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03183
根据雷迪的观点，是选择普遍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这关系到人类学的道德核心。如果一切都是由文化决定的，那么情感上的变化在道德上是无法区分的。雷迪引用了情感人类学经典研究中的两个例子。米歇尔·罗萨尔多（见本书第二章）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和情感研究的先驱者，他花了很多年研究菲律宾山区的伊隆戈人，讲述了1980年菲律宾政府如何取缔了男性的猎头习俗，以及全体伊隆戈人是如何开始皈依基督教的。这样所产生的结果是，伊隆戈的男性经历了巨大的悲痛。作为一名文化相对主义者，罗萨尔多在这一点上无法采取立场：她不能说她在道德上谴责猎头行为，【257】拥护政府的新法律，也不能说她反对对一个生活方式值得保留的民族进行这种干预。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情感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著名作者凯瑟琳·卢茨，基于对居住在波利尼西亚环礁的伊法利克群体的研究，对西方的情感观念进行了批评。她指出，伊法利克人享有一种合理的愤怒（song ）的权利。但是，她补充说，这种权利不是男性所独有的，它不分性别，属于一种比通常的西方政治要平等得多的政治。然而，在西方对于男性公开表达愤怒的评价是积极的，对于女性则是消极的（“歇斯底里”），这同样也适用于伊法利克人，同样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因此也同样是合理的。因此，雷迪认为，卢茨的后结构主义最终剥夺了她在与伊法利克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批判自己文化的可能性。
1701503184
1701503185
即使认定西方的情感常识是“错误的”，因为它把情感“构建”为“自然的、天生的”，尤其是认为女性是情感化的，也无法改变西方认为情感属于自然领域的事实。对伊隆戈的受访者因猎头活动消亡而产生的痛苦体验，罗萨尔多进行了批评。如果说这种批评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无论是卢茨，还是阿布-卢赫德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男性中心现象及视情感为自然的、女性的主张的批判与抨击，相应地也没有任何意义。(19)
1701503186
1701503187
那么，政治和道德的力量如何才能被构建到情感的概念之中呢？雷迪使用的是情感、“情感表达”、情感体制、情感导航、情感避难所、情感痛苦和情感自由这些术语。但是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情感是一种激活的认知材料，它始终指向特定的目的，并且必须要对其进行高速“转换”，以使其保持在“注意力”阈值以下。（为再次提醒我们雷迪试图摆脱的旧的理论和原则，我们可以尝试用熟悉的心理分析术语来阐释最后一句话：情感是具有对象的认知活动，通常停留在无意识状态。）“情感表达”最早出现在雷迪1997年发表的论文中，但是我们需要记住，“情感表达”是描述世界又改变世界的言语行为。如果我说“我很高兴”，这可以简单地描述一种状态，也可以覆盖我同时感受到的其他情感（愤怒、悲伤），当然这是在非语言层面上。(20) “情感体制”是一套规定的“情感表达”以及相关的仪式和其他象征性的活动。公开宣扬爱国主义，对着军旗发誓，就是这种“情感表达”，也是现代民族情感体制的一部分。每种政治体制都得到情感体制的支持。【258】“情感导航”指的是在相互冲突的不同情感目标之间进行操控。情感冲突时常发生，例如，1938年，一位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非犹太裔德国人可能会在对她的犹太丈夫的爱和她对一个“种族纯粹”国家的热情之间左右为难。不同取向之间的冲突越大，“情感避难所”就越少，“情感痛苦”就越大。“情感自由”意味着“情感痛苦”的最小化。雷迪认为，情感自由的概念“将指向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这种形式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居高临下或民族中心主义的”。(21) 理想状态是最大程度的情感自由。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这一理想来衡量所有历史时期、所有文化中的情感体制，并在道德上对其进行评价，而不会再次陷入激进的普遍规范，从而导致民族中心主义。在实践中，情感体制的范围如下：
1701503188
1701503189
位于这个频谱一端的是严格的体制，要求个体表达规范性情感，避免不当的情感表达。在这类体制中，有限的情感话语也都被仪式或官方的艺术形式所模塑。基于强化规范性情感及使其为个体所习惯的期待、个体被要求恰当使用衔情式话语。拒绝按照规范表达情感的人（无论是否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对上帝或国王的爱戴或对军队的忠诚）都将受到严重惩罚……这个频谱的另一端是仅特定时期特定场合要求严格的情感规范的体制，比如对特定机构（军队、学校、祭祀）、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或生命中特定阶段。(22)
1701503190
1701503191
雷迪接着说：
1701503192
1701503193
因此，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如下：严格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感管理工具，但是以牺牲更大的自我探索和导航空间为代价的。宽松的体制为情感导航提供了足够空间，允许在不同地区、不同个体之间，或者通过构建稳定的小群体，存在多样的情感管理手段。我们之所以认为一种政体优于其他的，有两个原因，我们反对严格的情感体制：（1）通过激起目标冲突及打击那些不能恰当对规范的情感表达反应的人的方式，严格体制的稳定性方得以保持；（2）当这些政体对所有不规范行为都进行惩罚时，它们也把自己同一种重要的人性对立起来——脆弱性，容易被目标或目的改变、经历转变、危机或怀疑所影响的脆弱性——这些词语的配对有着重要意义。(23)
1701503194
1701503195
现在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最大可能的情感自由的理想不过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的生物学改良形式，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谁来定义“最大可能”和“自由”的含义呢？判断这一点的立场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和相对的。但这对雷迪的理论是不公平的。如果认真对待“情感表达”，那么历史参与者所作的情感陈述就无法与他们的情感分开。【259】相反，他们的情感表达和感受之间有一个反馈回路。例如，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一个农民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初，他向秘密警察告发了自己的父母，他可能遭受了比用通常的历史分析方法记录的更大的情感冲突。他身处的情感体制可能使他陷入这样一种情感冲突，一边是对父母的爱，一边是对“小爸爸”斯大林所代表的国家的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只能从他对斯大林口头上的效忠和他对父母的真爱，或者是他对斯大林的完全忠诚这两个方面来还原十岁的帕夫利克的情感世界。两个情感目标的同时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在此之前几乎是不可能被充分捕捉到的。
1701503196
1701503197
在《感情研究指南》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他的理论之后，雷迪将书中的实证部分转向了历史“数据”，转向了情感主义时代的法国。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情感主义出现之前，在诸如表达“情感”的词汇如“émotion”和“sentiment”出现并取代具有情感色彩的“礼仪”（civilité）之前，法国人是否有过不同的情感？雷迪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情感表达”：“情感表达的概念表明，如果单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其情感效果也会发生变化”。“情感表达”的概念“使我们可以在无须详细说出特定某人的真实感受的情况下而进行表达”。(24) 感伤主义之下新的情感词有何作用？雷迪的回答野心勃勃，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做出了几乎全新的解释。
1701503198
1701503199
正如雷迪所说，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专制主义的法国，有一种贵族的荣誉准则，它以一种极其等级森严的方式来规范情感的外在表现，其主要目的是避免冒犯。(25) 相比之下，18世纪早期，情感避难所开始出现：沙龙和共济会，充满感情的信件和小说，基于浪漫爱情的婚姻，所有这些都以温暖、亲密和诚实为特征。字里行间的情感不仅是传统的，而且是富有表现力的、真实的情感。“情感表达”的反馈效应最终注定了感伤主义的结局。在感伤主义对情感的公开表达中，有一种内在的激进力量——书信中的爱意越来越浓，仇恨越来越深。除此之外，这些情感被理解为自然的、真实的，男男女女都能强烈地感受到。
1701503200
1701503201
随着时间的推移，感伤主义的范围不断延伸到社会生活中。政治技巧也要植根于情感之中。雷迪强调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经典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孔多塞）对情感的高度依赖，指出卢梭的《新爱洛伊斯》（Le Nouvelle Héloïse ）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态。通过这种方式，雷迪重新调整了对“理性时代”的看法，并将1700—1794年称为“感性时代”。
1701503202
1701503203
雷迪认为，法国大革命试图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按照感伤主义逻辑组建起来的情感避难所。(26) 【260】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伙都是感伤主义者，他们相信眼泪和其他身体上的迹象是真实的情感表达。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是“情感表达”，他们就会明白，持续不断的情感表达会导致一种过热，强烈的情感体验不会持续太久。无论如何，情感是多方面的，越来越多的情感可以共存。这种情感共存和对某一种情感（或几种情感）的过分强调造就了“目标冲突”。在恐怖时期，这种情感体制螺旋上升，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首先，期望一个人能不断地体会极端和真实的情感，在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之后，就开始反过来质疑情感的真实性。其次，其他情感的共存（例如，对断头台的恐惧，作为雅各宾派的人，实际上就只应欣然地迎接它，把它看作是正面的美德之剑）促使人们对自己的情感及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最后，这导致巨大的情感痛苦，以至于最终只能意味着感伤主义情感体制的终结。(27) 雷迪接着说：
1701503204
1701503205
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情感是什么，而且因为表达情感就意味着会改变情感，是否改变、如何改变的问题，有时候可以预测，有时候则不可预测。要求人们要具有某种“自然”情感，否则要面临死刑，这就会激发起大部分人的关于“我表现得是否真诚”的暗暗疑虑。“我表现得真诚吗”这一问题，往往难以回答。(28)
1701503206
1701503207
他还说：
1701503208
1701503209
大革命并没有为大家提供一个情感庇护所，而是演变成了一个情感战场，在这里每个人的真诚都被怀疑，在这里人们忙于转移怀疑，但不管这种转移怀疑的努力对生存而言是多么重要，其本身就是一个不真诚的表现。(29)
1701503210
1701503211
企图用美德共和国取代专制主义打破了虚假的“情感表达”：
1701503212
1701503213
倘若衔情话语（即情感表达）理论正确的话，感伤主义对于人性的看法就是以有趣的方式而错了。（说它“错误”，是指在面对我的研究主题时，我有意打破了相对主义立场。）(30)
1701503214
1701503215
“准确的”情感表达能够指引情感，【261】在不同的取向之间操控自如。然而，感伤主义“虚假的”情感表达导致所有情感表达的自我激进化，情感的导航变得僵化，从而破坏了情感对立目标之间的平衡。
1701503216
1701503217
这本书的其余部分追溯了在1794年的热月政变后感伤情感体制的消亡。雷迪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人的公众情感表达除了怀疑和悲观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感伤主义的情感表达可能只能存在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在私人、家庭或女性的领域；在艺术领域；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31) 乔治·桑（George Sand）所代表的是感伤主义的余波；她的失败为雷迪提供了证明一种后感伤主义体制已经取代了感伤主义情感体制的证据。(32) 自由理性与浪漫情感之间的严格分离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造成留存至今的“情感”和“理性”的二元论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笛卡尔。18世纪政治领域理性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成功地从所有集体记忆中抹去。(33) 恐怖时期感情上的过分伤害所造成的创伤太大了。
1701503218
1701503219
雷迪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情感史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他是极少数能够判断生命科学论文中基础研究质量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他对人类学著作也有丰富的了解。这两种特质以及他数十年来对法国18世纪和19世纪史料的研究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如此，仍有值得批评之处。首先，有人怀疑雷迪研究的基石也是他最重要的创新“情感表达”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雷迪的“情感表达”这一概念是从约翰·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然而，非言语行为的反馈效应是否与言语行为的反馈效应相似，目前尚不清楚。心里想着“我很快乐”和口头表达“我很快乐”的情感影响一样吗？刻意地微笑与说出“我很高兴”的效果一样吗？如果我们像芭芭拉·罗森宛恩一样，把这些想法放到历史上：“雷迪的‘情感表达’将言语置于其他形式的情感行为之上，但在一些文化中（例如，在中世纪的冰岛），脸红、颤抖和膨胀比言语更重要。”(34) 即使在言语行为中，口头表达的社会情境仍然是模糊的：例如当我对需要付钱帮我寻找幸福的心理治疗师说“我很快乐”时，或者当我对认为我陷入了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的母亲不耐烦地说“我很快乐”时，起作用的反馈机制是一样的吗？
1701503220
1701503221
雷迪在情感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也有问题。【262】他似乎认为典型的政治体制是现代民族国家，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人类存在的大多数时代，没有统治社会各阶层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组织。相反，历史参与者同时属于几个共同体。这里再次引用罗森宛恩的话：
1701503222
1701503223
有许多不同的场所，例如，18世纪的沙龙、婚床和法庭，更不用说贫穷劳动者的家了（后者由雷迪本人提出），这些难道不可能构成他们自己的情感共同体吗？这些共同体与“感伤主义”（或宫廷礼仪）所规定的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35)
1701503224
1701503225
或许，如果想保持一致，“情感体制”必须采用复数形式。
1701503226
1701503227
你可能会对雷迪试图解决后结构主义困境的方式表示怀疑：一旦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重新获得道德的、评价的立场。对于其范围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后结构主义的困境不仅局限于情感，还涉及更多的问题，如真理和客观性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接受雷迪本人在他书中的描述，认为情感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记忆、意图或语言”一样。(36) 既然本体、自我和主体性问题都是后结构主义困境的核心，那么雷迪的解决办法在这里肯定同样适用……然而，现实和真理的问题与通过最大限度地引导情感来缩小情感痛苦的问题，两者之间似乎有根本的不同。情感是否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使后结构主义的困境变得戏剧化？它仅仅是关于情感，还是将情感作为遭受后结构主义困境的几个领域之一？我们真的能找到一条彻底摆脱后结构主义困境的出路吗？
1701503228
1701503229
令人困惑的是，与雷迪的情感自由观念最接近的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民主和对少数人权利的可靠保护，雷迪创造了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以便有可能再次建立有说服力的政治评价，事实证明，这种立场为西方民主国家（即雷迪的当代政治现实）的许多进步力量指引了方向。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雷迪并不是在为保守派失去所有价值观而哀叹，而是在寻求将后结构主义从其激进后果中解放出来的可能。由于政治原因，它一开始就破坏了对西方和男性文化的主流导向，最后彻底迷失了方向，缺乏任何道德核心。雷迪回应一位评论家说，他的乌托邦更像是朱迪斯·巴特勒的乌托邦，而不是玛莎·努斯鲍姆的乌托邦。(37) 【263】但是，认知心理学在多大程度上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关，其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情感对象之间存在冲突？认知心理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史是怎样的？雷迪的整个想法是循环论证吗？
1701503230
1701503231
即便他否认这一怀疑具有误导性，也无法轻易消除这种怀疑：
1701503232
[
上一页 ]
[ :1.7015031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