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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数字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数字技术或有线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革命却创造了相反的趋势。保拉·安特那利（Paola Antonelli）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建筑与设计部门的资深策展人。她告诉我，策展人分为两类：保存者和收集者。她坚决让自己成为后一种类型。[6]安特那利自诩为一个全才，热衷于收集和整合来自各个领域的不同素材，从设计和建筑到科学、技术及哲学。她将自己描绘为一只“好奇的章鱼”。“我总是在不停地伸出我的触角，然后从各个地方寻觅收获。”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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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那利告诉我，设计师们日益发现自己更多的是在一个团队里工作，需要快速适应其他类型的知识。她说，现在几乎没有只做设计的设计师了，但是一些书籍设计师是例外，他们只设计与图书相关的内容。如今的设计师需要与工程师、市场营销人员或者会计师一起合作。安特那利说：“比如你是一个品牌设计师，要为得克萨斯州的某家石油企业打造企业形象。那么你将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其中包括一名石油方面的专家。而且你甚至需要了解石油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过程，否则你大概无法想出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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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科技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各个领域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安特那利说：“逐渐地，设计师们不仅需要思考事物本身的设计，还需要考虑用户体验和交互过程。”如今的设计师需要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丰富的才能，这就意味着需要对别人拥有的知识感到好奇。如果你想要在当下的音乐界获得成功，你需要了解社交网络；如果你想让自己在语言学方面有些知名度，你需要掌握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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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像运动这种通常被认为只关乎身体的领域，也越来越有技术含量，并且要求有多学科的综合能力。例如，如今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足球教练，你需要积累丰富的战术知识，还需要了解一些统计学和心理学，甚至经济学知识。而在过去，大家认为成为一名教练唯一的硬性要求是，从前也是一名成功的足球运动员。但是，欧洲那些最大的足球俱乐部的教练现在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群因有伤病或只是因为踢得不够好而提前结束运动员职业生涯的人。皇马和切尔西的主教练何塞·穆里尼奥（José Mourinho）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被问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时，他回答说：“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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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新的想法是从不同领域之间的交织融合中获得的。它往往萌生于一个知识渊博的人的大脑之中。DNA的发现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是一名物理学家，他说正是自己的这一背景给予他自信，去解决那个在生物学家看来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毕加索将非洲的雕塑与西方的绘画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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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市场上，最紧俏的总是那些拥有别人不具备的专长的人，然而广泛的知识面也越来越有价值。这两种趋势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你应该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专业不断深入学习呢，还是扩展知识背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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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刺猬和狐狸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已久，有着各种版本，但是其核心内容总是一致的。狐狸躲避敌人的方法很多样，有创造力但是耗费精力，而刺猬只采用一种试验过并值得信赖的策略——蹲下蜷起来，用自己的刺来进行自我保护。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曾说：“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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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所有的思想家都可以被分为这两类。有些思想家会透过每个具体的观点来理解整个世界，而有些则是乐于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柏拉图是一只刺猬，而蒙田则是一只狐狸。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是一只刺猬，但在写作时却不由自主地表现得像一只狐狸。你还可以将这种分类方式应用到政界或商界。罗纳德·里根是一只刺猬，而比尔·克林顿是一只狐狸。斯蒂夫·沃兹尼亚克是一只刺猬，史蒂夫·乔布斯是一只狐狸，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合作得如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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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当下或是将来得到最好发展的思想家将是这两种动物的混合体。在一个竞争激烈且高度信息化的世界里，能精通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无论在深度上还是细节上，你精通的程度都要高于自己的同代人。但若真正想让自己这一优势发扬光大，你还需要有能从不同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能力，能够与有不同专长的人有效地沟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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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查尔斯·达尔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了解蚯蚓的生命周期和雀科鸟的喙，然而这一切却是因为他受到了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著作的影响，使他能够超越其他自然学家，创建适用于一切生命体的理论。如果达尔文只是广泛阅读而没有深入研究生物学，他将永远悟不出这个伟大的想法（可能即使他想到了，也无法让人信服）。如果他不是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如此渴求，可能就不会有灵感闪现，让他得以发现潜在的进化逻辑。达尔文是一种肯定不被他承认的物种的原型——“狐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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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是沃伦·巴菲特的商业伙伴，同时也是他们共同创办的传奇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副总裁，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他对股票的选择技巧了如指掌，在买卖方面的丰富经验更是无人能及。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的杰出，因为还有其他人在这方面也同样达到了与他相当的造诣，尽管这样高水平的人并不多见。让芒格遥遥领先于同行的是他对于知识的寻觅就像一只“狐猬”，他经常会阅读大量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信息，并试图将它们整合及再整合。芒格积极地融入多模型结构的工作方式之中，并坚定地认为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当面对一项业务时，他会从数学、经济学、工程学、心理学及其他学科的角度一并来审视。芒格说，运用多模型结构至关重要，因为它能给你带来别人想出不的不同的答案，哪怕有时候所有人都在看完全相同的数据。这种工作方式能将现实改编成故事，将信息转化为灵感。芒格认为广度与深度同样重要，“在你成为一名杰出的股票经理人之前，”他说，“你需要接受一些广泛的基础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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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猬”们有着IBM所谓的“T型知识结构”。21世纪最有价值的工作者会把某一方面的资深技术（“T”中的竖线）与对其他学科的广泛了解（“T”中的横线）结合起来。前者可以让他们完成一些需要某一特定专业知识或技能的项目，后者让他们可以发现这些项目与其他学科一些潜在的联系。拥有核心竞争力使“狐猬”们在其所在组织中及以外的地方都有“独特的卖点”（USP），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中脱颖而出，而T的那一条横线又使他们可以与有着不同背景的同事积极协作，在职业生涯中适应不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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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家、作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便是一个当代成功的“狐猬”的例子。西尓弗最初因开发了一个能够预测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表现的系统而得到认可，但他的兴趣点总是远在体育运动之外。2008年，当总统选举开始之后，他创建了一个关于此内容的博客——FiveThirtyEight.com（博客名是538，是指美国大选选举团的投票总数）。在“538”中，他将自己开发的统计系统应用于分析和预测党内初选及之后的普选结果，都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准确率。他进入《纽约时报》工作后，在2012年做了同样的分析和预测，最后的结果达到了近似完美的精确度，击败了传统的预测权威而名噪一时。2013年，他被ESPN电视网挖去运营一个“数据新闻”网站，将统计分析技术扩展到了多个领域，从体育运动到政界、影视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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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学方面，世界上可能有比西尓弗造诣更深的专家，而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有能力将自己感兴趣的那些可以量化的专业技能与对其他领域的兴趣结合在一起，使得他能够给出一种较别人更具独特视角且通常更有价值的分析。西尓弗提倡多领域涉足的教育理念，他曾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说：“最难教的东西是对于什么问题值得问的直觉。求知欲……如果你选择接受教育，那么最好选择多样化的教育，这样才能在各方面得到提升……那些专业的技术完全可以日后再学习，并且当你面对那些想要解决的问题或物质激励时，往往会更有动力去学习更多的技能。所以，不要太早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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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亚洲的教育系统在输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的成功之后，西方的决策者们深感震惊并开始担心将要面临的经济上的竞争，于是他们开始主张学院和大学应该专注于培养“刺猬”，也就是那些在毕业之后能够非常对口地找到工作的专业人士。但这仅仅只是看到了教育的一面。在亚洲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教育者们知道，西方那些最好的大学所擅长的广博的、跨学科的传统教育方式在21世纪依然同20世纪一样有价值。以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教授说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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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越来越信服的一件事就是拥有广阔的知识面的重要性。这其中有两个理由一。第，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很复杂，涉及不同的学科和知识领域一。如果没有个广阔的知识基础，你就看不见潜在的跨学科的联系。第二，我们过去预计一个人一生要从事3个或4个不同的工作，然而现在一个毕业生将平均有10～12个工作。这些工作内容跨度很大，往往涉及许多完全不同的学科，所以你必须有广阔的知识基础才能更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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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刺猬与狐狸的讨论经常衍变为到底选择做刺猬好还是狐狸好。但是，如今的社会既需要专家，也需要那些能从毫不相干的多个领域中获得突破性见解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同时在这两方面做出努力。我们需要成为“狐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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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关键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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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3月26日这一天，有两个人并排坐下，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正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一幕。这两人分别是北爱尔兰强硬派新教领袖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和被认为是爱尔兰共和军前指挥官的天主教徒盖瑞·亚当斯（Gerry Adams）。他们曾势不两立，各自体现着双方存在着教派之间最无法通融妥协的障碍，在过去几十年所引发的冲突导致了数以千计的人丧生，毁掉了无数的家庭。而如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不仅坐在了一起，还宣誓将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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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以外的某个角落坐着另一个人，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为将这一积怨已久并被视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画上句号的人物之一，这个人便是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在托尼·布莱尔担任首相和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的首席谈判代表的整个时期，他都是其幕僚长。鲍威尔在他有关和平谈判的著作《大仇，小室：北爱尔兰和平》（Great Hatred, Little Room）里讲述了与对立双方的核心人物长达十年、看似永无止尽的系列会议。其中有些会议是在伦敦或者爱尔兰舒适的会议室里举行的，而剩下的更秘密或是更危险的会议则是在爱尔兰共和军社区中心的一些房子或教堂里举行的——不是那种能看到夹着配有高贵饰品的公文包的人走来走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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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的个子很高，人到中年仍留着稚气的卷发。他非常招人喜欢，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一个月牙，但他非常敏锐，说话和思考的速度快得惊人。尽管他的职业是外交官（还写了一本令人佩服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但他仍保持着直率的性格。他给人的印象是，就算会冒犯你也绝不会欺骗你。这大概是一种对于他现在的工作来说很有帮助的品质，因为若要谈判成功，他需要取得那些不相信任何人的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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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领导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斡旋于政府和恐怖分子之间。基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政治家和外交官通常不愿意与恐怖分子会面，但是他们又会经常意识到需要通过与恐怖分子沟通交流，来永久性地平息一场持久的冲突。鲍威尔就为政府提供了这样一个秘密的途径来接触那些地下组织，在双方未准备好直接谈判之前担任他们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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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跟他聊天时，他告诉我，目前他正参与全世界8个不同的冲突。[9]他刚与家人从康沃尔回来，度假到一半被强行召回飞往南美洲。[10]鲍威尔不能告诉我他工作上的细节，但是很乐意讨论我希望与他交流的话题——好奇心在谈判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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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迪帕克·马哈特拉（Deepak Malhotra）与麦克斯·巴泽曼（Max H. Bazerman）合著的《哈佛经典谈判术》（Negotiation Genius）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名叫克里斯的美国商人的故事。克里斯的公司在与欧洲的一家公司协商购买一种新保健品的原料。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却因专属权问题使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欧洲一方无法接受美国方提出的该原料不得再售予其他任何美方竞争者的要求。美方的谈判者给出了更高的价格，但是对方不为所动。于是美方使出了最后一招，派了克里斯前往欧洲并参与谈判会议。马哈特拉和巴泽曼是如此描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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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里斯到达欧洲并在谈判桌旁坐下之时，关于专属权的问题还在争辩中。在大致听了双方的发言之后，他忽然说了一个简单的词，但却改变了谈判的结果……这个词就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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