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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不能以一种先验的方式来定义，而是在与巴厘岛的多元性相碰撞的过程中出现的。对于巴厘岛人来说，这些文化普遍性就是哭和笑。维坎认为巴厘岛人把眼泪看作是一种无法用意志表达的悲伤，这或多或少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用奥斯丁（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来说（我们将会看到威廉·雷迪使用了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这种反应是表述或描述这个世界的，而笑改变了世界，它是表述行为的。巴厘岛人说，笑让世界看起来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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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能 成就 快乐，也能带走悲伤……笑和快乐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经验上的认知和感受。就像如果一个人的脚又湿又冷，他就会发抖和头晕……笑可以帮助一个人忘记不好的事情，让人感觉良好，精神振作。它也有助于保持面部和身体的年轻状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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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坎的观点，正是在这里，开启了对意料之外的共同特征和有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的研究视角。因为“西方生物医学刚刚开始承认笑和快乐之间的联系并将其用于治疗”。(259) 因此，巴厘人的医学和西方医学之间有共通之处，“不断增加的临床文献证实了情感和精神状态对健康的影响”。(260) 只有视野开阔，才能尽可能全面地考虑问题，并不是只有维坎和人类学才认识到这样做的优势。(261) 大约在同一时期，史学界开始发出声音，强调由广泛比较而产生的丰硕成果，因为这种比较不仅揭示了差异，还可以揭示出乎意料的相似性，而这也使得澄清相似对象的特殊性成为可能。(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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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坎的工作相类似，【140】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前十年得到发展的是一些创新性的实证研究，它们超越了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二分法。一个例子是丽莎·米切尔（Lisa Mitchell）的研究，她用情感的视角解释了20世纪50年代南印度人出于对自己语言的热爱而自杀的现象。这里需要介绍一些历史背景。1947年独立后，印度实行的是联邦制，使用的是以前英国统治时期的行政边界。这些边界从来没有尊重过语言上的差异，波蒂·斯里拉穆卢（Potti Sriramulu）是第一个绝食而死以抗议这些边界的人。1953年，在尼赫鲁的统治下，建立了第一个以语言边界为基础的邦（安得拉邦），在此之后，印度南部各邦的许多人都效仿了斯里拉穆卢这一榜样。出于对自己语言的热爱而自杀的事件变得广为人知，多年来，这被解释为“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实事求是的问题。除了中产阶级以外的任何人的参与，要么被解释为虚假的意识，要么被解释为精英的操纵，要么被解释为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论文中，仅此而已’”。(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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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米切尔并不认为这些解释令人满意。她问自己：“要让一个人愿意为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家而死，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264) 她的回答是，首先，在19世纪，这样一种语言观念已经从欧洲传入，即把语言等同于生命物，并认为与语言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特别是，生物几个典型的生命阶段——出生、童年、成熟、死亡——被转移到语言身上。这让人们对一种语言的消亡感到担忧。其次，语言被拟人化为一个印度教神灵，受到崇拜。泰米尔人的母语被当作母亲和女神来崇拜，作为泰米尔语的概念，“tamilpparru”一词被创造出来，意为“对泰米尔语的热爱”。(265) 【141】第三，印刷媒体的发行量稳步增长，接着是音频媒体的发展，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语言。这种实践基础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语言是如何被视为重组各种知识形式和日常实践的基本和自然基础的。这些实践包括历史写作、文学创作、正典的形成和改造、教育学、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身份的呈现。”(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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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作家古鲁贾达·斯里拉马穆尔蒂（Gurujada Sriramamurti，1851—1899）为出版他的第二版《泰卢固诗人传》（Lives of [Telugu] Poets ）寻求赞助。这是一本介绍那些用泰卢固语（Telugu，一种南印度语）写作的人的书。他在前言中向“那些热爱泰卢固语或为泰卢固语而感到自豪的人”呼吁。(267) 米切尔说，在20世纪中期，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人们对这种语言的情感依恋更加强烈。此外，人们还担心随着印度的独立，印地语会在南印度占据支配地位，因为印度中部和北部的大多数邦都说印地语。此外，各个邦的疆界并不像英国统治时期那样重视对语言的这种热爱，但安得拉邦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先例。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对泰卢固语的情感依恋的激进化，最终导致了出于对一种语言的爱而自杀的现象。这些抗议活动以其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安得拉邦建立几年后，日益增长的压力促成了1956年《邦重组法案》（State Reorganization Act）的出台，在语言的基础上对各邦进行了重新划分。最后，邦和语言的统一成为惯例，而不再是例外。(268) 自杀浪潮也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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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尔的研究对民族主义及其与情感关系的历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她将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综合了传播史（分析新词典、广播等）、语言人类学（评价词典和语法，加上访谈）和历史学（档案研究、访谈）的方法。其结果是对一直难以解释的事件（即印度南部因热爱语言而引发的自杀浪潮）做出了一种多层面的、原创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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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近的普遍主义情感人类学【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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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建构主义时期，情感人类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其特点是具有普遍主义倾向。虽然必须承认这只涉及少数学者，但鉴于第三章关于生命科学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其中一些学者借鉴了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情感结构”或一种“普遍的情感模式，爱与恨、结合与分离、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必须在每个社会中得到表达，这是不言而喻的”。(269) 有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人类学家，他们利用田野调查的数据来证实保罗·埃克曼关于基本情感具有文化普遍性的假设，比如快乐、愤怒、厌恶、恐惧、蔑视、悲伤和惊讶。(270) 卡尔·海德（Karl Heider）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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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自1968年以来一直与埃克曼合作，1986年，他们共同到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布基廷吉（Bukittinggi）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考察。(271) 海德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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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如何影响情感的？显然，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情感的词汇。但除此之外，有多少情感行为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呢？比如，同样是表达“愤怒”，美国人的“anger”和印度尼西亚人的“marah”有多少相似之处呢？(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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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德将埃克曼的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海德认为，埃克曼对面部表情的研究揭示了将不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共性。从此以后，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从已经确立的六种基本情感中提炼出文化差异，即埃克曼的“表现规则”（这将在第三章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这里有一种将心理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的劳动分工：“人类学家研究情感的任务是寻找差异，【143】识别并解释在泛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不同情感行为。”(273) 或者，正如海德在他的研究之初系统阐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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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情感行为是泛文化行为和特定文化行为的混合 。它是由泛文化影响（也许是物种共有的生物学特征）和特定文化规范共同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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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由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存在于泛文化语境中，必须同时考虑二者 。一种非比较的情感民族志有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不能识别出很多实际上是人类共有的行为，而忽视文化影响的方法可能将一些实际上具有规范性的特定行为视为实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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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5：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特定文化因素对情感的影响 。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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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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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行为是在泛文化的基础之上由文化建构而成的，因此，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将两者区分开来。(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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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对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对立的表述中，像凯瑟琳·卢茨这样的人类学家成为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者，而像杰瑞·鲍彻（Jerry Boucher）这样的心理学家则成为极端的普遍主义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克曼的立场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快乐的中间立场，它为普遍主义（基本情感）和文化特异性（“表现规则”）都提供了一席之地。海德对比了“认为所有情感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的泛文化主义者”和“认为一切总是不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276) 换句话说：一方面，存在一种“泛文化普遍主义 ，即那些完全忽视不同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另一方面，存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 ，即完全忽视或拒绝面部表情研究所带来的泛文化发现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人种学家”。相比之下，优于这两个极端的是“认为泛文化的面部表情是由文化表现规则调解的妥协立场 ，如埃克曼的”。(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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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的方法基于一个主要的假设：普遍的基本情感的存在，正如埃克曼的面部表情实验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将在第三章中得到更详细的讨论。尽管如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埃克曼的假设绝对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明；相反，即使在实验心理学内部，这一观点也存在激烈的争议，更不用说在其他研究领域了。海德本人在语言人类学方面的实证研究被认为建立在埃克曼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海德的研究是否会土崩瓦解呢？这是完全不会的。【144】因为他的研究并不一定依赖于埃克曼的基本情感理论。事实上，他提供了对情感人类学的经典语言学研究，就像尼科·贝斯尼尔的研究或凯瑟琳·卢茨对“fago”和“song”的研究那样。(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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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选择了四种语言：米南卡堡语、米南卡堡-印尼语、标准印尼语和美式英语。他认为这四种语言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与一项类似的比较研究相比，他在这些语言中看到了更多的文化差异。前者是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研究——在欧洲和以色列选取了六种语言，而这些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被认为不那么显著。(279) 海德从他的四种语言中收集了在各自文化中可以被归类为情感词的词语，并为它们的语义绘制了“认知地图”，即在一种语言内部和不同语言之间意义关系的图示。通过这种方式，他使情感词汇表达之间的语义相似性变得显而易见。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三种语言中，“takut”这个词大致意为“恐惧”，它与“内疚”之间的联系比英语中的“恐惧”概念更加紧密。此外，它还有“蔑视”和“羞耻”的意思。(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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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海德在其“认知地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感概念，实际上也比他对埃克曼的介绍性评论所引发的思考要复杂得多。首先，对海德来说，情感总是混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埃克曼关于基本情感的观点，并且还涉及与心理学其他分支的融合。(281) 其次，海德并不把情感看作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他以图形化的方式将其表示为“情感流动模型”（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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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卡尔·G.海德的“情感流动模型” 【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