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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Frevert and Singer, “Empathie und ihre Blockaden”,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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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Frevert and Singer, “Empathie und ihre Blockaden”,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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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Jonah Lehrer, 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Boston: Mifflin, 2007), 1—24（感谢Slava Gerovitch提供此参考）；“Chimera of Experience: A Conversation with Jonah Lehrer”, Edge (21 May 2009) accessed 17 Mar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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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Gendron and Barrett,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Cornelius, Science of Emotion. 心理学家伊尔塞· 克雷斯平-埃克斯纳（Ilse Kryspin-Exner）区分了四种理想类型：情绪的一般心理学理论、神经心理学方法、面部情感以及情感的认知理论。见Ilse Kryspin- Exner, “Ich fühle, also bin ich: Emotionen und ‘Rationalität’ aus einer psychologischen Perspektive”,in Heinrich Schmidinger and Clemens Sedmak (eds.), Der Mensch—ein “animal rationale”?
:Vernunft— Kognition—Intelligenz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4), 21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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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Silvan S. Tomkins,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 i. The Positive Affects (New York: Springer, 196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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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第四章 情感史的视角【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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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情研究指南》：威廉·M.雷迪试图超越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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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威廉·M.雷迪率先在他的情感研究（尤其是认知心理学）中富有成效地运用了生命科学。他探究了19世纪早期法国的荣誉概念，同时也关注了情感人类学的最新文献。(1) 在此过程中，他愈发怀疑这项研究的社会建构主义方向。1997年，他发表了一篇纲领性的论文《反对建构主义：感情的历史民族志》。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在文中提出的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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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开篇就指出了这样一个困境：人类学相对主义者的视角阻碍了规范性立场的形成，即使作者希望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举了情感人类学中的一个例子：本尼迪克特·格里玛（Benedicte Grima）表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Pushtun）妇女在结婚时应该表现出一种十分强烈的悲伤情感，并且只能表现出这种情感。如果她们亲近的人（例如儿子）受伤了，普什图妇女们会聚集在远离受伤者的地方一起放声痛哭，互相表达悲伤，而受伤者则被完全忽视。因此，在这两种社会情境中，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与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新娘应该感到幸福；如果有亲友受伤了，应该对受伤者给予关心和关注。和在第三章中的情况一样，格里玛这样的研究再次推翻了情感是普遍共通的这一观点。情感是社会所建构的，正如格里玛所说的那样，“情感就是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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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紧接着指出了格里玛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观点。【252】例如，格里玛描述了婚姻是如何安排的，婚后新娘搬入丈夫家中，其地位一落千丈。因为她必须在夫家承担很多家务劳动，还必须接受在家庭中的最低地位。在过门后的很多年里，婆婆和丈夫的姐妹（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还有丈夫以前的妻子）会用尽言语和其他一切方式，对这位新人呼来唤去。格里玛认为“gham”不是社会建构，而是普什图家庭结构特有的一种附带现象。她对“穆斯林文化”中的“老人政治”持批判态度，对这种形式的“压迫”更是深恶痛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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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雷迪认为，无论是谁，一旦踏上了社会建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道路，就必须放弃一切价值判断。你必须在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不能脚踏两只船。这种困境不仅贯穿于社会建构主义情感人类学，还贯穿于整个后结构主义。那么，如何找到一个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立场呢？雷迪建议将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两个极端转换为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普遍主义相当于“表述句”，即对世界的描述性陈述，而社会建构主义相当于“施为句”，即改变世界的陈述。例如，“冷杉树枝是绿色的”是一个“表述句”，而在结婚登记处说“我愿意”则是“施为句”。因此，对情感的陈述同时具有描述作用和施为作用，既能描述世界，又能改变世界。“我很难过”在部分上是对一种状况的描述，部分上是对几种情感中某一种情感的强化（因此会削弱或覆盖其他情感）。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懂得微笑可以引发积极情感这个道理。为了合理地看待情感陈述的复杂性，雷迪提出了“情感表达”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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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入认知心理学的维度来扩展这一概念，通过实验来加强改变世界的情感陈述的力量，后文马上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论述。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雷迪起初只是用“情感表达”这个词来调和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以便重新获得规范性地位。雷迪认为，通过用情感来描述世界的一种状态，我们也会试着去影响这种状态；因此，我们在采用一种评价立场。【253】希望用“情感”这一范畴，将符号从其后结构主义的、自由漂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为其提供一个“真实世界的锚点”。希望情感“在语言的背景下产生言语”，用“情感表达”来超越福柯的“话语”、德里达对“在场”的批判，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所有这些都被认为不允许政治抵抗），(5) 这似乎有点过分。这一论点会引发许多问题。首先：这种情感陈述模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无关情感的陈述？用社会科学的话来说，“情感表达”的范围有多大？界限在哪里？换言之，对于像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核心问题，能否用情感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创新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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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雷迪这篇文章的杂志邀请了五名人类学家和一名历史学家对此发表评论。当时普遍的批评意见是，雷迪并没有真正描绘出人类学研究的真实现状，人类学研究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热衷于社会建构主义。雷迪对情感和记忆的理解尤其受到他们的批评。以作为历史资料的审判记录为例，参与者30年后的情感与30年前不会相同，因此对“情感表达”的认识共时性太强，漏掉了对记忆的分析这一步。(6) 另外，两名人类学家指责雷迪忽视了田野工作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对前者而言，参与观察者影响观察对象的情感，而对后者而言，历史学家的出现不影响历史参与者的“情感表达”。(7) 凯瑟琳·卢茨写道：“雷迪不值得效仿，他‘以进步的反建构主义的名义，只是简单地将心理生物学研究应用于民族志研究’。”人们应该考察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研究的社会建构性质、资助这种研究的制药公司，以及它们对当代辩论的影响。在这方面，她举了女性杂志中关于经前期紧张（PMT）和抑郁症的专栏的例子。(8) 然而，在构建基本的批评话语时，所有这些反应都有些无能为力。这是否与雷迪的创新性有关？他给人这样一种模糊的印象，即有人正在发起一场范式转换，而很快展开的情感讨论要么是在雷迪之前进行的，要么是与他有关的。其他的评论者已经准备承认雷迪的成就。【254】研究法国史的专家林恩·亨特（Lynn Hunt）宣称，“威廉·雷迪再次领先他人至少两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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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雷迪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建构。2001年，他出版了《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10)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我们在此将详细探讨。雷迪的雄心壮志弥合了情感人类学中社会建构主义与认知心理学的普遍主义之间的鸿沟。这一点在他书中的辩证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部分，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第一章（正论）之后是关于人类学（反论）的一章，在随后的两章中，他自己的情感理论（综合）取代了这种对立。在第二部分，雷迪用了四章的篇幅将他的新理论应用于法国历史，他遵循的是社会科学演绎法，首先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然后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检验。(11) 这种结构与雷迪跨界阐述其主张的方式不谋而合：他以清晰的语言，不带有任何后结构主义写作的讽刺或戏谑，坚持认为有必要创造一种能够捍卫自由和正义等价值观的立场。这是他与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所共有的价值观，但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之后，这种价值观就像性别这一范畴一样，已经动摇，变得站不住脚了。如果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的价值观也同样是社会建构的，只有局部有效性。这样一来，例如我就不能反对非洲部分地区行割礼时切除阴蒂的行为。正如雷迪本人所强调的那样，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会遭遇这种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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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认知心理学中普遍主义的第一章中，雷迪首先强调不可能明确地定义情感：它们既不能被清楚地区分开来，也不能被归结为一些基本情感和其他情感。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同样也不可能将情感与认知或情感与理性区分开来。实际上，用道格拉斯·巴内特（Douglas Barnett）和希拉里·霍恩·拉特纳（Hilary Horn Ratner）的话来说，情感就是“认知情感”（cogmotion）。(12) 他们认为，情感应该被理解为“超量习得的认知习惯”，当然，这些习惯并不总是通过意识决定而习得、改变或遗忘，而总是会受到两方面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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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情感与目标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255】情感中的“效价”（valence）或“快乐基调”（hedonic tone），使得情感要么天生让人愉快，或者天生不愉悦；情感有一种“强度”，这种强度决定了个体克服它们的难易程度。（2）关于心理控制的最新研究表明，心理控制对于有情感参与的学习有关行为有一定的抑制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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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约束与情感的强度和随之而来的有意识影响有关。第二个约束更为复杂，与当时流行的有关精神控制的知识有关，例如，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的精神控制，这方面的知识证明了这种控制的悖论性。例如，假设我坐在一架飞机上，我想要压抑对飞行的恐惧，就必须让这种恐惧待在我大脑的活跃部分，这样我才可以不断地控制它。我无法做到让它完全消失，所以我只能随时关注它，以防它进入我的“意识”。因此，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监控”（ironic monitorin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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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雷迪来说，情感认知心理学最新研究的综述主要是为了勾勒出一个与后结构主义人类学情感研究非常相似的立场，从而使看似对立的两个学科变得更加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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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心理学家对认知的研究方向已经发生转变，从线性认知模型，转向多层次、多类型激活的、涉及抑制及增强复杂组合的，多路径认知模型。摒弃线性认知模型促使心理学家不再截然区分意识与无意识、超意识与潜意识，调节过程与自发过程。研究中的上述变化给人们带来对情感本质的全新认识。……传统观点把情感同非线性思维（自由联想、诗意的、象征性的）及生理冲动（脸红、肾上腺素流、心率改变等）联系在一起。之所以把非线性思维与生理唤醒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同人类认为的智慧的标志相距甚远。意识、理性与自觉行动，通常被人类认为是智慧的象征。象征性思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思维；生理唤醒，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自愿行动。但随着“自愿”“意识”等这些概念的传统内涵的崩塌，随着思维越来越被认为是对多层次激活、注意及持续的反应，区分思维与情感的难度日益加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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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之间是否存在雷迪所描述的共识，在神经科学蓬勃发展时期，认知心理学及其基于“评价”的命题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目前这些问题尚无定论。然而，对他而言，对事件现状的描述是调和心理学与人类学、普遍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前提。【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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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认知心理学还没有对最后一点予以充分的关注，但雷迪认为情感人类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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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到今天，情感人类学始终未能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文化对情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潜在的、普遍的心理对情感的影响又有多大。在任何地方，死亡都是痛苦的吗？或者只是在个体被高度强调的文化中，死亡才带来痛苦呢？在一种文化中受欢迎，在另一些文化中被压抑的浪漫爱情，是人类的普遍情感吗？抑或仅仅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产物？就抑郁症来说，它究竟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罹患，还是现代临床治疗同现代社会隔离而带来的文化产物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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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生命科学的研究是相对应的，但生命科学所讨论的内容有所不同，例如，智力或精神分裂症仅仅被当作自然和文化这一经典二分法的一个变体。雷迪认为人类学有更大的利害关系。情感是社会建构还是普遍存在？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这门学科认识论的核心。如果采纳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广义文化概念，既然不允许有超文化的空间，那么就不可能有一种独立的立场来表达文化形成的情感表达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能理解情感如何随时间变迁而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变化过于偶然，无法对其加以分析。(17) 在这种观点看来，伴随中世纪臣服行为（deditio ）而来的眼泪洪流（比如卡诺莎之行），与21世纪一位年轻演员为一场充满希望的选角试镜而流的眼泪一样，同样是由文化决定的；只有当这些眼泪具有同样的情感内核时，人们才能称其为变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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