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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是从受刺激的身体中提取分泌物样本（血、汗、唾液、尿液）并加以测量。下面是1931年的一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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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猫被放在一只大狗的面前。狗想去咬猫，但被笼子挡住了，它变得越来越愤怒。猫变得越来越害怕。两者的血液样本在实验前后都采集到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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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技术被用来分析身体分泌物。首先，我们可以测量“情感”分泌物，例如唾液的pH值、尿液中的含糖量或血样中的红细胞数量。其次，可以通过对动物或人的“非情感”组织实施注射来引入情感分泌，然后测量这个组织的情感化程度，正如一位研究人员在一份关于愤怒的实验报告中所说的，这就像一个“愤怒温度计”。(123) 有一种不太常见的方法是对死于情感的动物的组织样本进行分析，例如一只死于恐惧的鸟。在此过程中，显微镜被用来寻找细胞内强烈情感的迹象。(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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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减少情感的主观和语言方面。情感的神秘面纱实际上已被揭开了。爱德华·惠勒·斯克里普丘（Edward Wheeler Scripture，1864—1945）在1908年总结道：“有些人反对将汗腺尊崇为情感器官，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没有尊崇的位置。”(125) 甚至连梦也可以被具体化，因为当受试者睡着时，【185】连接在他们身上的仪器所记录的内容似乎比不可靠的记忆提供了更好的关于梦的信息。(126) 科学家将对情感的科学性的信念内化，并在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表达出来。例如，1932年，沃尔特·坎农写信给他的同事史密斯·伊利·杰利夫（Smith Ely Jelliffe，1886—1945）：“我刚在9月号的《精神和神经疾病杂志》（Journal of Mental and Nervous Diseases ）看到对我的《身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 ）的书评，这篇书评激发了我间脑（丘脑下的一个大脑区域）当中的那个合适位置，让我感到很开心！”(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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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说从1900年起，情感实验室中各种实验室情感的构成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科学活动领域，在1900—1940年期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顶尖心理学家进行过有关情感的实验。(128) 首先，情感与其他经常会引起类似身体反应的现象（主要是疼痛）是分离的，所以这些情感可能会保持在一个纯粹的状态。其次，情感被放在一个量表上，确定一个零点作为一种未受刺激的状态，可以根据这种状态对数据进行排序。第三，努力规范实验，使情感能够复制，内化现代实验科学的一个原则，即实验是可重复的，并且在相同的条件下，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第四，继续努力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情感，一根针在图纸上留下的痕迹取代了主观情感的语言自我描述，成为真相的保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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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阶段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或确定的，而是不稳定的，涉及一系列矛盾。那些研究情感的人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1925年，沃尔特·坎农和西德尼·威廉·布里顿（Sydney William Britton）写道，研究情感的人看到自己“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130) 保罗·D.麦克莱恩（Paul D. MacLean，1913—2007）是边缘系统的“发现者”，在回答为什么詹姆斯·巴贝兹（1881—1958）只写了一篇关于情感的论文时，他说，巴贝兹感觉到了“你在谈论情感时表现出的柔弱的一面，而不是一个真正坚强的科学家”。(131) 那么，在1900年前后，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情感的真正含糊之处是什么呢？首先，正如德洛尔所说的那样，有一种“情感研究的分裂状态”，这就“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悖论：情感作为一种认识对象，仅仅是通过打破实验室作为一个无情感空间的地位来研究的，这种地位对产生知识的行为至关重要”。(132) 【186】此外，人们从来都不清楚所测量的是真正的情感，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特定数量的白细胞真的代表了“情感唤起”，而不是感染吗？特定类型的心跳是否真的意味着“恐惧”和“焦虑”？或者它们表明测试对象的心脏瓣膜出了问题。(133) 最重要的是，在以人类为实验对象的实验中，从来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否故意试图扭曲实验，通过观察测量针来学习控制自己的血压。(134) 理想的人类反应体实际上是一种故意不动感情的身体，它消除了自由意志，这当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最终，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困惑和悖论都存在于情感本身。正如德洛尔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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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上说，情感是一种意外事件，即使在实验室里，也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情感意味着实验室对动物机器、可靠控制、可预测性、可复制性和标准化的理想的崩溃。(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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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廉·冯特、威廉·詹姆斯、沃尔特·坎农等人一样，实验心理学的敏锐观察者、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甚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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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情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是无法停止的，也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这意味着我们越仔细地观察它们，我们就越不了解自己的感受。集中注意力已经是一种情感变化。(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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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秩序的概念是如何组织大脑内部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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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情感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史是一项很有价值的事业。如果这类历史能找到更多的支持者，那么我们可能希望，今天那些研究大脑内部情感的人在他们工作中所建立的空间表征图谱能提供一些线索。(137) 两个例子将展示这些空间概念所包含的隐式评价的程度，利用文化形成的概念，如高和低、右和左。第一个例子：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1835—1911）是19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神经解剖学家之一，他认为，【187】认知功能主要位于额叶皮层，而情感功能位于皮质下。仅仅把杰克逊的发现当作隐喻是不够的。它更多是一种有关秩序的社会概念深入到了大脑研究的所谓客观领域：在大脑皮层的高级区域是“政府”，由最有能力的人组成，而在下面的皮质下区域是普罗大众。根植于大脑病理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只不过是失控的阶级斗争，或者是推翻自然高低秩序的无政府主义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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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神经结构是从低级神经结构演变而来的，就像从一个国家演化出来的政府控制和指导这个国家一样。如果这是演化的过程，那么相反的分解过程不仅是“去除”高级神经结构，同时也是对低级神经结构的“放手”。如果这个国家的统治机构突然被摧毁，我们有两个理由感到惋惜：（1）失去了杰出人物的服务；（2）现在是不受控制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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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人物和“不受控制的人民”，或者像以前一样，主人和奴隶、天堂和地狱——这些只是激发大脑对医学和心理学进行想象的一些形象，事实上，现在仍然如此。例如，我们可以阅读大脑研究者约瑟夫·勒杜1996年发表的一句话：“传统上，大脑皮层下的感觉处理结构被认为是大脑皮层主人的奴隶。”(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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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1912年，美国神经科学家查尔斯·K.米尔斯（Charles K. Mills，1845—1930）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大脑的右半部分只负责情感。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右半球假说”依然有支持者。这种单侧化，即大脑的每一半是否在神经元的情感活动中执行不同的功能，或者它们是否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问题，是当今情感神经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40) 对米尔斯产生影响的空间观念、语言意象和社会秩序观念，很可能对约翰·休林斯·杰克逊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88】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尽管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即大脑的左半球负责认知，右半球负责情感，这样的假设不过是把杰克逊上下结构的空间图谱变成了左右结构。“不能认为这种行为的两重性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整的，但是对于某些发展良好的功能，如语言、音乐和情感……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就语言而言，左半球起主导作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141) 作为证据，米尔斯列举了“不由自主的或爆发性的笑或哭，以及一例伴有特殊大笑的杰克逊癫痫，其病变部位在右半脑”。(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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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的大脑研究中，典型的医学指标基本上是大脑特定区域的损伤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一区域的关闭。如果某一特定区域停止运作，同时观察到异常行为，这两个因素就会形成因果关系，并得出损伤部位是造成功能障碍的原因这一结论；反之，在健康状态下，是这个区域负责相应的功能。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实验过程，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就目前而言，我们只需要明白这一点：指出空间结构、语言意向和社会秩序的潜在概念的重要影响并不意味着杰克逊和米尔斯没有实验证据，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假设不是通过实验归纳得出的。然而，空间的社会文化概念和用来表达这一点的隐喻总是决定了哪些实验实际上已经完成，它们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实际测量的是什么。鉴于20世纪早期的测量方法还比较原始，米尔斯完全偏离了正题，因此提出了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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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大脑情感反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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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了杰克逊、米尔斯和朗格（最后一位提出了“血管舒缩中枢”的概念）是如何将研究情感的实验心理学家带回大脑的。临床医生已经意识到，大脑可能与情感有关，他们看到大脑受损的病人随后会出现异常的情感表达。在医学史尤其是情感史上，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盖奇是一名工头，1848年，他在佛蒙特州修建铁路时发生事故，一根1.1米长、直径3厘米的铁棒穿过他的头部。【189】那根铁棒飞起来的力量如此之大，从他的左眉下方进入他的头部，又从他的头骨顶部飞出，落在15米外。尽管有大量出血和感染，盖奇依然恢复了意识和健康，只有左眼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很快，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变得易怒和喜怒无常，“不再是以前的盖奇了”。盖奇的医生约翰·哈洛（John Harlow）注意到，他“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制定了许多有关未来行为的计划，但这些计划一安排好就被放弃了”。(143) 盖奇丢了工作，从此靠在游乐场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来谋生，那根铁棒总是伴随其左右（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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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菲尼亚斯·盖奇和他的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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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脑损伤幸存者菲尼亚斯·盖奇的照片，展示的是他拿着伤了他的铁棒；照片被剪裁以移除周遭部分。来自得克萨斯州盖奇家族的照片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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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盖奇在旧金山去世后，哈洛得到了他亲属们的允许，【190】将其遗体转移到哈佛大学进行研究。哈洛和他的同事们检查了盖奇的头骨，之后，头骨和铁棒都被捐给了该大学的医学博物馆，并在那里永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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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盖奇头骨的研究表明，这根铁棒破坏了他的大脑眶额皮质和前额皮质（图16）。哈洛的结论是：“可以说，他的智力和动物属性之间的平衡似乎已经被破坏了。”【191】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杰克逊思想的影响，皮质和智力“更高”，其余的“更低”，情感属于动物属性。(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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