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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变化的另一个例子来自阿兰·科尔班。他展示了1870年8月在法国西南部一个村庄发生的一幕场景：一名年轻贵族在数百名村民的见证下遭受折磨和火刑，这在整个法国引发了公愤。然而在这幕场景的100年前，同样的景象并不会被认为是残酷的：如果是1760年，就连妇女和儿童也会前来观看。因为在当时，“死刑是值得庆祝的场合。人们在绞刑架的阴影下赌博、喝酒、打架。在精心策划之下，酷刑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方式进行着”。(160) 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去神圣化过程首先削弱了仪式和亵渎的影响，使这种景象变得“可怕”，后来麻醉学的发展降低了疼痛的阈值，而感伤主义文学中“敏感灵魂（l’âme sensible）的出现”则完成了剩下的任务。(161) 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写了一本关于恐惧的文化史，书中指出，恐惧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162) 而乌特·弗雷沃特则研究了情感的衰败，即情感的失落和找回。例如，懒惰（acedia ）曾经是一宗重罪，但在现代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男性和女性经常感到缺乏热情和动力，但他们不会出现中世纪僧侣认为患有懒惰症的人会有的症状：发烧、关节疼痛。此外，懒惰的根源也不会追溯到恶魔或魔鬼。(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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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研究不是寻找历时的差异，而是共时的比较。(164) 例如，威廉·雷迪就对性别和性历史学家对爱情缺乏研究兴趣而感到震惊，至少与围绕性欲和性而蓬勃发展的产业相比是这样。【73】于是他开始研究浪漫爱情和性快感之区别的历史根源。他将其追溯到1200年前后，在这一时期，宫廷之爱越来越被理想化，而神学上对强烈欲望、性欲、私欲和贪欲（concupiscentia ）的神学探讨（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日本和印度，在这些地方从古至今都没有出现快乐与爱情的两分法，就会发现欧洲人的这种分离是多么的不同寻常。根据雷迪的说法，直到今天，这种快乐与爱情分离的现象在日本仍然不存在。例如，日本妓女每天的性接触远少于法国妓女。前者提供的服务包括多种形式的社交活动，因为身心俱疲的日本商人在妓女那里所寻求的是解脱或慰藉，而“性行为可有可无”。(165) 阿帕德·冯·克里莫（Árpád von Klimó）和马尔特·罗尔夫（Malte Rolf）比较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陶醉（Rausch ）和斯大林主义的狂热（entuziazm ），认为前者没有对象，只是为了打破障碍，而后者总是有特定的对象。(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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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本书后面章节将探讨的两个问题。首先，现代的情感史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写成科学史。一旦科学把情感作为研究对象，就不仅产生了关于情感的知识，而且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其次，有必要把20世纪的情感史主要作为媒介和传播的历史来研究。早在1941年，费弗尔就呼吁通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来重构过去的情感观念。他也确实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凡·艾克（Van Eyck）的画作中对情感的视觉描绘可以让我们对15世纪佛兰德斯的情感生活获得直接和“真实”的了解。相比之下，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性质上是新的，【74】并且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欲望首先是由大众传媒引起的。现在几乎没有一种情感不是被媒体预先设计好的。(167) 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启了新的情感史的2001年9月11日。如果没有电视，“9·11”事件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如果恐怖分子没有如此确定他们的暴行会被拍摄下来，在全球范围内播出，然后被反复播放好久，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因此，如果没有媒体，我们将有一部完全不同的历史，其书写也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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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费弗尔将“情感史”描述为“几乎是一片处女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未知的领域”。(168) 50多年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人们正在测绘这片未知的领域，并提出各种要求。情感史确实有过一次繁荣。本章把早期的情感史研究与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与个人和制度联系起来。这表明情感史也是有历史的。无论我们从哪里开始，总是会遇到一个重要的区别，一边是本质主义的、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跨历史的情感概念，另一边是社会建构的、与特定文化有关的、相对主义的、历史的情感概念。情感研究者依赖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事实上，情感史的整个历史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二元对立的角度来书写。现在让我们转到后者，即社会人类学所代表的相对主义的后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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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为情感史起源于费弗尔的研究如Barbara H.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07/3 (2002), 821—845, esp. 821—823;以及Joanna Bourke,“Fear and Anxiety: Writing About Emotion in Modern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 55(2003), 111—133, esp.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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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ucien Febvre, “La Sensibilité et l’histoire: Comment reconstituer la vie affective d’autrefois?”, Annales d ’histoire sociale , 3/1—2 (1941), 5—20. Lucien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 ed. Peter Burke, trans. K. Fol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12—26．费弗尔的实际讲稿直到1943年才出版，即在修订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出版之后。Lucien Febvre, “La Sensibilité dans l’histoire: Les ‘Courants’ collectifs de pensée et d’action”, in Henri Berr(ed.), La Sensibilité dans l’homme et dans la natu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3), 77—100．关于这一背景，见Peter Schöttler, “Lucien Febvre, die Renaissance und eine schreibende Frau: Nachwort”, in Lucien Febvre, Margarete von Navarra
:Eine Königin der Renaissance zwischen Macht, Liebe und Religio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8), 361—362, here 377—378, n.63。费弗尔还在另一篇写于1938年的文章中讨论了情感，他提出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我们要避免把现在（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在）投射到过去”；“我们放弃了心理上的时代错误，这是最糟糕的时代错误，也是最阴险、最有害的错误”；“因为历史心理学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当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向我们讲述‘人’的情感、决定和推理时，他们真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决定和推理，我们作为西欧白人的特殊情况被整合到有着悠久文化的群体”。参见Lucien Febvre, “History and Psychology”,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 ed. Burke, 1—11, here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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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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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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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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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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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图像中的情感，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23；关于概念史，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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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图像中的情感，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23；关于概念史，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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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图像中的情感，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23；关于概念史，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4；原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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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兰· 科尔班（Alain Corbin）提到了这一背景，见“A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in Corbin(ed.), Time, Desire and Horror: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Senses , trans. Jean Birrell(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181—195；又见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2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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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和人们经常所声称的不同，我们不能把他在维希政权的经历视为一个动机，因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最初的版本来自亨利· 贝尔于1938年组织的那场会议。感谢彼得· 舍特勒尔（Peter Schöttler）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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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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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15．费弗尔还强调了情感的主体间性，以应对那些认为情感史过于个体化和不够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者。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关于勒庞对费弗尔的影响，见Corb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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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5—16, 26．例如，费弗尔把文学或艺术职业描述为“情感麻醉的手段”。他并不认为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升华，而是作为简单的替代；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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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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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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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又见费弗尔1939年对埃德蒙· 韦尔梅伊（Edmond Vermeil）的《德国革命学说：1918—1938》（Doctrinaires de la révolution allemande 1918—1938 ）的书评：“教条和教条主义者：还是算了吧。但是我们真的能从学理上去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吗？……仇恨、侵略和激情，我们应该去研究的不是纳粹的理性和教条在过去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情感和感性是如何形成的。说纳粹主义是一场革命，这没有问题。但什么是革命？是教条的转变吗？在我看来，更多的是道德上可接受的情感反应范围的变化，因此是社会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写一部情感史。”参见Lucien Febvre, “Sur la doctrine nationale-socialiste: Un conflit de tendances”,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1/4 (1939), 426—428, here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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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费弗尔之前情感史的简要概述，见John Corrigan, Introduction in Religion and Emotion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31, here 20,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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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 trans. Steven Lattimor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8), 43 (1.88), 15 (1.25).（中译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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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Ramsay 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2003), 9．本书共三章：第一章论述了古代历史学家描写情感的方式；第二章重点介绍了一些作家的研究和实验心理学的理论，从詹姆斯· 兰格（James Lange）到安东尼奥· 达马西奥；第三章更仔细地研究了情感在一些年鉴学派著作中的地位，并以19世纪早期推动北美反奴隶制运动的情感为例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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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Ramsay 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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