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02199
十三、约瑟夫·勒杜和两条恐惧路径假说
1701502200
1701502201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提到了一个著名的理论：约瑟夫·勒杜关于基本情感运作方式的理论。【213】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刺激进入杏仁核后，大约在12毫秒内，杏仁核会让身体处于一种警戒状态（脉搏增快，肌肉做好逃离蛇的准备）；刺激同时会进入大脑皮层，它的高级认知功能会对刺激是否真的是一种威胁做出快速判断。如果大脑皮层认为这种刺激真的构成威胁，身体就会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如果确定它并不构成威胁，身体就会放松下来，恢复到休息状态。这就是两条恐惧路径理论：一条路径涉及杏仁核中大脑皮层下的情感区域，这是进化中的古老部位；另一条路径涉及认知发生的皮质区域。该理论还包括这两个独立区域的联合运作。勒杜的理论在神经科学领域之外已广为人知，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对称性，具体体现在毒蛇的实例和与之相关的意象中，这可能是讨论情感问题时最常引用的例子。这一理论成功的第二个缘由在于，在这个恐惧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情绪障碍已经成为常见病症的时代，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潜力。勒杜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这些疾病，以及他的研究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的潜在用途。(215) 最终，勒杜的理论之所以在神经科学领域之外广为人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勒杜是除了达马西奥之外最著名的情感神经学的普及者，他曾写过两本畅销书，已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216)
1701502202
1701502203
虽然更多的公众熟知了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以及杏仁核与恐惧的联系，但在神经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一假说是不成立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质疑杏仁核是否存在一条“快速”通道，以及情感刺激引发的情感过程是否存在时间差异；另一方面，事实表明，杏仁核对视觉刺激并不特别敏感，与视觉丘脑的联系也不紧密。尽管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主要模式是通过声音而非视觉或嗅觉刺激，但在勒杜的实验室进行的实验中，这一直是一个不变的主张。神经科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杏仁核和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远比勒杜的模型所显示的更多，也更复杂，而且神经元回路比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更为重要。无论如何，杏仁核并不像勒杜所称的具有“快速粗糙”的功能。相反，它更像是负责分配各种输入的配电盘。【214】其中，一个重要的输入是丘脑中央的神经集合体——丘脑枕，这显然是处理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217)
1701502204
1701502205
重新审视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实际上产生了如下结果：该假说受到驳斥，这代表了科学上的真正进步。但是，如果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其他领域不接受这样的进步，那么它们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1701502206
1701502207
十四、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和躯体标记假说
1701502208
1701502209
另一位畅销书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同样也是脑研究者，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神经科学领域。与埃里克·R.坎德尔（Eric R. Kandel）、史蒂文·平克、维拉亚努尔·S.拉玛钱德朗（Vilayanur S. Ramachandran）、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等人一样，他也是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位明星。他可以称得上是情感研究领域最著名的神经科学家。他的研究已经在人文科学领域被广泛接受，尤其是他在畅销书《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1994）中提到的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简称SMH）已为公众所熟知。
1701502210
1701502211
躯体标记假说认为，体内的情感信号可以简化、加速和改善诸如决定等高级认知过程。躯体标记是身体周围（皮肤、手、头发）留下的对身体情感表达的印记或痕迹，它们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即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VMPFC）。当即将要做的决定有多种可能的结果时，它会用积极的情绪渲染一个有希望的选择。排除消极的选择可以促进决策过程，加快决策速度。重要的是，躯体标记可以直接作用于身体回路发挥作用，在身体上标记具有潜在积极结果的行为选择。例如，通过脉搏加速，让受试者意识到这一点。除此以外，它们还可以利用“模拟身体回路”（as-if loop），将注意力放在有前景的行为选择上，而不需要使用躯体标记，将思想作为高级认知的元素。
1701502212
1701502213
躯体标记假说基于著名的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简称IGT）实验。受试者从四副不同的扑克牌中选择纸牌，他们每次抽取一张牌，试图在损失最小化的情况下，将收益最大化。在抽牌完毕后，受试者要么得到奖励，要么受到惩罚，而玩家并不知道每一副牌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奖惩计划。有的牌会让玩家在开局时总是获利，但随后会面临更高的损失，最终导致净损失。还有的牌既有较低的收益，也有较低的损失，【215】最终结果是得到净收益。设计这个实验是为了让受试者快速回忆起那些最初涉及高收益，但最终导致更大损失的牌（图21和图22）。
1701502214
1701502215
1701502216
1701502217
1701502218
图21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实验
1701502219
1701502220
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Anna Pecchinenda, Michael Dretsch, and Paul Chapman,“Working Memory Involvement in Emotions-Based Processes Underlying Choosing Advantageously”,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53/3 (2006), 191—197, here 194中的一份图解。
1701502221
1701502222
1701502223
1701502224
1701502225
1701502226
1701502227
图22 BASIS词汇表 【217】
1701502228
1701502229
资料来源：“The BASIS Glossary”, The Brief Addic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Source (BASIS) accessed 13 March 2014。
1701502230
1701502231
1701502232
1701502233
在安东尼奥和汉娜·达马西奥（Hanna Damasio）成名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艾奥瓦大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神经系统异常损伤患者数据库，这些患者大多是由于病变导致脑组织损伤，但也有因脑瘤导致的脑组织丧失。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是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另一组是大脑未受损的对照组。结果显示，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追求更高的收益，而不考虑最终的负面结果，而那些大脑未受损的人总是关注最终结果，乐于接受更小的胜利。就像达马西奥的同事、实验设计者安东尼·贝查拉（Antoine Bechara）所说的那样，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缺乏远见”。(218) 科学家们还发现，当第一次获得高收益时，预期阶段皮肤电导反应（Anticipatory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简称SCR）的测量值和其他生理数值都开始上升。
1701502234
1701502235
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被重复了很多次，也被更多地用于检验其他假设。自1994年以来，已经发表了100多篇基于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的论文。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远远超出了纸牌游戏中的决策。例如，对来自芝加哥的HIV阳性的受试者进行实验，他们有严重的药物依赖问题，他们的最终结果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一样糟糕。这项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药物依赖性损害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方式与由于意外或脑瘤引起的病变相似。还有一点可以进一步论证：正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只想以牺牲长期利润为代价，赢得眼前的胜利，因此抽更高风险的牌一样，那些有严重的药物依赖性问题的患者会从事非常危险的性行为，所以助长了HIV的传播。(219) 爱荷华博弈任务应用于生物政治学的潜力非常大。既然这意味着高危的性行为（这本身就会给卫生系统带来高昂的代价）不是“性格懦弱”“死气沉沉”或“犹豫不决”的结果，而是与大脑息息相关，那么规范药物依赖者的性行为，严惩侵犯行为是可行的。【216】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的结果尚未应用于这一方面，但已经被用于测试，以确定是否有针对强迫症的药物治疗办法。(220) 此外，爱荷华博弈任务在经济神经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可能性。(221)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其支持者，他们对将身体和心智结合起来的具身认知理论做出了回应。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一点。
1701502236
1701502237
躯体标记假说受到了很多质疑。(222) 人们质疑它是否真的有新颖之处。威廉·M.马斯顿（William M. Marston，1893—1947）早在1928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71年，神经科学家瓦勒·J. H.诺塔（Walle J. H. Nauta，1916—1994）根据麦克莱恩的边缘系统理论，提出额叶与身体周围的感官印象和复杂决定相关，这与20年后达马西奥的观点非常相似。(223) 第一个质疑与实验心理学对制度记忆的恢复有关。第二个质疑是质疑爱荷华博弈任务是否真的激活了情感记忆，并且在“认知上难以理解”。(224) 达马西奥曾声称，“区分贝查拉和同事们的任务与其他概率推理任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受试者通过感觉来做出选择；他们会预感某些选择优于其他选择”。(225) 【218】这个实验的成败取决于这个问题：在选择扑克牌时，如果只有没有情感信号的高级认知过程被激活，并且对于决策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个实验就不能说明躯体标记的存在。事实上，一系列研究表明，受试者比实验设计所预期的要更完整、更快速地掌握这一实验中奖励和惩罚的一般逻辑，因此可以在认知元层面上执行任务，这比用躯体标记做决策更为重要，如果这些躯体标记的确存在的话。(226) 一篇概述文章总结如下：
1701502238
1701502239
关于爱荷华博弈任务的奖励／惩罚计划在认知上完全无法理解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这意味着，早期的爱荷华博弈任务涉及隐蔽的、无意识的躯体标记来调节决策的断言不再被认可。(227)
1701502240
1701502241
第三个质疑与对情感信号的解释有关——皮肤电导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如前所述，根据达马西奥的观点，认知决策的能力之所以可以得到提高，是因为在身体回路中，皮肤电导反应的真正变化被记录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或者就像身体回路那样，在皮肤电导反应没有真正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一个伪印象。各种重复的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未能阐明所测得的皮肤电导反应是否真的是预期的积极决策的迹象。这些信号也可能是“对反馈的响应、风险指标、决策后情绪状态的标记，或者是某个特定响应选项好坏的信号”。(228)
1701502242
1701502243
第四个质疑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未受损的健康对照组有关。反复的实验表明，在对照组所有假定健康的受试者中，有恒定比例（约五分之一）的表现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受试者一样糟糕。这给爱荷华博弈任务在反映真实生活方面的可靠性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一大群健康的人在爱荷华博弈任务中的表现和那些有病变的人一样糟糕，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上没有问题，那么爱荷华博弈任务对现实生活还有什么启示呢？(229) 第五个质疑是由一些科学家提出的，即使是无瑕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表明皮肤电导率反应和决策行为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230)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质疑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解剖学有关。达马西奥和他的同事们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组织，到目前为止，这种组织尚未在大脑中绘制出来。【219】受到质疑的不仅是这些细胞的连接，也就是所谓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轮廓，还有它们在爱荷华博弈游戏中作为躯体标识器的这一说法。很明显，大脑其他区域的病变——比如同样界线不明确的杏仁核——也限制了爱荷华博弈任务的成功概率。同样很明显的是，达马西奥实验室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大脑左侧区域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如果有一方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右脑。(231)
1701502244
1701502245
十五、贾科莫·里佐拉蒂、维托里奥·加莱塞、马可·亚科博尼，镜像神经元和社会情感
1701502246
1701502247
2010年，两位神经科学家称：“很难想象有哪一类神经元能比镜像神经元更让人兴奋”；同年年底，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总结道：“镜像神经元很流行。”(232) 这两种说法都不夸张。还有什么是不能用正常的镜像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功能失调来解释的？微笑、打哈欠、共情、爱、儿童的语言习得、宗教、心灵理论，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233) 还有脱发、阳痿和自闭症（“破碎的镜像神经元假说”），所有这些都可以用镜像神经元来解释。(234) 【220】神经科学普及工作的明星维拉亚努尔·拉玛钱德朗在2000年大胆预测，“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犹如DNA之于生物学”。(235)
1701502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