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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表明，情感对于伊隆戈人的自我构建十分重要。尤其是像愤怒和知识这样的情感范畴被认为直接取决于外部事件（在打猎时看到动物，寻求猎头耳环，听猎头歌曲）。他们没有像“良心”或理解这样被内化的心理控制，情感是自决的，愤怒和知识在内心形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他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运动”。(106) 因此，它们并没有与某个对象相联系，而是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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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隆戈人互相讲述的故事中，内心并不渴望、反映或以其他方式与外部事件对立。讲述者说：“我的心说‘开枪吧’，我就开枪了。我的心说‘他来了’，他就来了。”(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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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通过愤怒和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自我不同寻常的建构，表明自我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自我或主体性的范畴（即作为个人的意义）即使不是所有后结构主义理论最核心的范畴，也被认为是核心范畴之一。福柯等人所关注的是要展现其历史性和可塑性。【102】如果要说出一个支配社会建构主义情感人类学的总体范畴，那就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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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伊隆戈人的例子颠覆了西方关于女性情感特别强烈的观念。因为愤怒与知识的辩证关系所影响的是男性，他们的情感比女性更加强烈。(108) 相比之下，在西方世界，是女性更加“情感化”，情感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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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真实情感媒介的诗歌，而不是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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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主义情感人类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性别问题，这一点在莱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的研究中得到了强调。她可能是唯一一个研究情感的人种学家，也是少数几个人种学家之一。阿布-卢赫德在美国长大，现在在那里教书。她的父亲是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齐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知识分子易卜拉欣·阿布-卢赫德（Ibrahim Abu-Lughod，1929—2001）。父亲把她介绍给那些她将在其中进行田野调查的人。1978年10月，她抵达开罗，准备由此前往靠近利比亚边境西部沙漠的阿瓦拉德阿里（Awlad‘Ali）贝都因人部落。她的父亲坚持亲自介绍他的女儿，因为他知道在传统的穆斯林阿拉伯社会，父亲的保护对未婚女儿在社会和学术上的成功至关重要。当时，她对这种安排感到“有点尴尬”。但现在回想起来，她很感激父亲的帮助，因为如果没有父亲伴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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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贝都因人这样保守的民族来说，部落和家庭是至高无上的，对女孩的教育还是新事物。如果一个女孩独自行动，他们会认为她一定是疏远了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男性亲属，以至于他们不再关心她。(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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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洞察是因为她本人被视为当地的贝都因人之一。阿瓦拉德阿里人认为所有的穆斯林和埃及人之外的阿拉伯人都是“我们中的一员”。莱拉的母亲是美国人，即社会学家珍妮特·李普曼·阿布-卢赫德（Janet Lippman Abu-Lughod，1928—2013）。由于在世俗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莱拉只会说基本的阿拉伯语。她小时候曾在埃及生活过四年，后来又和约旦的亲戚们一起度过了几个夏天。与一个在开罗生活一辈子的埃及人相比，她依然更容易被接纳为“我们中的一员”。这种远与近的结合继续驱动着莱拉，她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103】描述了一个既作为自我又作为他者的“双重身份”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生活。(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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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港，莱拉的父亲安排了一次与贝都因人的会面，让他们知道他女儿的意图，即要提高她的阿拉伯语，了解一下贝都因人的生活，为此目的，她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接收她的家庭。部落长老听说后，提出要把莱拉接回自己的家中。于是，她成了他家的“养女”，就像布里格斯在研究屋库因纽特人时所做的那样，当然，她也读过布里格斯的民族志。这个角色给了她很多洞见，但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贝都因人以父系家庭的形式生活在部落中，年长的堂兄弟（叔父的长子）有优先和堂妹结婚的权利。孩子和他们的男性亲属一起生活，莱拉讲述了一个五岁男孩的例子。他的父母离异后，他跟着母亲长大，直到爷爷把他接回他的正常家庭，也就是父亲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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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男孩以前从未见过爷爷，但他还是跑去收拾了几件衣服，把手放在爷爷的手里，几乎头也不回就走了。他的母亲伤心欲绝。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点头，似乎并不惊讶。(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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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瓦拉德阿里人不再四处游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住在帐篷里，而是住在简朴的房子里。他们不再在游牧经济中担任牧羊人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他们的羊进行贸易。此外，他们还通过出售土地和走私获利。在埃及西部、靠近利比亚边境、远离首都和政权的地方，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这种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导致了男女之间更大程度的隔离。在游牧时期，女性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家族的帐篷之间走动，但一旦开始住在房子里，她们就更有可能被阻止与男性亲属或陌生人见面。这就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自由，并增加了她们蒙面的程度。与此同时，富有的男性能够养得起更多的妻子，这也对家庭的情感经济产生了影响。(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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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拉本来对情感问题并不感兴趣，但当她融入新家庭封闭的女性世界后，情感问题就成为她关注的焦点。(113) 这里的妇女会演唱一种名为“津纳瓦”（ghinnāwas，字面意思为“短歌”）的歌曲，这种歌曲大多是即兴演唱，有时是迅速变化的对话，【104】形式上类似于日本的俳句，在情感内涵方面类似于美国的蓝调歌曲。“津纳瓦”的演唱要想成功，语音和语调是决定性因素。除了其他的功能之外，成功的演唱可以加强在场妇女之间的感情。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尽管“津纳瓦”有体裁规则，并且被程式化，但仍然是阿瓦拉德阿里人的妻子用来表达她们感情的渠道。阿瓦拉德阿里人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缺乏真实性，因此并不指望这样的语言合乎逻辑和前后一致，有时甚至可能是完全矛盾的。相比之下，“津纳瓦”是“个人生活的诗歌”，讲述的是悲伤、令人苦恼的爱与思念、对丈夫第二任妻子的嫉妒、对似乎完全被第三个妻子占据的丈夫的渴望、对于丈夫之外的某一个男人的爱。因此，津纳瓦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了解“阿戈勒”（agl），即贝都因人的自我、内心、意识、精神或完全没有宗教色彩的灵魂。(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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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在西方人看来最奇怪的是，一种理想的、“真实的”情感并没有表现为明白无误的身体符号或非正式语言，而是表现为一种文学体裁，即使在即兴创作的高潮，依然遵守固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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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莱拉注意到的那样，“津纳瓦”是验证情感的主要方式。她听到一个妻子的演唱，这位妻子可能对她所嫁的男人感到鄙视，也可能没有。丈夫的家庭对这种情况感到不安，莱拉违背了她的诺言，即永远不让别人知道她听到的诗歌，她把这些诗歌告诉了那位丈夫的弟弟。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嫂子只是在逗弄他的哥哥，假装不喜欢他，好让丈夫送给她礼物。然而，一听到这些诗歌，他马上就改变了看法。当这位人类学家向这位妻子提起她自己的“津纳瓦”时，她告诉莱拉，她爱的是来自另一部落一个敌对家族的男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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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唱“津纳瓦”的社会背景是决定性的因素，它让有关性别关系、社会等级和阿瓦拉德阿里人情感的一般讨论成为可能。对男性来说，公共领域被严格的荣誉准则所支配：骄傲的、不可战胜的、自主的贝都因男性拥有高度的情感和身体自控能力。女性的行为也会受到同样严格的羞耻规范“哈萨姆”（hasham）的约束。这是弱者的荣誉，意思是“羞耻”和“害羞”。它与面纱密切相关。最终，“哈萨姆”的意思是担心被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统治，担心破坏阿瓦拉德阿里人自治和自由的理想。(116) “哈萨姆”规范禁止女性公开（更不要说在男性面前了）谈论真正的、【105】理想的爱情（与包办婚姻中的爱情相反），也禁止女性嫉妒丈夫的其他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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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布鲁卡（Mabrūka）嫁给丈夫已经16年了，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发现丈夫打算娶第二任妻子，但是她似乎一点也不为之烦恼，只是说：“让他娶吧，我才不在乎呢。但是他应该给我买些好东西。他一无是处，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关心他的家人，确保他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117) 即使她的丈夫婚后和新婚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通常的七天，她的反应也很淡定，似乎毫不在乎。在第二次婚姻后的第10天，他终于又来了，给她带来了从市场上买的食物。马布鲁卡只抱怨说他忘记了一些东西。然后她丈夫拉希德（Rashīd）拿起枪去打猎了。她告诉正在拜访她的莱拉说：“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的人影了。”莱拉温和地问她是否会想念丈夫，得到的是一个果断的回答：“不可能。你认为我还爱他吗？我甚至没问过他的事。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18) 不久之后，她开始吟唱饱含深情的诗歌，其中谈到了悲伤和失望，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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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是对我许下虚假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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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mā khallō l-‘a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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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mrāt bimwā‘īdhum.(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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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是否意味着马布鲁卡对她的家人“撒谎了”或误导了他们，而她的诗歌暴露了她的真实情感呢？莱拉认为根本就不是这样。这种愤世嫉俗的解读就像欧文·戈夫曼的观点，即人们在公共场合交往时会戴上“面具”，把真实的面孔保留在“后台”，在那里他们可以展示真实的自我。(120) 莱拉认为我们应该拒绝西方对真实自我的幻想，并赋予女性的公共话语和私下吟诵的诗歌一样的真实性，平等对待这两种话语（莱拉在这里明确借用了福柯的观点）。(121) 因此，莱拉也会反对上述观点，即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口头陈述缺乏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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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莱拉还认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审美上，“津纳瓦”诗歌都很适合表达不能在“哈萨姆”规范框架内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津纳瓦”既是程式化的，又是即兴创作的，这就创造了一种模糊性，从而为情感的表达创造了空间。吟唱者总是可以隐藏在诗歌形式的背后，声称由于受到体裁的限制，【106】自己只是在遵循一种传统。当然，“津纳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阿瓦拉德阿里人的心目中，它和埃及开始将西部沙漠逐渐现代化之前的光辉时代有关。(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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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建构主义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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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谈到情感人类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时，通常与莱拉同时出现，甚至更早出现的一个名字是凯瑟琳·卢茨。(123) 1977年，卢茨前往西南太平洋的伊法利克环礁（Ifaluk Atoll）进行田野考察。组成伊法利克环礁的两个主要岛屿加起来面积不到2.6平方千米。它们在1797年被英国人“发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被日本占领。1945年，它们被联合国指定为美国的战略托管领土。在卢茨进行研究时，430名伊法利克人住在单间茅草屋中，每户平均有13人。(124) 和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民族志一样，卢茨的专著也体现了她高度的自我反省，这使她本人的立场十分明确。她告诉我们，她正在寻找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情感不会自动地与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西方的刻板印象，她在20世纪70年代多次遇到这种刻板印象，虽然美国大学里的女性在担任教授和其他高级职位方面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她强调伊法利克人实行的是入赘制度，即全家人住在妻子父母的家里或附近，这使她期望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而情感的性别划分则不那么重要。她还透露了自己对南太平洋的浪漫憧憬，认为这里是一个“更好”、更和平社会的堡垒，正如保罗·高更所描绘的那样。(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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