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02249 但什么是镜像神经元？贾科莫·里佐拉蒂、维托里奥·加莱塞等人于1995—1996年在帕尔马发现了镜像神经元。(236) 里佐拉蒂和加莱塞研究了南平顶猴（豚尾猴）身体运动中的神经元事件。他们观察了猴子伸手把坚果放进嘴里时神经细胞水平所发生的变化。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从连接到大脑的电极上发现，无论是当猴子做动作时，还是当猴子看到人类或其他猴子做同样的动作时，神经元特定区域（前运动皮层）都会放电。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能在前运动皮层发现视觉感知，毕竟前运动皮层以前只和动作相关。考虑到他们观察到的神经细胞放电的双重功能，里佐拉蒂和加莱塞将其称为“镜像神经元”。这就是躯体运动和认知之间无意识神经元联系、无意识模仿和高层次理解之间神经元关联的假设的起源，与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识器假设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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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51 21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人类身上可以找到类似的神经细胞，它们都处在一个类似的放电回路中；在2010年，就有大量证据表明确实如此。(237) 与此同时，许多实验室声称，通过使用经颅磁刺激和fMRI扫描的非介入性程序，可以发现镜像神经元在负责运动的前运动皮层之外的区域也会放电，并且与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能力的神经元有着类似的放电顺序。(238) 很明显，语言习得（以及更多）是以类似的自主和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记者和普及工作者从中得出了本节开头所提到的结论。【221】以神经科学家马可·亚科博尼描述的实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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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53 在一系列实验中，要求其中一组参与者想着大学教授并写下所有想到的东西，他们通常会联想到高超的智力。另一组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心里想的是足球流氓，这些不守规矩、破坏力强的球迷通常让人联想到愚蠢（或至少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然后两组都被问了一系列的“常识”问题，表面上看，这一任务与第一个任务无关。但事实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些早先专注于大学教授的参与者的表现要优于那些一直在思考足球流氓的参与者。的确，思考“大学教授”的参与者比起对照组在回答常识问题时发挥得更好，而这个对照组反过来又比思考“足球流氓”的参与者表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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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55 结论：想着大学教授会让你变得更聪明，而想着足球流氓会让你变得更笨！雅普·狄克斯特霍伊斯（Ap Dijksterhuis）总结了他的研究，他说：“相关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模仿可以让我们变慢或变快、变聪明或变愚蠢、数学好或数学差、乐于助人、粗鲁或礼貌、啰唆、敌对、好斗、合作或竞争、顺从或叛逆、保守、健忘、细心或粗心、整洁或邋遢。”这个清单够长的，我相信这种持续的无意识模仿确实是某种形式的神经镜像的表现。(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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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59 因此，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认知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还可以通过二级模仿（即心里想着其他聪明人）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会使其他神经元（负责认知）与其保持一致。这是实验的核心结论。在此我们不讨论该实验的细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里显然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模仿回路中，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一个人从未与他可以模仿的聪明人打过交道，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变聪明？如果每个人都在模仿其他人，那么人类行为的差异又是如何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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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61 但亚科博尼更进一步。在《存在主义神经科学与社会》（“Existential Neuroscience and Society”）一章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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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63 反对神经科学影响政策的第二个原因与我们的自由意志观念会受到的威胁有关，而自由意志显然与模仿暴力的理论有关。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会性——也许是人类的最高成就——也是我们作为个体的自主性的一个限制因素。这是对长期以来的认识的重大修正。传统上，与个体行为的生物决定论形成对比的一种观点是，人类有能力超越自己的生物构成，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社会准则来定义自己。然而，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生物学决定的。【222】我们该如何运用这种新知识？因为难以接受而否认？还是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制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我当然会支持后者。(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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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65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是否应该禁止那些在幼儿园就表现出攻击性的孩子进入社会，将他们关起来，这样他们的同龄人就不会模仿他们的行为？我们是否应该严格审查媒体和日常语言中暴力的表现形式，因为这些影片以及暴力的语言表达必然会引起模仿（在午餐时，我大声表达了对专横的老板使用暴力的愿望，这样做不仅让我自己更接近暴力行为的神经元阈值，而且让那些与我一同吃午饭的人也更接近暴力行为的神经元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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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67 在里佐拉蒂和加莱塞首次发现镜像神经元约15年后，也就是2012年，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更具差异化和批判性的视角。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 Hickok）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是语言的神经基础，他们没有质疑神经元新形式的存在，但他们怀疑高级认知是神经过程的一部分。通过回顾最初的实验并建立新的实验，他们证明了颞叶的语义分析不是放电回路的一部分。镜像神经元实际上是感觉运动神经元，在不同的行为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人观察到，恒河猴能够区分向它们扔石头的人和向它们扔食物的人，尽管它们自己既不能扔石头也不能扔食物。希科克和他的同事认为，镜像神经元与其他“目标导向”的关联细胞相似：它们使投掷动作和被投掷物体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241) 希科克和其他人认为，里佐拉蒂和加莱塞应该盯着他们最初的问题，更多地思考运动的过程，而不是将他们发现的神经元的镜像性延伸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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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69 有些神经科学家认为，在使用像fMRI扫描仪这样的仪器进行成像时，其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太过粗糙，无法证明像镜像神经元放电这样快速而微小的现象的存在。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大脑扫描中，很可能只有不同细胞同时放电——有些负责运动功能，有些负责认知功能——才能被观察到。在缺乏介入性程序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同时具有运动和认知功能的单个神经细胞的放电情况。这使得人类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尤其遭到质疑。(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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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71 最后，一些神经科学家指出，早在20世纪初，【223】科学家们就已经考虑到了观念功能和运动功能在大脑中的联系。例如，早在1908年，胡戈·利普曼（Hugo Liepmann）就根据他对因脑损伤而不能运动的病人和在执行有目的的学习动作方面有困难的患者的研究，区分了观念性失用症和观念运动性失用症。他认为，观念性失用症是指失去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而观念运动性失用症则是不能协调动作。(243) 这一“新”范式再次吸引了新的研究人员和资金，而它所引发的轰动也再次受到了另一种声音的抵制，这种声音代表了长期以来被实验心理学的体制记忆所忽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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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73 然而，镜像神经元的例子对神经科学的普及具有指导意义。像里佐拉蒂和亚科博尼这样的知名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普及这些看似难以置信的想法，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普遍浓厚。此外，科学记者傲慢和浮夸的想象力也启发了一些神经科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这样想：如果一个无知的记者能写出一本关于镜像神经元和两性之战的畅销书，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就不用日复一日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也不用为了保住手下工作人员的饭碗而没完没了地填写课题申请表。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商业形式，涉及一种新的出版模式，这种模式与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和他在纽约的文学经纪人工作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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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75 布罗克曼第一次成名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与纽约先锋派舞台上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约翰·凯奇（John Cage）有来往。在20世纪70年代，他成为一名文学经纪人，帮助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其他新时代运动作家打理出版事务。现在他的经纪人工作专注自然科学领域，代理的作者包括约瑟夫·勒杜、马可·亚科博尼和史蒂文·平克。畅销科普书是一个相对新颖的事物，它们运用生动的、日常的例子，其叙事性话语远远超出了实验研究，有时试图从总体上解释这个世界。如果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一举成功，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布罗克曼把这些实验室科学家变成了作家。与其他学科（如历史）相比，他的经纪人工作更专注于著作的构思和创作，因为历史的专业语言更接近日常用语，并且在学术普及领域历史悠久。布罗克曼的手下密切关注实验室的进展，评估其市场潜力和研究人员对媒体的友好程度（毕竟不是每个科学家都像史蒂文·平克那样能说会道、有镜头感，也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像约瑟夫·勒杜那样有业余时间在乐队里弹电吉他）。然后，他们选定一位生命科学家，【224】帮助他完成一本科普书籍的出版计划书（通常不超过两页）。这份计划书随后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出版社——在1999年，布罗克曼以200万美元的预付款买下了物理学家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的一部作品。正如布罗克曼所说，“进化生物学家挣的钱和摇滚明星的一样多，这有什么问题吗？”。(244) 这本书出版后，出版商的营销机器就开始运作了，作者在YouTube上播放视频片段，参加脱口秀，以专家身份出现在晨间电视节目上，通过非洲的饥荒阐述镜像神经元与共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学校枪击事件后在晚间电视节目中阐述镜像神经元与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一切都促进了销售，出版商赚回了预付款。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许多购买这些书的版权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出版社也同样希望至少能够收回成本。按照行话来说，作者们就进入了一个周期：如果他每三年能出版一部新作，这个周期带给他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周期为七年的作者，对后者来说公众关注的半衰期来得更快。换言之，一个周期为三年的作者的品牌效应胜过一个周期为七年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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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77 这在出版界很常见，其运作方式与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代理历史学家一模一样，其中包括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伊恩·克肖（Ian Kershaw）或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你几乎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机场买到他们的作品。布罗克曼和怀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布罗克曼在作者身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无论是构思环节还是写作环节，原因很简单：通俗易懂的描述性书籍的写作不是普通科学家所具有的核心能力之一。但是，增加的投资显然是有回报的，达马西奥、平克和勒杜所取得的业绩远远高于从事普及工作的历史学家，更不用说马尔科姆·T.格拉德威尔（Malcolm T. Gladwell）的科学新闻的销量了。这也与生命科学家所宣称的处理真正重大问题的方式有关，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过去是从让-保罗·萨特或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人那里了解的，因为他们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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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79 生命科学之所以能够上升到这种统治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布罗克曼和他的机构。布罗克曼在互联网论坛edge.org上为生命科学家创建了一个重要的媒体平台，他们可以在这里表达对人类重大问题的看法。C. P.斯诺（C. P. Snow）提出了两种文化的观点，一种是自然科学文化，另一种是人文科学文化。布罗克曼则提出了“第三种文化”，包括“经验世界中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解释性的写作，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让我们看到生活更深层的含义，重新定义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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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81 十六、站在矮人的肩膀上，或者说，神经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洛伊木马”【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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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83 今天，勒杜、达马西奥、里佐拉蒂和他们的实验越来越多地被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引用，其频率不亚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的著作。(246) 脑部扫描图和彩色树突装饰着文学批评和政治科学新书的封面。使用“神经”作为前缀的新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神经政治学、神经经济学、神经伦理学、神经美学、神经文学批评、神经神学。虽然哲学和语言学在后现代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神经科学已经成为所有这些分析文本和图像的学科的主要资源。有时候，这一胜利被宣布为一个新的、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时代的标志，虽然这个时代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名称。即使在历史学领域，随着语言学转向，文学和人类学导向也被认为已经部分被取代，第一批关于神经历史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如约翰内斯·弗里德（Johannes Fried）的《记忆的面纱：历史记忆的特征》（The Veil of Memory: Features of a Historic Memory ，2004）和丹尼尔·罗尔德·斯梅尔（Daniel Lord Smail）的《论深度历史与大脑》（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2008）。情感（emotions）——或者，更准确地说，是“affects”，这是神经科学对强烈的身体和无意识的感觉的称呼——是今天奠定神经科学文献基调的核心。神经科学导向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情感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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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85 一种解释是，神经科学战胜了自然科学。新知识和新方法——我们已经看到，fMRI扫描是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方法之一——首次使大脑可视化成为可能，这些突破在科学政策上得益于美国“大脑的十年”（1990—1999）等大规模研究计划，经济上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调控作用、互联网的繁荣、更容易获得的风险投资，以及伴随着互联网繁荣而来的生物技术繁荣。在新千年伊始，随着人类基因组的解码，在许多地方，人们似乎可以重新开始寻找人类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答案——语言习得、自由意志、意识和情感。200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这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化版块的前六页贴满了字母A、C、G、T，这是构成人类基因组的32亿对当中的最终序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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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87 在美国，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支持，【226】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兴起，以及启蒙思想的日渐式微。正如丹尼尔·斯梅尔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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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89 在一个《圣经》直译主义兴起的时代，在一个总统们怀疑进化论真实性的时代，在一个美国进化生物学的教学被简化而学校董事会认真讨论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时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时支持他们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同仁显得更加重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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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91 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文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当其冲的是后结构主义的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生产的逻辑有关，科学生产不断求“新”，导致一连串的“转向”；此外，它还与政治和伦理有关。(248) 很有影响力的酷儿（Queer）理论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1950—2009）在其《触摸情感：情感、教育学、操演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2003）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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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93 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些研究生，他们善于揭露隐藏在世俗、普遍主义、自由人文主义之下的历史暴力。然而，这些研究生们的性格形成期与他们老师的完全不同，这些学生的感情岁月完全是在一个排外的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领导的美国度过的，在那里，“自由主义”是一个禁忌词，“世俗人文主义”通常被视为一个边缘的宗教派别，然而绝大多数人声称自己与天使、撒旦和上帝等多个无形实体有直接的交往。(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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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95 换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塞奇威克这一代人赶上了后结构主义的潮流，为诸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的解放等经典启蒙理想奋斗了十几年甚至20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启蒙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对人文主义普遍主义的暴力化、集权化的潜力有了清晰的认识。这种思维转变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7；法文原版Surveiller et punir ，1975）中得到了很好的例证。这本书以两张法国量刑实践的快照开头。1757年，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企图行刺国王。达米安的尸体印证了其罪名的严重性，他被严刑拷打、肢解，身体各部分被烧毁并四处丢弃，他的房屋被毁，亲戚被迫改名，这些都明确表明了在前现代时期惩罚的“残酷”。福柯将达米安的命运与1838年少年犯监管所的规定进行了对比。在少年犯监管所中，每天都进行着有秩序的活动：上课、劳动和宗教活动。这意味着，在前现代惩罚的是肉体，而在现代惩罚的是灵魂。这是权力从宏观物理学到微观物理学的转移，在该书的结尾，【227】几乎没有任何读者会对哪种惩罚形式更糟糕有任何疑问。进步原来是一种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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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02297 如果我们按照塞奇威克的思路，1960—1980年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从解放斗争中获益，但从未学会如何为启蒙运动而奋斗，也没有学会将启蒙理解为一种价值观。即使像塞奇威克这样的老师还没有，大多数美国人是信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已经与启蒙运动决裂。换句话说，一个人是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还是直接出生于后现代主义，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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