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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埃利亚斯的写作时期，他处理情感概念的方式是非常开放的。例如，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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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便对情感可塑性的界限提出了问题。毫无疑问，情感有其本身固有的特定规律性，可以把这种规律性称为“天生的”。历史的进程是按照这一规律性而形成的，同时这一规律性又规定了历史进程的活动范围和界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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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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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与难堪感觉的形成以及难堪界限的前移，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感觉形式是在某种形式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同时它们又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作用……对于人的心理功能来说，自然的与社会的进程是不可分割的，是共同起作用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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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既包括本质主义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建构主义的因素。它们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威廉·M.雷迪（William M. Reddy）所探讨的综合性的情感概念。雷迪认为情感是由文化和历史因素形成的，但是他从未否认情感具有普遍的物质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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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斯和费弗尔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认为情感会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都提倡在历史研究中使用心理学；都有情感的主体间概念；都认为情感史必须借助绘画对情感的描绘；都对情感控制的脆弱性非常敏感，都意识到在欧洲，情感会以很快的速度冲破理性的束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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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固定本性和变化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埃利亚斯进步的、主体间的情感概念并没有赢得支持者。当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对情感的理解是非历史的、普遍主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在其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恐惧的多卷本著作中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焦虑，【52】但是他把这些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他最终没有把情感看作是一个文化历史变量。(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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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背景的英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研究的是法国史，他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的四卷本法国史从1848年讲到1945年，以“野心、爱、愤怒、骄傲、品味和焦虑”这六种激情为主题。(69)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泽尔丁是怎样理解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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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野心的研究涉及希望与嫉妒、欲望与挫折、自信、贪婪与模仿，将导致社会诸多弊病的阶级冲突置于显微镜之下。(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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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将被改写的是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尽管泽尔丁坚持认为他会同等重视对私人生活（家庭生活等）和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考察，但在实践中，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书中最多的篇幅探讨的是个人在个人主义时代追寻意义的情感后果，因为在个人主义时代，宗教、家庭和村庄曾经提供的基础不再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泽尔丁创造了一种医学语言来描述个人主义的疾病、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具体意义上的恐惧和歇斯底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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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尔丁和埃利亚斯一样，走在了其时代的前面。(72) 他转向情感可以被解读为对当时社会历史的一种反应。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对规律性、严格因果关系、量化和大型结构的探索。泽尔丁的方法论信条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和模糊的”。那是在1973年，而整整15年后，后结构主义才重新将个人解释为一个多层次的、矛盾的、有弹性的实体，这样的解释开始在对理论感兴趣的、反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中流行开来。(73) 【53】泽尔丁还认为人类行为的表现形式极其多样，“每个活动都围绕自己的轴心运行，专注于自己的当务之急，被自己特有的线条所划分”，这一观点与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相似，而当时他们在历史学家中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74) 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经济是最主要的，而把所有其他的社会领域（宗教、科学、体育等）作为次要的表现形式。但对布尔迪厄来说，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节奏，而卢曼则用“系统”和“子系统”来描述。(75) 泽尔丁是最早将历史学家理解为一个主体的人之一，历史学家的行为是由情感决定的，他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本身就是充满情感的，他的研究对象是根据情感偏见和倾向来选择的。据泽尔丁说，让·德吕莫之所以会发起这一研究，“因为他希望了解在他十岁时一个朋友突然去世带给他的恐惧，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致他三个月没去上学……所以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促使他对他人的经历进行大量的反思”。(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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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除了泽尔丁、费弗尔或埃利亚斯的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新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其主要代表是彼得·盖伊（Peter Gay）、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和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尽管他们将历史心理化的方法不同，但他们很快就对情感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77) 乌特·弗雷沃特指出，盖伊在1984—1998年之间出版的多卷本《布尔乔亚经验》（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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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9世纪的历史作为内心情感及其表现形式的历史来书写，不仅描写了资产阶级夫妇亲密的枕边谈话，【54】也描写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对狩猎的热爱，以及“一战”前精心策划的冒险外交。(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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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心理历史学更普遍的批评针对的是它对情感的解释：情感被以一种违背历史的方式强制归入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实际上是属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学说的解释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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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嫉妒心很强的父亲让马丁很早就走出了信任阶段，离开了“他母亲的呵护”。父亲试图让马丁早早地疏离于女性，在工作中保持清醒和可靠。他成功了，却让儿子对婴儿期的信任产生了深切的怀念。路德在神学上的解决方案似乎完全符合他个人妥协的需要，即在精神上回归毫无疑问的信仰，从政治上服从那些运用世俗法律之剑的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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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数百万同胞的死亡负有责任”，因为他在童年时遭到酗酒父亲的“可怕殴打”。(80) 同样，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也成了“对儿童的爱的早期增长”的结果。(81) 因此，对情感及其历史的心理史学描述充满了明显的时代错误。当历史行动者的确说着心理分析语言的时候，心理分析可以发挥作用，并提供了一些关于情感历史的洞察。因此，例如，如果不使用心理分析术语介导的情感范畴，就无法写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德左翼集体生活实验的情感史。(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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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55】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大卫·萨比安（David Sabean）、路易斯·蒂利（Louis Tilly）这些德国和美国研究早期现代历史的史学家，与杰克·古迪（Jack Goody）有关的英国人口史学家，以及法国人类学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家族史和情感史，而没有涉及心理学和心理分析。从机构上讲，这一多学科群体包括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和巴黎的法国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 Homme）的成员。他们试图打破许多当代社会科学家的两分法思维：一方面是母子之间无私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是男性家庭成员之间利己的非情感关系。他们想恢复情感和目的理性之间的关系。(83) 按照埃丝特·古迪（Esther Goody）的说法，“家庭角色的安排和对家庭角色的情感承诺之间没有简单的联系”，这意味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完全不能被认为是无私的，或缺乏情感的。(84) 哥廷根和巴黎的研究人员还对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等人对家族史的描述提出了质疑。根据这一描述，从18世纪开始，夫妻关系中包含的情感内容稳步增加，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如果“遇到年轻人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而放弃丰厚嫁妆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这就是浪漫”。(85) 在现代早期之前，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绝不仅仅局限于目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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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性别史兴起，有关学者提出的论点与哥廷根和巴黎的学者的论点如出一辙。(86) 肖特认为，1750—1850年间，私生子数量的增加可以用来表明一点，即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基于爱情而非实际考虑的婚姻关系中来，因此，现代性可以被解读为婚姻浪漫化的进步历史。(87) 性别史学者对此也提出了反对意见。【56】吉塞拉·博克（Gisela Bock）和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反对这种浪漫化的观点，认为它将女性的家务劳动重新定义为非劳动，从而巩固了现代早期婚姻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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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家庭和婚姻制度中，妻子终身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延续期间都将其体力劳动和性交给丈夫，她的行为被认为是出于爱，并且得到的回报也是爱，而事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婚姻市场上，被用来交换爱的不仅仅是爱，还有为了生存而做的工作。(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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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明显，在性别史（主要是妇女史，甚至就被称为妇女史）的早期，强调的是情感的工具性，即它会加强已经确立的性别不平等并创造新的不平等。被认为是生物性的、本质的自然“母爱”也是这一新的性别史的关注目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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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性别史学家对性别的范畴提出了质疑，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被认为固定不变的男女生理差异实际上也是历史建构。性别史分化为身体史、性史、男性史，以及其他一些小学科。在这些学科中，情感都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90) 正如在哥廷根和巴黎发展起来的现代早期家庭史中一样，情感仍然是次要的，因此1997年埃迪特·绍雷尔（Edith Saurer，1942—2011）指出，“是时候将爱情史作为性别关系史的研究起点了”。(91) 【57】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在使传统女性的情感变得高尚方面所做的贡献，即使是作为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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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N.斯特恩斯是《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的创刊编辑，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斯特恩斯夫妇的共同努力，情感史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上一篇被广为阅读的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个人情感体验与情感规范之间的严格区别，并将后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在这篇文章中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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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或社会中一个特定的群体对基本情感及其适当表达所持的态度或标准，以及社会机构和制度在人类行为中反映和鼓励这些态度的方式。(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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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支配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情感表达的管理机制或者是基本社会群体上。他们所说的包括幼儿园、学校和军队这样的机构，也包括婚姻和家庭这样的制度。例如，在学校里，年轻人被教导要尊重长辈；在军营里，士兵要学会隐藏他们的恐惧；在家庭里，父母给孩子呈现一种基于浪漫爱情理想的理想关系。当然，情感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受历史变化的影响。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反威权主义教育演变成了平等人之间的爱；“越战”期间美国军队的军事改革促使人们更公开地承认士兵的恐惧，虽然这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处理这些恐惧的新方式；而浪漫爱情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种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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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斯夫妇认为情感和情感学是不同的分析实体，但又相互关联。根据历史行为者的情感范围，情感和情感学之间的关系被重组。如果有一段时期，婚姻纠纷中出现愤怒的表达是为社会所接受的，而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在新的历史坐标下，持续的愤怒情绪则变成了一种负罪感，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日记发现这种感觉。(93) 这就引出了史料的问题，这是情感史所强调的，也是斯特恩斯夫妇所关注的。他们在1985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日记、自传等个人材料以及纯文学。此外，表达社会抗议（罢工、示威、革命）的经典社会历史材料也可以被谨慎用作情感的证据。后来他们专注于成才学作品。(94) 作为社会历史学家，起初，他们非常担心难以接触到工人阶级的情感，特别是那些文盲。(95) 【58】他们后来对成才学作品的关注导致了这样一种指责，即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并且过高估计了其材料的社会覆盖面。例如，芭芭拉·罗森宛恩认为，他们从礼仪指导书籍中收集到的关于愤怒、嫉妒或恐惧的任何信息，都不能代表整个社会，而是只与一部分中产阶级有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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