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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费弗尔来说，这一切事关重大。“要知道，没有爱情史，也没有死亡史。”他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只要情感史还没有被完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 ”。(9) 【42】但是这种紧迫感从何而来？为什么费弗尔会认为情感史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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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显然受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的影响，其中包括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1922年出版的《原始思维》（La Mentalité primitive ），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1928年出版的《群体心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sychologie collective ），亨利·瓦隆（Henri Wallon）1938年在《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情感的文章（由费弗尔编辑）。(10) 但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传播是促使费弗尔发表演讲和出版论文的最主要原因。(11) 首先，他对情感的理解带有很强的主体间性，即一个人的情感会引起其他人的情感，从而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或者用费弗尔的话来说，“情感是会传染的”。(12) 此外，还有至今仍然很受欢迎的群体理论家、同时代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影响。不难看出，勒庞的话针对的是莱茵河对岸的大众和纳粹党在集会上狂喜的面孔。(13) 其次，他还认为“通过理性活动逐渐抑制情感活动”的线性历史叙事正在被“最近的历史”和“复活的原始情感”所破坏。(14) 他从理性到情感的转变与这种让人不安的认识有关，即“我们内心的情感生活总是准备着要淹没理性生活，并突然逆转我们引以为傲的从情感到思想、从情感语言到理性语言的进化”。(15) 第三，费弗尔建议研究的情感主要是消极的：“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忍的历史。”正如费弗尔所言：“这种与人性无关的空谈的主题，未来将最终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死尸坑。”(16) 因此，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国家社会主义诱人的情感潜力促使费弗尔采取了这种方法。(17) 这样看来，【43】似乎至少有三个人站在了情感史的发端位置：吕西安·费弗尔、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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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弗尔之前的情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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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真的位于情感史的发端位置吗？今天，没有多少人觉得强人的故事或对关键时刻的追寻具有说服力。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将讲到情感史的现状，这里我们从当前所理解的源头开始讲起。(18) 之所以加上“正如当前所理解的”这个限定，是因为我们仍然缺乏对情感史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1900年之前那段时期的研究。由于这个原因，下面的描述必然是片段性的，将对费弗尔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对于情感地位的描述限定在几个具体的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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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个非常早期的例子。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54—约前399）来说，情感即使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推动力，也是主要推动力之一。恐惧和其他强烈的情感使得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互相残杀。斯巴达人“之所以认定和约已被破坏，并且必须宣战，不是因为他们的同盟者说服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的势力日益增长”，而科林斯人（Corinthians）的行为则是因为“他们怨恨科基拉人（Corcyreans）”。(19) 古代史学家拉姆齐·麦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概述了古代情感史的全貌。他认为，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情感“让人们打破常规，破坏现状。然而，他们的情感并非是不理性的”。(20) 这些情感构成了“普通且肯定合乎情理的行为的基础，之所以说是合乎情理的行为，是因为修昔底德及其读者或任何人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些情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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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伦认为，对于修昔底德之后的其他历史学家来说，情感只是一种修辞手段，用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者作为一种说服的手段。只有到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200—前120）那里，情感才再次成为人类决策和行动的激发因素。【44】帝王的情感会产生非常重大的结果，“帝王的个人情感会变成历史”，但波利比乌斯认为这些情感很难解读，他不断地问自己，一个君主怎么会堕落成为暴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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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罗马元老院或迦太基人这样的集体行动者来说，希望、绝望和勇气等情感确实支配着行动，但历史学家发现，这些情感更容易理解，因为它们不是国王那样的个人的情感，而是可以用外部环境来解释。(23) 因此，这两位古代历史学家认为，情感的力量是一种决定性的冲动，至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对古代情感史的第一次重构是这样认为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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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代的历史著述，我们对费弗尔之前情感史的大部分了解都与19世纪后期有关，当时的历史学家开始讨论情感的作用。这是因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对欧洲和北美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不同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25) 最初，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哲学的名下。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它们逐渐分道扬镳。哲学不得不把它作为主导科学的地位让给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使人文科学面临着巨大压力，因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客观性”总是意味着科学家的理性，而这种理性被理解为对情感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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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挑战，德国的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于1883年出版了《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为人文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自然科学垄断客观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声称人文科学具有更大程度的客观性，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理性地理解世界，而且这种理解与感官及情感有关。【45】人文科学以“人性的全部”为研究对象，并利用了“完整的、没有被删减的经验”。(26) 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家则执着于“从自然的机械秩序中得出思想或精神上的事实，而这是不可能的”。(27) 狄尔泰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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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各种社会状态都是可以从内部加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能够根据我们对于自己的各种状态的感知，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把这些社会状态再现出来；我们所具有的有关历史世界的各种表现，都可以通过爱和恨，通过充满激情的乐趣，以及通过我们的全部激情，而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因此，盲目运作的各种原因的发挥作用过程，就被各种表现、感受和动机发挥作用的过程取代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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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解释学步骤要求历史学家与历史行为者融为一体。由于历史学家能够调动他所有的感知能力，包括与情感有关的感知能力，所以他能够从整体上理解过去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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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心理结构的决定性事实是， 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一种状态对另一种状态的影响是内在体验的一部分。我们体验这种结构。 我们理解人类的生活、历史和所有隐藏在人类思想深处的东西，因为我们体验了这些过渡和影响，从而意识到这个包含了所有激情、痛苦和人类命运的结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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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解读狄尔泰的著作时，通常会谈到1900年前后的一次断裂，他放弃了对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诠释学的建立之中。相应地，情感也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狄尔泰从1900年开始建立的诠释学依然非常重视情感。丹尼尔·莫拉特（Daniel Morat）将狄尔泰的诠释学描述为一种“感觉的方法”（Gefühlsmethode ），这是完全恰当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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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狄尔泰同时代的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也对情感很感兴趣，他借鉴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观点。1897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文化史？”（“Was ist Kulturgeschichte?”）的论文，主张将“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内心生活规律的精确科学”的成就考虑进来，【46】以丰富对“个人行为内在动机”的历史解释。(31) 特别是，兰普雷希特从科学分工的角度指出，人类学研究的是“有意识意志的情感和行为”和“感觉和动力”，而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它们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32) 就像兰普雷希特所采用的那样，其结果是一种带有情感因素的国家进步叙事，与主张增强情感控制的目的论只有一个区别：在发达的民族，情感是不受限制的，相反，“进步精神强度原则”（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psychic intensity）占了上风。因此，“个人主义时代的绘画比传统主义时代的更加充满激情，前者如丢勒的作品，后者如《快乐花园》（Hortus deliciarum ）中的微型画，然而，作为主观主义时代的画家，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几乎比丢勒更加富有激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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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狄尔泰和兰普雷希特之后，格奥尔格·施泰因豪森（Georg Steinhausen，1886—1933）和库尔特·布莱齐希（Kurt Breysig，1876—1940）也同样认为，将国家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和情感集体演员是没有问题的。施泰因豪森在1895年出版的《中世纪以来德国情感生活的变化》（Der Wandel deutschen Gefühlslebens seit dem Mittelalter ）中提出了“德国人情感和感性的五个发展阶段”，确立了一系列的对比：“自然与人为”“恒定与易变”“德国人与外国人”“普通人与精英”，在这些并列项目中，前者总是被赋予更加积极的意义。(34) 但是施泰因豪森笔下的情感史是怎样的呢？在第二个阶段，“在14世纪初，德国人是冷静而简单的，几乎没有情感（Gemüt）”，其生活的特点是“情感非常有限”。(35) 相对而言，第四个阶段（即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是“感性和情感的时期”，在此期间，德国陷入了“情感”和“眼泪”的海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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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库尔特·布莱齐希发表了《人类历史上的情感史》（Geschichte der Seele im Werdegang der Menschheit ），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架构。他从一个假设出发，即“在人类的每一个发展时期，不同的内在力量（Seelenkräfte）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37) 20世纪30年代，布莱齐希继续发表作品，正如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所指出的那样，在他的作品中，“日耳曼人的清晰与狭隘的民族视角相结合，达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38) 但是，无论是布莱齐希和施泰因豪森，还是狄尔泰和兰普雷希特，都没有出现在早期情感史的文献中。由于他们很少有时间去研究情感的易变性，所以在今天，他们没有一个能提供一部现代情感史所能利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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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们四位与20世纪早期对情感史有所贡献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间有许多联系。(39) 【47】在19世纪80年代，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86—1929）曾与兰普雷希特一起研究文化史。1905年，他将“情念程式”（Pathosformel ）的概念引入艺术史研究，用来描绘绘画和雕塑中富有情感的姿态或面部表情。(40) 他指出，强烈的情感被简化为“情念程式”，可能在几个世纪后，又以手部动作或面部表情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情念程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感互文性。1958年，瓦尔堡的同事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从古代雕塑中借用情感化的姿态，“他们试图用经典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类生存状况最深层的不安”。(41)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曾被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形容为一只“从一颗坚果跳到另一颗坚果的哲学松鼠”，他发现情感是很难避免的。(42) 对西美尔来说，促进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和过程总是与情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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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认为社会性的外部事件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心理动机、情感、想法和需求是理所当然的，它们不仅是这些事件的承载者，还是这些事件的基本生命力，而我们其实不过是有关当事人，那么，这些事件就会像一出木偶戏，并不比乱云飞渡和枝丫横生更可以想象或更有意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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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荣誉和忠诚，以及敌意、嫉妒、愤怒、仇恨、轻蔑和残忍，这些情感不仅可以导致个人和群体的分裂，还可以将他们团结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情感促进了社会群体的形成，【48】西美尔对此毫不怀疑。(44) 因此，“政治历史和人类学在情感方面的联系”成为1912年德国社会学协会第二次年度会议的讨论主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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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德文原版，1904—1905/1920；英文版，1930）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情感的讲述。韦伯将各种形式的新教教派排列在一个情感温度计上：加尔文主义者处于冰蓝色区域，他们相信自己是“神意的工具”，倾向于“禁欲主义行为”和“入世禁欲主义”，只承认无关情感的商业上的成功才是上帝恩宠的标志。韦伯将路德派置于中间位置，他们自认为是“圣灵的容器”，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因此，路德教的信仰几乎没有考虑控制情绪化行为和朴素情感的自发性活力”。相比之下，虔信派则在天主教的炽热领域摇摆不定：“在摩拉维亚兄弟会（Herrnhut）特有的虔诚中，情感因素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突出了“宗教情感的率真乃是它纯净无瑕的标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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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也对儿童般的情感感兴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他出版了《中世纪的秋天》（Herfsttij der middeleeuwen ，1919；英文版，1996）。(47) 赫伊津哈笔下的中世纪有大量不受约束的哭泣和愤怒，“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富有激情的暗示，显示大起大落的情绪，不加修饰的热情、突发的残忍和温柔的情感”。“对1435年的阿拉斯（Arras）和会，让·热尔曼（Jean Germain）是这样描写的：和谈代表的发言令人激动，听众激动得倒在地上，或泣不成声，或放声痛哭。”(48) 情感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特点是极端和缺乏克制的。在政治领域，赫伊津哈评论道：“在15世纪，直接表达情绪的方式常常会冲破效用和精心思考的堤防。”(49) 在司法领域，赫伊津哈强调：“这种正义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异教的性质，受复仇情绪的支配。”(50) 【49】在宗教领域，赫伊津哈认为：“缺乏宗教敬畏心的舒适感、日常生活的满足感与极度狂热的虔诚展示交替进行。”(51) 在赫伊津哈看来，对女巫的迫害代表了“和厌恶、恐惧、仇视、难以容忍的侵犯相联系的情绪，即使这样的侵犯是在信仰的领域之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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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赫伊津哈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伤心落泪”“盲目的激情”和“痛苦的过度敏感”等表达。(53) 就史学影响而言，他关于情感的作品要逊于他所探讨的时代，即中世纪晚期的14世纪和15世纪，当时正处于现代早期的门槛上。随后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新教关闭了情感控制的阀门。简而言之，伊拉斯谟（Erasmus）和路德把过度情感化的中世纪儿童塑造成了现代人。赫伊津哈对情感控制的线性发展的精彩叙述，虽然没有了当时的隐喻，却被证明是极其顽强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它被赋予了最优雅、最诱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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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弗尔及其后的情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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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历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在瑞士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这本书并没有引起费弗尔的注意。1969年，这本书被译为英文。(54) 埃利亚斯从德国移民到巴黎，然后又到了伦敦。他从1933年就开始写作这本书。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本书才以德语再版，在被翻译成英语之后，才变得更加广为人知。(55) 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学经典著作，是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欧洲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这一现代性始于1600年左右，是一个对情感的控制不断加强的线性过程。(56) 【50】作为现代人意味着要鄙视其他用餐者糟糕的餐桌礼仪，要为往地板上吐痰的亲戚而感到羞耻，要为在公共场所看到裸体而感到尴尬。在现代之前，一切都是不同的：前现代人几乎从来不用餐叉，“餐具仍然很有限：左边是面包，右边是酒杯和餐刀”。(57) 前现代人会在餐桌上用手指擤鼻涕，会从公用盘子里直接动手拿东西吃，或者把啃过的骨头扔到地板上，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有那些用桌布擤鼻涕，把食物弄到鼻子和耳朵上或眼睛里，或把公用盘子里的东西吃光的人，才会遭到鄙视。(58) 前现代时期的人没有超我的观念。在现代性开始之前，并没有“现在这种无形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墙，相互排斥和分离”，相反，情感更加自由，其表达“比后来更自由、更直接、更开放”。(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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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斯的核心隐喻是“情感经济”（affect-economy）。(60) 他认为情感必须永远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从一个地方消失的情感必然会在另一个地方表现出来。根据埃利亚斯的观点，在向现代性过渡的过程中，中世纪男女可以自由表达的情感被禁忌所束缚。这些禁忌被内化了，外部的强迫变成了自我的强迫。这会导致灵魂的扭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运动来发泄野蛮的、不受控制的情绪；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强迫行为和其他症状”。(61) 尽管今天的历史学家对精神分析嗤之以鼻，但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62) 埃利亚斯的持久功绩在于，他为情感史这个新兴领域提供了概念武器。他创造了一套新的术语来描述情感现实，使用的术语都涉及本质主义的概念，【51】如“情感结构”“情感形成”和“情感生活”。(63) 他还发明了一些复合术语，这些术语捕捉到了情感的真实构建，如“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情感的社会调节和管理”和“情感模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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