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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领域是“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它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行动者有所投入（如时间），或者赢或者输（如积极情绪）。(205) 第六和七个领域分别是“权力和地位”与“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这些也许是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寻求用一种理论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核心范畴——社会不平等。(206) 我们可以把最后一个领域归给一位游走于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学者——伊娃·易洛思。(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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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伊娃·易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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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这是伊娃·易洛思引用的一句广告语。(208) 这个说法乍一看可能很有趣，但随着易洛思开始深入思考如今人们见面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125】易洛思试图剖析爱情的商业化，以及它作为最“私密”的情感，不受商业和市场影响的理想化。她质疑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的”市场是否能够通过情感的商业化复制和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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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易洛思的说法，我们对浪漫爱情的看法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无私的而不是利益导向的，有机的而不是功利的，私人的而不是公共的。”简而言之，浪漫爱情似乎避开了理解资本主义所常用的传统范畴。(209) 同样，正如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无情地侵入了我们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最隐秘的角落”。因此，易洛思认为，今天的爱情与市场机制和广告紧密相连。(210) 这种矛盾——非资本主义浪漫爱情的“集体乌托邦”与几乎完全商业化的浪漫爱情相结合——使爱情领域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和文化矛盾上演的舞台”。(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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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思的《消费浪漫乌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一书以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浪漫爱情的历史图景开篇，接着以20世纪80年代的采访以及对杂志、广告和个人建议的分析为基础，对后现代爱情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阶段考察一下广告的趋势，就有可能发现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针对中产阶级的广告与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截然不同。前者划定了明确的空间界限和性别界限——女性在厨房，男性去上班，两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或浪漫的亲近。相比之下，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模糊了这些界限，例如，展示了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相互拥抱。从20世纪30年代起，更加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工人阶级道德开始盛行，并被提升为一种普适性的理想。现在，通过消费，所有人都可以实现这一理想。现在，可以说爱已经成为可以购买的东西，或者用易洛思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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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的20多年里，浪漫的主题越来越多地与消费联系在一起。而且，后来浪漫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同一时期，表现自我的产品的广告宣传新的浪漫模式，不仅把这种情感从家庭生活、男女领域划分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中脱离出来，而且实际上是反对婚姻的。【126】通过对比“婚姻的乏味”和“浪漫的刺激”，这些广告呈现了婚姻状态的负面形象。(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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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媒体对婚姻的这种负面呈现表明，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普遍转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接近尾声时，工作越来越被视为生活的纽带，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乌托邦式的思考：在集体想象中，浪漫变成了不工作、休闲和假期，最终，浪漫成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假期这样的乌托邦建构。今天我们仍然有这种浪漫的概念。易洛思的一位受访者告诉她：“如果你周末去了某个浪漫的地方，或者去了夏威夷之类的浪漫之地，回来后却发现行李不见了，我觉得这很不浪漫。”易洛思认为，这位受访者“抓住了浪漫与非浪漫对立的本质。浪漫意味着异国情调（夏威夷）、开心（旅行、派对）、富裕（机票、考究的衣服）、魔力和放松。浪漫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位于日常生活之外，日常生活被认为是费力的、实用的、例行公事的、不好玩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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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婚姻观念的转变，易洛思的许多受访者认为，和持久的关系相比，在短暂的风流韵事中，“爱情”更加强烈。(214) 显然，如果把每天一起吃早餐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密关系也理解为“爱情”的话，这种现象是文化上“制造”的。此外，让我们想到“爱情”的大部分广告如今都与假日产品有关，强调的是产品的非日常性。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加勒比度假的广告，画面上是被棕榈树环绕的孤独海滩或日落，而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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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以及象征浪漫并被浪漫所象征的产品——都发生在一个理想化的、永恒的亲密和消费的乌托邦中。饮酒浓缩了所有欢庆的感觉，吸烟意味着放松，意味着退回到私人世界；在钻石里，爱情是永恒的。(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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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来自“二战”后治疗时代的“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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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观点看来，维系婚姻，甚至保持激情，都需要付出“努力”。因此，这种新的理想试图把不容易调和的态度和活动结合起来。【127】要想成功，夫妻双方必须把自发性、精心算计和谈判能力与对“热恋”的品味相结合。由此产生的享乐主义治疗模式的特征是“在一起玩得开心”“拥有共同的兴趣”“交谈”“互相了解”“理解对方的需求”和“妥协”。(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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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算计和自发性之间的反差只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矛盾之一。有目的的理性利润优化也与无私的理想相矛盾：“浪漫关系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它可能是由自身利益所驱动的，但只有在个人证明了自己无私的那一刻，它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217) 当然，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市场的平等化逻辑与爱情的非凡能力之间，即爱情绝不是“盲目的”，而是使人能够以梦幻般的确定性和惊人的精确性找到和自己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那一位。一旦公开的不平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模式被废除，一个新的悖论就产生了：“后现代浪漫主义乌托邦在肯定新的阶级划分和阶级认同的同时，也蕴含着对休闲和真实性的无阶级梦想。”(218) 因为，正如易洛思所提出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在爱伴侣的个人品质甚于其市场价值的同时，做出符合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决定呢？”(219) 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对这一机制给出了一种解释：潜在的伴侣利用既定的物理标记，如衣服和语言等习惯性标记，来表明他们所属的阶层。这是在意识的阈值以下含蓄地或“无意地”发生的，因此，自由选择伴侣、自主决策以及原创性和个性原则的理想可能不会受到玷污。(220) 然而，易洛思始终未能完全解决这一矛盾。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矛盾”概念直接取自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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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媒介结构化（medial structuration）的问题在后现代变得尤其重要。在这个充斥着陈词滥调的时代，爱情符号中任何原创性和真实性的理想都是很难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易洛思引用了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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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后现代的态度就是一个人喜欢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128】他知道自己不能对她说“我疯狂地爱着你”，因为他知道她知道（并且她也知道他知道）芭芭拉·卡德兰（Barbara Cartland）已经用过这句话。不过，还是有办法的。他可以说：“就像芭芭拉·卡德兰所说的那样，我疯狂地爱着你。”此时，他已经避免了虚假的纯真，已经清楚地说过不可能再纯真地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会说出他想对她说的话：他爱她，但他是在一个失去纯真的年代里爱她的。(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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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及其扭曲的逻辑后果是“承诺恐惧症”（commitment phobia）的流行——也许这已经被包括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易洛思认为，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而是资本主义爱情模式过度发展的一种变体。她认为，承诺恐惧症是指在面临过多选择时无法做出决定的现象。在爱情市场上，似乎总有更好也更加短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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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甚至大胆地提出，“承诺恐惧症”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副产品，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来肯定自主性的基础上，导致人们不愿放弃选择的自由和“找到一个更好伴侣”的可能性。(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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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思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社会学呢？她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从理论上讲，她兼收并蓄，既借鉴了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经典著作，又借鉴了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易洛思经常引用理论，将其应用于她的材料，并通过修改她最初的观点来结束。她的方法包括定性访谈和实验，例如让受试者从三张“浪漫”明信片中选择一张，并给出理由。她还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广告与1989—1991年期间的一些广告进行比较，并没有做出任何全面分析的主张，而是同时利用了杂志和各种形式的咨询文献。如果该书对历史研究中遇到的各种惯例有任何主张的话，那么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时间上的混乱可能值得担心。此外，《消费浪漫乌托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浪漫爱情的社会学研究著作。(223) 然而，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幻灭的效果。她用坚定的手引导着她的社会学手术刀，无情地揭示了爱情的社会经济框架，到了书的结尾，浪漫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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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世纪90年代（一）：社会建构主义之后的情感人类学【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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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社会学的题外话回到人类学，再一次探讨文化战争的关键问题：是普遍主义还是多元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选择普遍主义的大多是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或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这样的保守派，而在20世纪90年代，钟摆摆向了另一边。自由派人士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和曾经的学生活动分子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代表了一些人的观点，他们与保守派联手，认为身份政治可能太极端了，而且似乎忽视了这一切的主旨，即社会不平等。(224) 同性恋者或许能够庆祝自己的巨大成功，在公共场合受到的歧视也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少，但是如果纽约或底特律某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甚至超过了孟加拉国，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芝加哥南部，贫困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那么哈佛和康奈尔等常春藤盟校聘用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这样的非裔美国人或后殖民研究领域的学术超级明星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的统治阶级仅仅是为了回避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在顶尖大学校园里玩多样性游戏吗？阶级、种族和性别三位一体的分析范畴显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最终，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是首要的，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导向的是普遍主义而不是特殊主义。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慢慢失去了动力，正如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的，所有学科都从人文和社会科学转向了生命科学，如神经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大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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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玛格特·莱昂（Margot Lyon）于199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为“缺失的情感：文化建构主义在情感研究中的局限性”（“Missing Emotion: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Study of Emotion”）。(225) 在她看来，情感在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她指出，“文化建构主义探讨情感的方式确实有局限性。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情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建构”。(226) 在对格尔茨的象征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后，她又回到了情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情感位于哪里呢？”(227) 她不满于情感在公共象征空间和内部心理空间中的位置。她认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情感概念的关键范畴是身体。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体本身，还是其文化“建构”，对情感的身体方面的考虑还不够充分。【130】因此，在关于人类学“重新回到身体”的一节中，她概述了一种新的“回到身体的”人类学可以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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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研究可以通过对身体能动性的考虑，对身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提供更广泛的理解。情感在身体能动性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它天然地将身体的和交际的方面联系起来，从而涵盖了身体、社会和文化这些领域。(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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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由此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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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越文化建构主义的局限，就必须对情感及其社会和生物本体论有更广泛的理解。我们必须考虑到正式的社会关系，例如权力和地位，它们在重新调整我们对社会情感的研究时，发挥了不受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构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对生物学的恐惧，重新让人类学回到身体。(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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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并没有说这到底是什么样子。她这篇文章依然是纲领性的，甚至根本没有提到生命科学。就身体的概念而言，社会建构主义似乎从未发生过：身体没有受到语言或文化的影响，因此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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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情感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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