰赖于这些好奇心提问，但是这些会见本身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去创作电影或是电视节目。好奇心驱使我去追逐自己的热情。它也始终令我在科学、音乐、流行文化领域紧跟时代的步伐。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有正在发生的事物本身，而是这些事物周围的人们所持有的态度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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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当我正在制作关于底特律嘻哈音乐电影《8英里》的时候，年值51岁。当我见到艾米纳姆（Eminem）在MTV音乐电视大奖（MTV Video Music Awards）之夜登台表演的时候，这部电影汲取到了属于自己的灵感火花。我对嘻哈音乐家所付诸的关注已经长达二十年之久——自20世纪80年代当我遇见过来自全民公敌乐队（Public Enemy）的查克·D.（Chuck D.）、史力克·瑞克（Slick Rick）、野兽男孩乐队（Beastie Boys），创立了嘻哈品牌纽约街头教父唱片公司（Def Jam）的拉塞尔·西蒙斯（Russell Simmons）的时候起，便想要制作一部关于嘻哈世界的电影了。音乐制片人吉米·艾欧文（Jimmy Iovine）将艾米纳姆带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三个坐下来聊一部嘻哈音乐电影应当被拍成什么模样，于是影片《8英里》的想法有了雏形。在交谈的前40分钟里，艾米纳姆其实并没有说话。最终，我对他说：“拜托！你不说点什么吗？不要这么死气沉沉的！”他最后朝我瞪了一眼，随即开始讲述起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在底特律的那段令人痛心的成长史。由此便有了影片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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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些骚乱不堪的，充斥着活力、愤怒、反对现存社会体制的嘻哈音乐里所能获得最深远的事物，是一个守旧的、完全分离的、善于分析世界的隐秘才能。在《8英里》的拍摄期间，恰好正在上映由基弗·萨瑟兰（Kiefer Sutherland）出演反恐特工杰克·鲍尔（Jack Bauer）的电视剧《24小时》（24），他在影片中的工作职责是要去阻止对美国发起的恐怖袭击。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之时，《24小时》的第一季已经在制作当中。（第一季的第一集出于对恐怖袭击后余影响力的敏感性考虑，延迟了一个月播放。）我钟爱《24小时》的理念，我与剧中试图每周实时营造的临场感和急迫感之间感同身受，剧中的一小时便是杰克·鲍尔真实人生中的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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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24小时》这样的剧目，我作好了准备——我已经彻底被这特工的世界和几十年来的秘密行动俘获了。我与两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和比尔·凯西（Bill Casey）、来自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的特工、英国情报机构MI5和MI6，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进行过好奇心提问，后者在1996年曾协助建立并运行亚历克站（Alec Station）——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致力于追踪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秘密部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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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部门的人们搜集并存储在他们脑海中的信息量之庞大——像是科尔比和凯西那样处在顶端的那些人，抑或像是朔伊尔那样战斗在前线的人——令我感到吃惊。他们对于世界如何真正运行了解甚多，而他们的世界于我们而言则是一处隐匿的天地。他们所知道的事件和人际关系，于我们而言是机密的，而他们则根据那些机密来作出决策，常常是关乎生死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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