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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秩序的概念是如何组织大脑内部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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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情感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史是一项很有价值的事业。如果这类历史能找到更多的支持者，那么我们可能希望，今天那些研究大脑内部情感的人在他们工作中所建立的空间表征图谱能提供一些线索。(137) 两个例子将展示这些空间概念所包含的隐式评价的程度，利用文化形成的概念，如高和低、右和左。第一个例子：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1835—1911）是19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神经解剖学家之一，他认为，【187】认知功能主要位于额叶皮层，而情感功能位于皮质下。仅仅把杰克逊的发现当作隐喻是不够的。它更多是一种有关秩序的社会概念深入到了大脑研究的所谓客观领域：在大脑皮层的高级区域是“政府”，由最有能力的人组成，而在下面的皮质下区域是普罗大众。根植于大脑病理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只不过是失控的阶级斗争，或者是推翻自然高低秩序的无政府主义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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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神经结构是从低级神经结构演变而来的，就像从一个国家演化出来的政府控制和指导这个国家一样。如果这是演化的过程，那么相反的分解过程不仅是“去除”高级神经结构，同时也是对低级神经结构的“放手”。如果这个国家的统治机构突然被摧毁，我们有两个理由感到惋惜：（1）失去了杰出人物的服务；（2）现在是不受控制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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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人物和“不受控制的人民”，或者像以前一样，主人和奴隶、天堂和地狱——这些只是激发大脑对医学和心理学进行想象的一些形象，事实上，现在仍然如此。例如，我们可以阅读大脑研究者约瑟夫·勒杜1996年发表的一句话：“传统上，大脑皮层下的感觉处理结构被认为是大脑皮层主人的奴隶。”(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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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1912年，美国神经科学家查尔斯·K.米尔斯（Charles K. Mills，1845—1930）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大脑的右半部分只负责情感。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右半球假说”依然有支持者。这种单侧化，即大脑的每一半是否在神经元的情感活动中执行不同的功能，或者它们是否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问题，是当今情感神经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40) 对米尔斯产生影响的空间观念、语言意象和社会秩序观念，很可能对约翰·休林斯·杰克逊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88】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尽管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即大脑的左半球负责认知，右半球负责情感，这样的假设不过是把杰克逊上下结构的空间图谱变成了左右结构。“不能认为这种行为的两重性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整的，但是对于某些发展良好的功能，如语言、音乐和情感……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就语言而言，左半球起主导作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141) 作为证据，米尔斯列举了“不由自主的或爆发性的笑或哭，以及一例伴有特殊大笑的杰克逊癫痫，其病变部位在右半脑”。(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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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的大脑研究中，典型的医学指标基本上是大脑特定区域的损伤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一区域的关闭。如果某一特定区域停止运作，同时观察到异常行为，这两个因素就会形成因果关系，并得出损伤部位是造成功能障碍的原因这一结论；反之，在健康状态下，是这个区域负责相应的功能。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实验过程，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就目前而言，我们只需要明白这一点：指出空间结构、语言意向和社会秩序的潜在概念的重要影响并不意味着杰克逊和米尔斯没有实验证据，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假设不是通过实验归纳得出的。然而，空间的社会文化概念和用来表达这一点的隐喻总是决定了哪些实验实际上已经完成，它们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实际测量的是什么。鉴于20世纪早期的测量方法还比较原始，米尔斯完全偏离了正题，因此提出了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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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大脑情感反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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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了杰克逊、米尔斯和朗格（最后一位提出了“血管舒缩中枢”的概念）是如何将研究情感的实验心理学家带回大脑的。临床医生已经意识到，大脑可能与情感有关，他们看到大脑受损的病人随后会出现异常的情感表达。在医学史尤其是情感史上，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盖奇是一名工头，1848年，他在佛蒙特州修建铁路时发生事故，一根1.1米长、直径3厘米的铁棒穿过他的头部。【189】那根铁棒飞起来的力量如此之大，从他的左眉下方进入他的头部，又从他的头骨顶部飞出，落在15米外。尽管有大量出血和感染，盖奇依然恢复了意识和健康，只有左眼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很快，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变得易怒和喜怒无常，“不再是以前的盖奇了”。盖奇的医生约翰·哈洛（John Harlow）注意到，他“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制定了许多有关未来行为的计划，但这些计划一安排好就被放弃了”。(143) 盖奇丢了工作，从此靠在游乐场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来谋生，那根铁棒总是伴随其左右（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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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菲尼亚斯·盖奇和他的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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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脑损伤幸存者菲尼亚斯·盖奇的照片，展示的是他拿着伤了他的铁棒；照片被剪裁以移除周遭部分。来自得克萨斯州盖奇家族的照片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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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盖奇在旧金山去世后，哈洛得到了他亲属们的允许，【190】将其遗体转移到哈佛大学进行研究。哈洛和他的同事们检查了盖奇的头骨，之后，头骨和铁棒都被捐给了该大学的医学博物馆，并在那里永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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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盖奇头骨的研究表明，这根铁棒破坏了他的大脑眶额皮质和前额皮质（图16）。哈洛的结论是：“可以说，他的智力和动物属性之间的平衡似乎已经被破坏了。”【191】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杰克逊思想的影响，皮质和智力“更高”，其余的“更低”，情感属于动物属性。(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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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铁棒在菲尼亚斯·盖奇头骨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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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irgit Jackel, “Zur Bedeutung der Hirnforschung für Entwicklung und Lemen im Elementar- und Primarbereich” (2006) accessed 11 Mar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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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依然对菲尼亚斯·盖奇很感兴趣。(145) 实验心理学中情感研究的历史记载把他的案例作为研究情感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即通过病变进行研究）的起源。(146) 假设大脑某一特定区域受到损伤，就可以得出有关该区域功能的结论。随后，人们在实验动物的大脑中故意制造损伤，并且患有特殊情感障碍的人可以通过切除大脑的特定部分来“治愈”。在美国，从1936—1955年，有4万到5万名被诊断为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人接受了前额叶切除术。人们希望这种手术将带来与菲尼亚斯·盖奇所经历的相反的效果，事实上，这种激进的干预确实使病人平静下来，尽管手术本身很快就遭到质疑。(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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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菲尼亚斯·盖奇这样的例子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大脑，将其作为情感过程的场所。所以，在我们转向精神分析之前，我们应该先回顾一下情感和大脑研究中的三个里程碑。它们都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因此都比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成像技术的发明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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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坎农-巴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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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早期，亨利·黑德（Henry Head，1861—1940）的研究表明，那些大脑一侧丘脑受到损伤的人，会对作用于受伤一侧身体的疼痛刺激（比如针刺或被烫到）表现出明显的强烈反应。(148) 大约在同一时期，沃尔特·R.赫斯（Walter R. Hess，1881—1973）对猫进行了实验，他用电极刺激猫的下丘脑，产生非特定的情感反应，如心率加快和防御性（他称后者为“情感防御反应”）。(149) 后来，他改进了他的方法，并最终可以仅仅通过刺激大脑的特定部位带来特定的情感，如愤怒、恐惧、好奇心或冷漠。【192】他还怀疑，大脑的功能是根据奖励来细分的，更准确地说，是根据快乐和回避压力来细分的。从这些发现和他自己的实验中，沃尔特·坎农得出结论，丘脑区域是情感的关键，大脑皮层部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更年轻）和丘脑皮层以下部分之间有一个回路。(150) 后来菲利普·巴德加入了他的阵营。在巴德最重要的实验中，他切除了一只猫的大脑皮层，这导致了猫突然而不稳定的攻击行为，他称之为“假愤怒”。通过排除的过程，他得出结论：情感不可能只存在于大脑皮层。(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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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农-巴德理论通常被视为詹姆斯和朗格理论的对立面，因为它将情感过程的位置从身体的外围（脸红、出汗）转移到了大脑。事实上，坎农和巴德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与詹姆斯和朗格的研究区分开来，他们指出，很难将特定的情感明确地归因于身体的外围运动（我怎么知道我的脸红是与尴尬有关，还是与性唤起有关？）。情感史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不能采用将坎农-巴德取代詹姆斯-朗格这样简单的心理学陈述。无论如何，如上所述，一旦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詹姆斯-朗格的理论，就会发现它们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耦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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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贝兹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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