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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键在于提出问题——助益你自己，精化你的想法，说服他人。即使你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朝向哪里进发，但是提出问题仍然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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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获得了将苏斯博士的一部伟大著作拍成电影的机会。在与其他几位想要获得此项机会的大制片人历经了两年的竞争后——其中包括《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和《小鬼当家》（Home Alone）的制片人约翰·休斯（John Hughes）、《大话王》的导演汤姆·沙迪亚克（Tom Shadyac），以及《我为玛丽狂》（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的导演法拉利兄弟组合——我从苏斯博士的遗孀奥黛丽·盖泽尔（Audrey Geisel）那里赢得了《圣诞怪杰》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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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圣诞怪杰》是从奥黛丽处获许摄制成标准长度电影的第一部苏斯的作品。奥黛丽·盖泽尔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太太有些许相似，奥黛丽·盖泽尔在丈夫1991年离世后，作为他的遗产保护者，令人望而生畏。在我们与她共事时，她汽车上的加利福尼亚车牌只写了一个单词“格林奇”（GRINCH）[24]。（苏斯博士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时光里，车牌上也是写着“格林奇”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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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服了金·凯瑞来出演格林奇，朗·霍华德出任导演。奥黛丽·盖泽尔坚持事先与他们二人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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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接下将《圣诞怪杰》改编成电影的项目时，我真正感觉到了责任。《圣诞怪杰》的图书最早于1957年出版发行，自从那时起，便基本上成为了每一个美国儿童童年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位成年人一样，熟悉这则故事、熟悉其中的人物、熟悉格林奇的艺术天分。在我还是孩子时，大人给我读过这个故事，而我也为我的孩子们读过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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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们开始着手编写脚本、搭建无名镇、将书中的情景转换到银幕上时，我在自己的脑海中始终存留着一些问题——一些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问朗·霍华德、金·凯瑞、编剧杰夫·普莱斯（Jeff Price）和彼得·西曼（Peter Seaman）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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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赢得了版权，眼下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准确来说，这则故事讲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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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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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出说话式喜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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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出行为喜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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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动作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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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则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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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是”。也因此令这部电影的制作成为了一项挑战和责任。当你正在制作行为喜剧时，你不能忘记你也同时是这个神话故事的看护人。当你正在制作动作片的时候，你不能忘记故事中的乐趣来自苏斯博士的原创措辞，也同样来自他所有的绘图和我们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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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容许你体会他人对你的想法有什么看法。若朗·霍华德认为《圣诞怪杰》是一部动作片，而我认为它是一部说话式喜剧，我们就会有问题了。找到问题的方法是提问，而通常，最简单的问题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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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怪杰》是哪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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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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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尝试传达的是什么情绪，尤其当观众带着回忆观看影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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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优秀的电影制片人所肩负职责的核心所在。你总想着要制作一部原创的、怀揣热情的电影。在讲述像是《圣诞怪杰》那样具有标志性画面调性的故事时，你也需要时刻将观众的期待放在脑子里。每一个走进影院去一睹《圣诞怪杰》的人，已经对这则故事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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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黛丽·盖泽尔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烈生动，或说是坚毅不移。她是我们最具挑战性的观众——也是唯一的观众。我们在位于环球影城的希区柯克影院向她展示了电影。房间里只有五人。奥黛丽坐在前排。我坐在她身后三十排处，贴近最后一排，因为我太紧张她会做出什么反应了。有三位剪辑师和音效师坐在我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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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滚动时，奥黛丽开始鼓掌。她满脸都是笑容，她喜爱这部电影。我坐在这间放映厅里，因为能够令她感到高兴，而喜极而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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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则经典故事，一则已经为人们完全熟悉的故事，也无法在缺少好奇心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并且还要令每一个人都认同你努力尝试讲述的故事，以及你讲述的方式。这似乎显而易见。然而，当你踏足一个项目过半的时候，发现参与其中的人对于你所想要达成的目标的理解存在略微的偏差——因为事实上没有人在目标一事上达有共识，偏差最终会演变为让高效合作变得没有可能——这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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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每天都在发生——在电影界、市场营销、建筑业、广告业、新闻业和政治界，甚至在体育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错误传达，就像是美国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大赛中的一次失败的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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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些违背人们的直觉，但问题不会让你偏离进程，或是分心烦扰，而是会令你得以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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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阻碍时，决绝果断是至关重要的。西奥多·盖泽尔（Theodor Geisel），即苏斯博士，便是一位了不起的范例。在他的44部著作中，仍有许多在火热畅销着。2013年，《绿鸡蛋和火腿》（Green Eggs and Ham）在美国地区销售逾70万册，胜过了《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销售逾50万册，分别与《哦，你想去的地方》（Oh, the Places You’ll Go!）和《一条鱼，两条鱼，红色鱼，蓝色鱼》（One Fish Two Fish Red Fish Blue Fish）持平。另五本苏斯博士的书也达到了每本销量过25万册的成绩。就是说，八本书，在一年内总销量超过350万册（还有八本苏斯博士署名的书售出逾十万册）。西奥多·盖泽尔在过世后的第24年里，仅在美国地区，每天仍能售出11000本苏斯博士的书。自从1937年，他的第一本书《桑树街漫游记》（And to Think That I Saw It on Mulberry Street）的出版起，到现在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了6亿册书。正如同苏斯博士所具有的感召力在当今时代叫人无可否认那般，《桑树街漫游记》在被先锋出版社（Vanguard Press）接纳前，受到了27家出版社的回绝。如果盖泽尔当时决绝地认为，20次回绝对他来说已经够多的了，结果会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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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没有苏斯博士的童年、没有了苏斯博士的阅读，会是怎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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