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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是本尼迪克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此或多或少算是巴斯蒂安的“曾孙女”。(46) 米德对美国人类学和20世纪美国文化史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47) 她在1925—1926年对萨摩亚群岛的实地考察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对美国教育和种族关系的重组做出了贡献，而且她对波利尼西亚人（尤其是妇女）的描绘也为性革命奠定了基础。她观察到波利尼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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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情表达方式的态度同对行为举止的态度一样不同寻常。各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被区分为“情有可原”或者“无缘无故”。易动情感、喜怒无常、忧郁寡欢的人被说成是无缘无故地笑，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泄怒、好斗。“无端暴怒”一词并非意味着脾气坏，后者是由“易怒”一词来表达的；同时也不意味着对合理的刺激产生一种不成比例的反应；【88】它只能按其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即无缘无故地愤怒；用不太严谨的话来表达，即一种不因任何表面刺激而产生的感情状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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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米德认为“萨摩亚人更喜欢中间路线，即情感的适度”。(49) 和其他人类学家相比，米德更加明确地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向美国社会举起了一面镜子。她指出，在美国核心家庭中，“情感的专门化”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一个包括几位成年男女在内的稍大一些的家庭共同体，似乎保证了孩子们不致发展出某些残缺性态度，诸如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等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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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许多人类学家追随米德，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情感人类学研究都建立在对南太平洋岛屿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非洲、南美或北美印第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米德成为像保罗·埃克曼这样的心理学家的心头大患，这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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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人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学流派，他们尤其与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这对夫妇有关。我们只有一些来自克利福德·格尔茨关于情感的评论，比如“不仅思想，还有情感也是文化的造物”，以及“为了下定决心，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为了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我们需要感情的公开形式，这只有仪式、神话和艺术才能提供”。(51) 在探讨情感表达仪式特征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作品经常被引用。(52) 他的第一任妻子希尔德雷德更加注重情感。【89】在20世纪50年代，她指出每个人都具有表达文化普遍性的情感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文化变量的改变，这些文化变量使其受到不同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有的文化鼓励某种特定的情感，而有的文化则往往会压抑它们。希尔德雷德·格尔茨倾向于在一种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过时的普遍意义上谈论爪哇人，即使与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志相比也是如此。她认为，“他们不喜欢任何强烈的情感表达，几乎没有真正的友谊或爱情关系。爪哇的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安静和顺从，她们更善于表达情感”。(53) 她还谈到恋母情结的冲突是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54) 尽管如此，她还对当地人的情感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所有这些概念都以某种方式与尊重发生关联，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传递给他们。她由此得出结论，“儿童训练程序”不仅是情感社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对内心情感生活所做假设的内在组成部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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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被视为杰出学者的其他几位人类学家认为，情感与文化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1937年，欧内斯特·贝格尔霍尔（Ernest Beaglehole，1906—1965）提出，对于生活在西太平洋环礁上的伊法利克人（Ifaluk）来说，仪式毫无疑问是一种情感的释放，而这种情感通常因缺乏私人空间而被压抑。他认为，如果没有特定的社会认可的表达压抑情感的方式，社会就会在自身的神经症压迫下崩溃。(56) 1952年，梅尔福德·斯皮罗（Melford Spiro）提出，由于伊法利克人对鬼魂的恐惧，攻击性被压制了，这种攻击性的直接表现被他们对和谐的文化痴迷排除在外。(57) 后来又出现了详尽的精神分析解释，例如，1967年乔治·莫里斯·卡斯泰尔斯（George Morris Carstairs，1916—1991）的研究就是如此。(58) 卢茨和怀特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涉及“双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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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情感位于情感的底层。就像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思维和二级过程思维一样，情感的统一或普遍的方面被文化的“模子”“滤镜”“透镜”“表现规则”或“防御机制”所“塑造”“过滤”“传递”“扭曲”或“遮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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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一项比较人类学的研究得出结论，【90】在世界范围内，浅色与积极情感之间存在联系，而深色与消极情感之间存在联系。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颜色和情感之间的联觉”，罗伊·德·安德拉德（Roy D’Andrade）和迈克尔·伊根（Michael Egan）由此提出了“先天反应”的概念。(60) 1978年，罗德尼·尼德汉姆（Rodney Needham，1923—2006）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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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情感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些情感并不像在不同语言中用来区分它们的名称那样，天然是那样分离或多种多样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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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情感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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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纽特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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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学经典著作的介绍就到这里，可见它们对情感的关注相对较少。琼·布里格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情感上。今天，她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情感人类学的开拓者。(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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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天，布里格斯来到屋库因纽特人（Utkuhikhalingmiut，简称Utku）中间，这是加拿大因纽特人的一个小部落，她想在几年的田野工作中研究他们的萨满教。二三十位屋库因纽特人生活在离最近的定居点约241千米的地方，生活面积约9万平方千米，以捕猎鱼类和北美驯鹿为生。他们过着季节性的放牧生活，共有八户人家和三个大家庭，夏天住在帐篷里，剩下的时间住在冰屋里。布里格斯被分配到首领伊努蒂亚克（Inuttiaq）和他的妻子阿拉克（Allaq）家中，成为他们的养女，被更名为伊妮（Yiini）。当时他们有三个女儿，分别是卡米克（Kamik）、莱吉莉（Raigili）和萨拉克（Saarak）。他们的第四个女儿卡亚克（Qayaq）出生于1964年4月。布里格斯接受了这个角色，尽管她当时已经34岁，和阿拉克年龄差不多，也不比大约40岁的伊努蒂亚克年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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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快就发现，【91】她最初想要研究萨满教的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屋库因纽特人就已经成为圣公会信徒，现在他们认为他们的萨满祭司“要么在地狱里，要么躲藏了起来”。(63) 然而，另一个课题出现了，那就是情感。情感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族志观察，另一个方面是布里格斯无意中违背了的屋库因纽特人的情感规范。他们慢慢地把她转移到屋库因纽特人社会的边缘，使她成为一个局外人，只好提前离开，在加拿大政府派飞机来接她时，她已经急不可耐要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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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斯后来意识到，支配所有屋库因纽特人行为的一条规则是，永远不要发火。她根据自己和伊努蒂亚克一家在一起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叫《永不发火》（Never in Anger ）。对于屋库因纽特人来说，长大意味着获得“伊胡玛”（ihuma），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理性”，主要表现在情绪控制方面。只有“儿童、傻子、重病之人和疯子”没有“伊胡玛”。(64) 这个家庭接受小萨拉克身上比一个同龄的美国孩子多得多的自私和愤怒，仅仅因为她还缺少“伊胡玛”，家里人知道她很容易发脾气，经常会哭闹。他们几乎满足了她所有的要求。作为父母教育理念的“坚定”在屋库因纽特人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存在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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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克的“伊胡玛”在她大约三岁的时候就到来了，因为她又有了一个妹妹。然而，母亲的注意力并没有一下子完全转移到妹妹身上，而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一家庭对“故态复萌”的容忍度比当代美国或欧洲家庭所能想象的要高。这一点在争夺母乳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的萨拉克还没有断奶，所以会和刚出生的卡亚克争夺母乳。布里格斯以养女的身份住在同一个冰屋里，她这样描述了萨拉克在妹妹出生后不久第一次意识到妹妹存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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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克睡得很香，过了一会儿，她动了一下，伊努蒂亚克有节奏地拍着她的背，试图哄她入睡，但没能成功，她还是醒了，于是他就把小妹妹指给她看，我赶紧屏住了呼吸。但是伊努蒂亚克并没有发火，一点也没有。萨拉克叽叽喳喳地叫着，饶有兴致地戳着小妹妹。当她看见母亲把妹妹抱在怀里开始喂奶时，暴风雨开始了，这是一场哀号和拍打的暴风雨。阿拉克抱着婴儿，用温柔的声音说：“不要伤害她。”于是，萨拉克要求获得她受到了威胁的吃奶的权利。虽然我知道屋库因纽特人很有分寸，但我从未想到，当危机来临时，能够以如此温和的方式得以处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经常听到阿拉克用一种虚假但是充满同情的厌恶语气说话。“奶水的味道太糟糕了。”【92】她说。语气中充满了爱意。但是，当萨拉克继续尖叫并拍打着妈妈和妹妹时，阿拉克做出了让步，把哭闹的萨拉克抱在怀里，一边用一只乳房喂她，尽管时间很短，一边用另一只乳房喂小妹妹。我没有注意到萨拉克是自愿还是被说服离开妈妈怀抱的，不管怎样，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哭了。这一次，伊努蒂亚克出面了，他安慰女儿说：“我们都很爱你的。”但是萨拉克太伤心了，没有注意到他。“去睡觉吧！”伊努蒂亚克更大声、更粗暴地说，“你已经很困了！”最后她哭着睡着了。伊努蒂亚克看了看他旁边枕头上的小脸，脸颊上仍有湿润的泪痕，黑色的小辫子也歪了。“可怜的小东西！”他说，“她意识到了，所以很不开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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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父母几次中断了他们想让萨拉克断奶的尝试，表现出很多的耐心。在布里格斯看来，这根本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屋库因纽特人认为“伊胡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自发出现的，不需要父母的干预。既然它还没有在小萨拉克身上出现，家人就坦然接受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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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里格斯来说，情绪控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也让她感到痛苦。这不是她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的，而是她自己无意中违背了这样的情感规范。这一切并不是突然而公开地发生的，而是逐渐发生的，起因是布里格斯难以适应北极的酷寒，还有就是语言交流障碍，以及她对屋库因纽特人行为的误解。“回想起来，我和这家人的关系似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屋库因纽特人的角度来看，我起初是一个让人好奇的陌生人，接着成为一个无法管教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个招人讨厌的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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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布里格斯住在她自己的帐篷里，这个帐篷很快成为屋库因纽特人的关注焦点。整天都有来访者，她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些私人空间，尽管对于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因纽特人来说，独自一人、无人理睬是最糟糕的惩罚。在语言和外表方面，布里格斯也与他们格格不入。她不得不让他们重复说过的话，而这在屋库因纽特人中间是很少见的。甚至在冬天到来之前，她就非常担心寒冷，因为她的手上和脚趾上已经长了冻疮。布里格斯后来注意到，当她拜访屋库因纽特人时，他们会继续做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后来她也就不再注意她源源不断的来访者了。这样做表面上很受欢迎，但实际上被认为是对规范的一种违背，导致她后来被边缘化，被称为“kapluna”（意思是白人）。此外，布里格斯经常会烦躁或哭泣，而这种情绪爆发同样被屋库因纽特人坦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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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发现，我太不把自己急躁易怒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当回事了。【93】如果我成功地控制住自己，就像我在第一次攻击冲动耗尽之后所做的那样，事后愉快地讲起这件事，他们会和我一起大笑。或者，人们似乎接受了我为了消除越界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做出的慷慨姿态，那么我就会认为这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只有在一年后，当我回到约阿港（Gjoa Haven），伊卡育克图克（Ikayuqtuq）告诉我屋库因纽特人在第一个冬天有关我的说法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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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温跌至零下50℃，布里格斯搬进了伊努蒂亚克的冰屋，事情到了关键时刻。在表现得像个听话的养女方面，布里格斯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她发现伊努蒂亚克的行为傲慢、自私，家长作风十足。后来她说：“我很喜欢伊努蒂亚克外出，因为这时我就可以摆脱我所认为的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跋扈’。”(69) 她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与伊努蒂亚克发生冲突，“例如，好不容易把冰屋里的温度升高到可以打字的程度，却被他给破坏了”。(70) 此外，她也觉得他对待妻子和孩子的方式让她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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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令她们为他做各种事：泡茶，做饼，给他拿烟斗，帮忙喂狗，把墙上的冰凌凿掉，似乎一点也不会因为打断了她们的活动而感到内疚，有时甚至会打断阿拉克的睡眠。如果墙上漏了个洞，床上就会积起雪来，或者夜里有只狗从锁链中挣脱出来，起来处理的一定是睡得正香的阿拉克，而不是她醒着的丈夫。(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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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斯渐渐意识到，对于屋库因纽特人来说，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种基本美德。但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她与伊努蒂亚克的关系越来越糟，外面的天气也越来越糟糕，这让她别无选择，只能躲到冰屋里属于自己的角落。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外部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她写道：“把屋库因纽特人的标准应用到我的行为上，我觉得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个人的谴责，但是很多时候，即使我下定决心要以屋库因纽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当时的情况根本就不允许。”(72) 她压抑的情绪“必须发泄出来”，她必须像火山一样“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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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自控力比我习惯于约束自己的自控力要大得多。而且，我还承受着比以前大得多的压力，由此产生的紧张急需表达出来。虽然我尽最大的努力通过笑声来表达，就像屋库因纽特人那样，但笑得很不自然。我常常在数小时甚至数天的平静之后，为自己终于获得了一种表面上适当的平静而沾沾自喜，但令人沮丧的是，总是会有一阵突然或强烈的情绪发作让我露馅。当我不得不说上一千遍“我不懂”时，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冷漠，它掩盖了我因疲劳或沮丧而想哭的愿望。有一次，因为急着要离开冰屋，我不假思索地把莱吉莉挪到一边，而不是轻声让她挪一下。当阿拉克和她的姐姐闲聊时，她们眯起的眼睛和不怀好意的窃窃私语使我无法忍受，【94】我会用喃喃的英语说一些批评的话。当污泥连续三天从过热的圆屋顶上掉下来，落到我的打字机上，让我不得不结束当天的工作时，我禁不住发出一阵咒骂（也是用英语说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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