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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情感可以在最纯粹的表达瞬间被捕捉到，【160】这一想法的前提是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然而，即使是最先进的摄像器材，在拍照时也会有轻微的延迟，部分原因在于器材本身，部分原因在于手指必须按下按钮才能打开快门。因此，认为一切都可以实时捕捉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一个实验模型来说，这种延迟是有问题的，因为该模型假定最自然的反应会立即跟随给定的刺激，毫无延迟，一个突然的口头命令（例如恐惧！）会产生一种受表达规则影响最小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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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雷斯还考察了一个人独处、未被观察时的感受，与一个人在权威人物面前并被观察时的感受之间的差异。首先，在拍摄照片时，拍摄对象能够意识到摄影师的存在。即使当埃克曼在新几内亚拍摄照片和录像时，那些被拍摄的人也总是会意识到埃克曼作为摄影师的存在。然而，埃克曼也承认，实现“真实的”情感面部表情的理想环境是独处，并且是在一个人认为没有被观察的情况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实验使用的是一部隐藏的相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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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使用隐藏摄像头对美国和日本学生进行对比研究对埃克曼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对原来的实验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选择了沉默。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埃克曼实验室的“背叛者”艾伦·弗里德隆德（Alan Fridlund）对这项研究提出了详细的批评。下面的几点批评最有分量。首先，他对埃克曼的假设提出了批评。埃克曼认为，在实验室环境中观看电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独自在家时的感受一模一样。弗里德隆德认为，仅仅因为受试者在生理上是独自一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也是独自一人，因为指导实验的人总是一个潜在的观众，而实验室本身就是实验进行的舞台。(38) 其次，弗里德隆德指出，当日本受试者在旁边有权威人士的情况下观看电影时，他们不动声色的反应并不是因为表达规则，而是因为日本社会对礼貌的普遍要求。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在场的其他人身上，而不是屏幕上。第三，弗里德隆德批评了埃克曼实验设计中的假设，即在实验过程中，只有面部才表达情感。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面部肌肉也被用来说话。面部动作评分技术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面部肌肉在表达情感时与说话时的区别，【161】而这对实验结果产生了影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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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埃克曼情感理论的内在矛盾和方法论问题十分突出。我再说一遍：对埃克曼的大多数批评并非来自人文学科，基本情感理论的不足已经被心理学家利用实验心理学的常规标准所证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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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曼的怀疑者日益形成网络并制度化。后一种趋势的一个明显迹象是，2009年，埃克曼的著名批评者莉莎·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和詹姆斯·拉塞尔创办了刊物《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 ）。这一刊物也发表情感史方面的论文。尽管如此，埃克曼在学术界的其他领域，以及在政治和流行文化中都很受欢迎。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政治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围绕国家安全展开的激烈辩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在“9·11”事件之前，这些辩论遵循的是相当可预测的、总体上“民主的”路径，辩论在公开场合进行并会达成妥协。但是在“9·11”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同的意见似乎已不被容忍，焦点集中在全面安全而非相对安全的愿景之上。这个新时代的逻辑与埃克曼实验室的实验逻辑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埃克曼的方法假设，人的情感可以从他们的脸上清楚地看出，独立于产生这种情感的个人，独立于他们的情感，也独立于他们管理和引导他们情感的方式，即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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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切，“9·11”之后埃克曼成为反恐项目“通过观察技术筛查乘客”计划（Screening Passengers by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简称SPOT）的教父也就不足为奇了。2004年测试阶段结束后，到2012年初，美国161个机场安装了SPOT机器。这些机器会捕捉面部“微表情”，用来选择排队者中那些被认为有什么要隐藏的，或者在撒谎的人。(41) 埃克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这一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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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根据一种未经检验的观察方法，对个人隐私无谓的侵犯，对于抓获企图炸毁一架飞机或将其撞向一座大楼的恐怖分子，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会侵犯乘客的公民权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40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对欺骗和行为的研究。我知道，研究人员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知道撒谎者的样子和行为，【162】如果不使用这些知识来搜索恐怖分子，那就是疏忽大意。除了行李检查、雷达扫描、炸弹嗅探犬和其他安全措施，观察技术还可以帮助降低风险，有可能会阻止类似于2001年9月11日那样的致命袭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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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内的确定性是通过实验心理学特有的认识论获得的：把现实缩小到几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通过两个变量之间已被证明的因果关系来确保内部效度，通过结果可以推而广之这一事实来确保其外部效度，通过在实验室外的自然环境中将得出同样结果这一事实来确保其生态效度。这些是支配实验心理学的法则，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在非常有限的适用领域可能是正确的。但外部效度至关重要，把实验室的实践引入混乱的政治实践中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尤其是那些被安全话语所主导的政治实践，因为在这里没有办法创造自然科学所需要的那种界限。无论实验室制造的确定性多么诱人，它都无法在安全政策领域复制。无论是SPOT，还是国土安全部使用的五级警报（以特定颜色表示威胁级别），都永远无法创造绝对的安全，它们所能做的就是承诺可以做到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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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承诺的产生消耗了大量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公共资金。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这与要求有关国家安全的辩论再次回到政治逻辑，而不是安全话语的逻辑有关。不同的政治圈子和一种新的专家文化已经发起抵制。前者剥去了启蒙运动传统中伪科学的安全话语，而后者则坚持必须运用成本效益计算，即防范恐怖主义的高昂成本是否值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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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实验室向政治领域的转移已不再是一条单行道，而更像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埃克曼现在将自己的研究隐藏在安全逻辑中，声称他将不再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44) 这种科学上的不透明与公众越来越多的可见性相伴随。《别对我撒谎》只是他一系列媒体露面和访谈中的最新一幕。【163】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他说自己对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虽然做坏事被抓到但仍然想让我们喜欢他的家伙。”在199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克林顿否认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有染时，埃克曼声称自己可以通过表情看出克林顿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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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章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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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导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章探讨的是一种特殊的观点。它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要警告历史学科不要走其他人文学科的道路，草率地借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章的语气将变得比以往更加严厉，但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其他人文学科采用实验心理学研究结果的方法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本书导言部分阐明的原则仍然有效，即历史学科必须尽可能保持开放，在处理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邻近学科时不允许有任何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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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本章将探讨哪些内容呢？首先，我将阐述达尔文的情感心理学。然后我们将回到情感心理学研究的神学起源，然后按时间顺序先后介绍威廉·詹姆斯、卡尔·朗格和威廉·冯特。接下来讲解的是世纪之交的实验室实践，社会等级对大脑空间概念的影响，以及弗洛伊德作品中情感理论的缺失。然后，我将讨论心理学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情感繁荣”，介绍一些有影响力的范式，如沙赫特（Schachter）和辛格的方法以及评价学派。接着我将讲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神经科学热潮和脑成像技术。然后是对三个重要的神经科学假说及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的批判性介绍，分别是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里佐拉蒂（Rizzolatti）、加莱塞（Gallese）和亚科博尼（Iacoboni）的镜像神经元理论。最后，我将概述一个被称为“批判神经科学”的松散联盟的出现，这个联盟不仅包括神经科学家，还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已经超越了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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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之间的战场【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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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于1872年以英语和德语出版，后来成为玛格丽特·米德等社会建构主义者与保罗·埃克曼等普遍主义者之间争论的最重要战场之一。正如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所言，面对这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情感研究著作”，两派都在反复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解读。(45) 1955年，米德出版了这本书的一个版本，并为此写了一篇引言。1972年，埃克曼被任命为100周年纪念版的编辑，但该版的出版被推迟到了1973年。(46) 1998年，埃克曼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这标志着他的解读取得了胜利：这是有史以来编辑程度最高的版本，埃克曼将整段文字用方括号的形式插入第一版。他指出达尔文在什么地方是正确的，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自己在什么地方证实了达尔文，达尔文在什么地方证实了自己。此外，埃克曼还写了一篇后记，这是一篇关于他与米德、贝特森和伯德惠斯戴尔之间争论的详细叙述，都是从胜利者的角度（即埃克曼本人的角度）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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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试着解开围绕达尔文这部著作而展开的争论，从它最近的阶段开始，即从埃克曼作为胜利者的角度。埃克曼说，米德1955年的版本对达尔文著作的歪曲几乎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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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由玛格丽特·米德编辑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她收入了关于身势学的一次会议的照片，表明伯德惠斯戴尔、她本人和其他人被这种方法所吸引。在她对这一版的介绍中，米德没有提到达尔文关于表情普遍存在的观点，也没有提到“情感”这个词。相反，她赞扬了伯德惠斯戴尔提出的身势学这一新学科，并建议用“交流”一词来取代达尔文的“表情”一词。我想知道，如果达尔文知道他的书是由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介绍的，并且书中收入了那些最反对他的情感表达理论的人的照片，他会有何感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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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按照埃克曼的说法，文化相对主义者米德把普遍主义者达尔文看作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165】埃克曼认为，1973年的100周年纪念版已经停止了这种兼并主义的宣传，虽然当时米德十分权威，而他只是一个无名小辈。通过接下来25年的不懈努力，他本人对达尔文的解读，成为唯一正确的解释，最终战胜了之前所有的解读。1998年版的前后分别是埃克曼的介绍和后记，他详细的评注使这一版成为史上唯一有效的解读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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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曼的一些评注值得品味。这里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原文被保留，埃克曼的评注被置于方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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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疑问，就是：究竟是那些在各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下所发出的声音在决定嘴的形状，或者是嘴的形状在被其他独立的原因所决定，而声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幼小的婴孩在哭喊的时候，就把他的小嘴张大；这种情形，显然是为了要发出充分的音量来而必须这样的；可是，这时候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因，嘴就采取了近于四方形的形状；后面将要再说明这种情形；它是由于眼睑闭合和上唇因此被提升起来而形成的。我不打算在这里谈到，究竟嘴的这种四方形使号泣声或者哭喊声变化到什么程度；可是，我们可以从黑尔姆霍兹（Helmholtz）和其他研究家的研究著作里知道，口腔和嘴唇的形状在决定着嘴里所发出的元音的性质和音调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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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勒和我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试图发出一个连续的声音，同时改变我嘴周围不同肌肉的收缩。谢勒对我发出的声音的分析表明，绷紧嘴巴周围不同部位的肌肉（口轮匝肌）对声音的高低有明显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继续研究下去，也没有发表这一发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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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埃克曼试图通过描述他本人的一个实验来证实达尔文的一个论点。我们不禁要问，在描述一个由一位心理学家朋友（谢勒）指导的非正式实验时，他是否帮了达尔文或者他本人的忙。在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是埃克曼本人，实验结果从未发表过，而且很难复制。在第二个例子中，埃克曼纠正了拉马克（Lamarck）关于后天特征遗传的观点，有些矛盾的是，这些观点出现在了达尔文的书中，尽管达尔文反对拉马克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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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种突发的噪声，而它的刺激由于听觉神经而被传达出去，那么它所引起的惊起，在成年人方面，就同时会引起眨眼的动作来。可是，我观察到，我的几个婴孩在出生了两星期的时候，虽然会由于突然发生的声音而惊起，但是确实并不时常因此眨眼；而且我相信他们绝没有眨过眼。年纪较大的婴孩的惊起，显然表明出一种想要去抓住某种可以阻止跌倒的东西的模糊企图。当我的一个婴孩出生了114天的时候，我把一只厚纸做的匣子靠近在他的眼睛面前挥动，但是他的眼睛一次也没有眨动；后来我把几颗糖果放进纸匣里去，仍旧在原来的位置上把纸匣挥动起来，这个婴孩就每次眨眼，并且略为惊起。显然在这里不可能去假定说，这个被保育得很周到的婴孩会根据经验来知道，在他的眼睛附近所发生出来的沙沙声就表明是一种对眼睛的危险。可是，这种经验却是在一连经过了很多世代的长时间以后渐渐地获得的；【166】根据我们在遗传方面的知识来判断，如果亲代初次所获得的习惯在子代里表现出来，那么子代在表现出这种习惯的时候的年龄，绝不可能小于亲代在获得它的时候的年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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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运用了一个策略：埃克曼能够通过插入不完全正面的评论，来披上超然和公允客观的外衣，从一个100年后的视角来批判和纠正，而在这期间达尔文的许多假说都可以得到验证。此外，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忠于经验主义和真理价值观的年轻科学家，勇敢地反抗地位已经牢牢确立的学术权威（米德和贝特森）和他们的傀儡（伯德惠斯戴尔）。正如科学公正所要求的那样，批评者被顺便提及，但他们被呈现为与埃克曼的实验无关。例如，弗里德隆德曾是他自己实验室的一名成员，但后来脱离了出来，埃克曼在书中是这样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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