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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反对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的声音再次出现。美国心理学家艾伦·弗里德隆德抨击达尔文没有强调表情的交流价值……弗里德隆德赞同贝特森和一些动物行为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把表情视为情感是没有用的，而应该将其作为交流信号……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两分法是错误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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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里德隆德的内情，即他们曾合作多年，并联合发表了作品，他只字未提，而是全盘否定了弗里德隆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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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埃克曼有关的另一个主题将我们带回第二章所涉及的问题，即是普遍主义还是多元主义。对普遍情感的确认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激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表现得有些过于激烈。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人类学家斥责埃克曼，称他的研究是“法西斯主义”。(51) 米德和贝特森等文化相对主义者确实遵守了通常的学术礼节，但实质上对埃克曼也同样严厉。由于他们的年龄足够大，曾经目睹了优生学在纳粹主义时期是如何被利用的，因此很清楚地看到普遍人类标准的假设所固有的危险，因为任何对这些标准的偏离（例如残疾）都会导致边缘化，并可能会被认为是病态的、有罪的。他们认为如果把差异作为不平等待遇的理由，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他们此时似乎铭记着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性历史。这是一种弱化版的普遍主义，被理解为各部分的总和。与此同时，从埃克曼的研究得出的普遍主义结论的方式中，米德、贝特森和他们的盟友看到了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改革的威胁，因为这些改革都以弱势社会群体的可塑性及其做出改变的能力为前提。“【167】这就是非裔美国人的样子，你无法改变他们。”在他们看来，这个恶毒的普遍主义观点也贯穿了埃克曼的研究。但文化等级制度的拥护者也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不仅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自达尔文时代起，他们就一直反对所有肤色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同样感受的观点，民权运动的极端分子和分裂分子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埃克曼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末，他遭到“一名黑人激进分子”的攻击，他指责埃克曼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声称黑人的面部表情和白人没什么不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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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曼一直声称，他从一开始就受到民权运动反种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推动。他指出，就政治含义而言，他的研究更多涉及团结和友爱。(53) 最终，他试图强调达尔文反种族主义的一方面，他认为在这方面，达尔文是远远超前于其时代的。我们可以在1998年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找到下面这段话，同样，埃克曼的评论是用方括号括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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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类的不同的种和属，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事实是很有趣味的，因为这对于是不是应当把所谓人种看作是独立的种或者变种这个问题有几分关系；因为我们从下面几章里可以知道，全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种都用显著的同一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和感觉，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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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一些声称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人提出，不同的人种不是来自同一个祖先，而是来自不同的祖先——白种人的祖先比黑种人的祖先更高级。达尔文关于人类情感表达是相同的这一观点有力地证明了相反的观点，即所有人类都有共同的祖先，这挑战了一个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观点。然而，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伯克哈特（Frederick Burkhardt）指出，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 ）一书中确实提到过“高等”和“低等”种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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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回到达尔文的书以及米德和埃克曼谁的解读更可信的问题。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如何解释其非凡的适应性（可以被不同学科截然相反的立场所借鉴）？根据达尔文自己的说法，当他第一个孩子在1840年出生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本书的最初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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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观察自己的初生婴孩，打算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婴孩在和其他小孩共处的时候，还绝不会学习到任何事情；同时我确信，在这小小的年纪，而且还不能靠经验来学习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已经理解到微笑，由于看到微笑而感到愉快，同时用自己的微笑来应答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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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达尔文才以科学家的身份开始研究情感，【168】并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他最初的想法是将其纳入他的《人类的由来》（1871），但是那本书的篇幅在写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他就把这方面的材料排除在外。在完成《人类的由来》之后，他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写出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后来，埃克曼不厌其烦地把自己描绘成这位杰出预言家这一被遗忘的关键文本的发现者。1998年版被描述为“达尔文被遗忘的杰作”的“第一个最终版”。强有力的声音支持这一观点。史蒂文·平克指出在保罗·埃克曼对情感普遍表达方式的研究重新激起人们兴趣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人们或多或少忽视了达尔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从未被忽视，甚至在19世纪成为畅销书。自1872年出版以来，这本书的英文版不断被重印，到1976年已经有73个版本。(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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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花费多年时间收集资料，并进行了归纳。他把归纳得出的一般结论放在书的前面。他从三个原理谈起，乍一看来，这三个原理不一定与情感有关，但在他看来，这三个原理是所有情感表达的基础。第一个原理与“有用的联合性习惯原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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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复合动作，在已知的精神状态下，为了减轻一定的感觉或者满足一定的欲望等而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用处；每次当这种同样的精神状态被诱发出来的时候，即使这种情形很微弱，也就会靠了习惯的和联合的力量而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要去完成同样的动作，即使这些动作在这一次完全无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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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狗在排泄完粪便后，“往往同时把自己的四只脚向后搔土几次，甚至在光秃的石子铺的路面上也是这样，好像它的目的是要用泥土去覆盖自己的粪便似的”。(58) 如果遇到难题，人们会挠头，就好像可以在脑子里抓住一个想法，虽然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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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理是“对立原理”，它假设每种情感都有其相反的一面。达尔文将狗尾巴的友好摆动解释为狗准备攻击时不动的尾巴的对立面。摇尾巴的原因不是外部刺激，而是一种相反的情感表达。达尔文用同样的方式解释了人们耸肩的方式，把耸肩与充满疑问的脸、扬起的眉毛和头部的倾斜联系起来。【169】这与咄咄逼人的姿势相反，后者是下巴向前伸，眉头皱起，头部挺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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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原理是“神经系统的直接作用”。这是“由于神经系统的构成独立于意志，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习惯”。(61) 达尔文的意思是多余的神经能量转移到了肢体和身体的其他部位，然后通过这些部位表达情感。不仅因为害怕而发抖能说明这一原理，而且下面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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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举出一种最显著的情形，来证明神经系统在受到强烈的刺激时对于身体的直接影响；不过这是一种稀有的反常现象，就是毛发的颜色褪失；有时在一个人发生极度的恐怖和悲哀以后，就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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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了这三个原理之后，达尔文列举了大量基于这些原理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并不总是可以明确地归因于这些原理。由于其他原因，《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也对现代读者提出了挑战。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论点。当达尔文试图总结他的论点时，很明显他的畅销书是多么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除此之外，还有后来一些作家的偏见，他们对达尔文的论点发表了一些陈词滥调。埃克曼等人传播的观点之一就是，达尔文是情感研究中文化普遍主义的创始人。埃克曼说：“达尔文认为我们的情感表达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是进化的产物。”(63) 的确，《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假定了一种普遍性，一口气说出了人与动物露出牙齿、闭上眼睛和腿部肌肉紧张的情况。通过这样做，达尔文将动物人性化，并将人类“动物化”。与他同时代的人觉得前者很感人，但对后者并不感兴趣。基督徒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会接受达尔文关于暴露牙齿行为的进化起源的观点，毕竟，对于19世纪的英国公民来说，露出牙齿并不会增加生存概率，因为他们很少去咬敌人。因此，达尔文认为，这种习惯起源于用牙齿战斗的动物，如土狼和狗（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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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暴露牙齿的行为被视为进化的残余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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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rw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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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达尔文的这一论点表示担忧，即年轻女性脸红与她天生的、上帝赋予的羞怯没有关系，而是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64) 达尔文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争议性，但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他很少强调情感的进化观点，即情感的表达在自然选择中具有优势，因为它使警告和威胁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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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和动物同等看待强调了非语言的、身体的情感表达，而忽略了语言表达。在这一点上，达尔文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么与众不同，因为他是实验心理学领域更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条件降低了对情感语言表达的关注。人们对主观体验不再感兴趣，例如病人对心理学家的问题的反应，他或她的感觉如何，或曾经有过什么感觉。同样，任何有关有意识地、依靠意志来控制情感的问题（用露丝·雷斯的话来说就是“意向性”）也变得无关紧要。为了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情感，并产生符合年轻的实验心理学的认识论需求的结果，就必须让情感摆脱语言，将其简化为身体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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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普遍主义的潜在声音相对应，《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充满了反对普遍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这些表明了达尔文作为经验主义者的立场，他以归纳的方式展开，收集他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然后对其加以描述。在这里，达尔文似乎经常被困在第一个描述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即几乎没有进一步发展他最初提出的三个原理。实证的例子来源很广泛，包括对儿童、智力有问题的人、老年人、来自非欧洲文化的人、家养宠物和野生动物的行为的观察。达尔文利用了他自己的观察（包括他对自己的孩子和宠物的观察），其他研究人员对动物的描述，【171】精神病院院长的了解，以及36份调查问卷的结果。在这些问卷中，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记录了他们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的印象。达尔文几乎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材料与对艺术的评论以及古代作家、《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语录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对这些非常多样化的“材料”之间的差异做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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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新西兰为例，就会看到为什么达尔文被更多地贴上文化相对主义者而不是普遍主义者的标签。他强调，“当地妇女可以随意地大量流泪”，尽管哭泣“似乎是最基本、最自然的表达痛苦的方式，无论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痛苦，就像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的那样”。(65) 在另一篇反驳无论何时何地眼泪都是痛苦的表征这一论点的文章中，他指出，对于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的居民来说，“据路易·德·弗雷西内（Louis de Freycinet）的说法，眼泪实际上被认为是幸福的表征”。(66) 下面这句话听起来与此很相似：“罗伯特·斯温侯（Robert Swinhoe，即郇和）告诉我，他经常看到中国人在极度悲痛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67) 接着，达尔文讨论了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