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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雷迪提出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先提出一个关于情感的特定的认知心理学理论，然后又说，某种体制最适合这个理论，因为它允许最大限度的情感庇护所、情感导航和情感自由，创造最少的痛苦。另一种选择是，首先阐述你的政治道德价值观，然后说某种认知心理学最符合这些政治道德价值观。你是怎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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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雷迪］：我的意图是通过对神经科学研究的批判性阅读来发现，而不是先验地列出我的政治道德价值观，这一过程的动机是后结构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挫折感。我试着与感兴趣的读者分享这个过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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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公开活动中，雷迪说（尽管是半开玩笑的）他只选择生命科学中能够证实他政治信念的内容。(39) 那么，与生命科学的偏差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只能归化偶然的政治立场吗？它是否只适用于偶然的政治立场？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它就不能代表任何后结构相对主义的进步。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露丝·雷斯，虽然她从来没有像雷迪那样声称要为历史研究创造一种新的情感理论，而是通过对达马西奥和埃克曼的批判，将自己局限于区分“好的”和“坏的”自然科学研究。(40) 作为一个“好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她引用了莉莎·费德曼·巴瑞特和詹姆斯·拉塞尔的研究，而他们都对埃克曼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然而，令人怀疑的是，“核心情感”的概念是否能经受住来自雷斯的严厉批评，并证明自己是“好的”自然科学。归根结底，“核心情感”更像是汤姆金斯和埃克曼的基本情感，而不是像马苏米的“纯粹强度”，因为它们没有对象，【264】也不能被意图直接接触到。(41) 此外，在核心情感的平均水平、波动性以及对刺激类型的反应性方面，也存在“基于遗传的个体差异”。(42) 这让人们觉得雷斯需要客观区分“好”与“坏”，真与伪。只有这样她才能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批评那些人文科学工作者对生命科学的滥用，但她在选择自己的情感概念时却没有采用相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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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雷迪：他的理论最终将根据它产生的实证结果来衡量。对于一本以社会科学为导向，并以社会科学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著作来说，它必须符合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逻辑。人类学家西格妮·豪威尔（Signe Howell）早在1997年就指出：“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情感表达 的）争论仅仅是一种提示，是缺乏信服力的。最终，人类学对认知和情感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43) 但是，即使在雷迪将他的理论应用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后，历史学家仍然有许多疑问。杰里米·波普金评论说：“雷迪对法国历史的叙述并不陌生，他的主要突破点与传统历史相同。”(44) 这不仅不是完全陌生的，而且有点令人不安。因为雷迪的历史写作似乎是单向度的，在雷迪的情感史中，新文化史中语言学上的细微差异，对隐喻、转喻、提喻、体裁等的敏感度，都变得无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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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雷迪的批评是否会损害甚至破坏他的理论建构，这还有待观察。当然，他依然很有影响力。【265】虽然许多历史学家不愿在他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都追随他，但有些内容已经变得超然化、庸俗化了，这在学术界是常有的事。情感体制、认知情感和“情感表达”，如今这些术语已经随处可见。例如，“情感体制”一词很少以其完整的意义被使用。它是一套规范的“情感表达”以及适当的仪式和其他象征实践。它通常被理解为“情感规范”，即斯特恩斯的“情感标准”或霍赫希尔德的“情感规则”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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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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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历史学家莫妮克·舍尔进一步发展了雷迪的理论。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谈论过她，提到她受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研究的启发，与帕斯卡·艾特勒合撰了一篇论文。她对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进行道德判断不感兴趣，而是要克服诸如身心、结构和能动等二元论，最重要的是克服情感的外在表达与内在的、“真实的”情感体验的对立。舍尔试图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情感史，其中包括身体和“真实的”情感体验，以及文化和历史，但这只有在身体被文化和历史同化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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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从新的意识哲学出发，特别是延展心智理论（Extended Mind Theory，简称EMT）和与“情境认知”相关的方法，对认知只能发生在大脑中这一观点提出异议。(45) 她引用了新意识哲学主要代表之一阿尔瓦·诺埃（Alva Noë）的观点，后者认为思维、感觉和感知并不是“由大脑单独来完成的。意识需要大脑、躯体和世界共同协作。的确，意识是全身在其环境背景下的成就”。(46) 舍尔通过分析感觉运动系统、手势和控制身体的方式，得出结论：“社会和环境语境下的身体随着大脑一起思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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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注与神经科学有关的新哲学，【266】例如诺埃曾参与神经科学实验，历史学家可以更好地将身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将“评价”认知心理学作为研究对象。后者曾是他们的最爱，因为它把情感等同于认知，而这似乎为时间变化开拓了空间。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这种新的意识哲学很少提及身体是如何被文化和历史塑造的。舍尔认为最好是从“认知的身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就像布尔迪厄那样。(48) 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她提出了自己的“情感实践”理论，她将其定义为“控制身心以唤醒本来没有的情感，把这些分散的情感集中起来并赋予它们可理解的形状，或者改变或消除已经存在的情感”。(49) 她提出了四种情感实践，分别是调动情感实践、记录情感实践、交流情感实践和管理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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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动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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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情感实践常常与媒体的使用有关，而且通常更具有群体性而非孤立性。以求爱为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表明，它蕴含很强的可变性：“技术的变化（从情书到手机和互联网）和场所的变化（从监督下的探访到约会再到聚会）。”(50) 这些情境和技术建构出来的情感并不相同，但都在塑造可能婚姻对象的情感和感情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忠实的服从、荣誉、激情、崇拜、熟悉到尊重。因此，求爱不仅是一种行为，它对于情感和（性别化的）自我的建构都会产生影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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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经常与舞蹈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毒品，它可以促进情感的快速实现。然而，用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好像一种化学物质无论在哪里都能引发相同的情感。安慰剂效应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也能产生情感。此外，致幻药物的使用常常被嵌入仪式和文化代码之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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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调动情感实践的例子是天主教文化中的忏悔。忏悔的情感不一定要在忏悔之前出现，也可以在忏悔的过程中出现，【267】通过相关的身体技巧，如下跪、戴头巾或佩戴苦修带。结合这些技巧，忏悔就可能会产生想要的情感，可能“调动”它。这里的重点在于“可能”。舍尔认为，情感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可预测的，可能会失败，如果失败次数太多的话，这种实践就会被抛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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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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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情感实践主要是说话和写作，但也包括思维中的无声记忆。因此，“情感表达”也是记录情感实践，而舍尔的情感实践超越了雷迪的“情感表达”，更注重记录的形式。因此，记录情感实践的问题是这一过程是否涉及写作、说话或思考。如果涉及写作，是用手写还是用计算机打字来完成。如果是说话，说话的对象是谁，重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记录情感实践总是一个产生意义的问题，或者如舍尔所说：“情感就像雪花，每一种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通过记录才能将其归类。”(54) 从脱口秀节目到传达情感技巧的治疗“行业”，“情感的符号化 和再次符号化 ”已经高度商业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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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强调，记录情感实践的重构使历史学家能够把握“真实的”情感体验。例如，在印度，只有通过宝莱坞电影，英语国家文化中的“我爱你”才首次获得广泛认可。它渗入印地语，成为求爱和结婚仪式的一部分，而在此前这个表达并不为人所知。“如果记录情感使情感得到体验，那么记录这种变化就意味着书写一段最完整意义上的情感史。”(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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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流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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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情感实践的主要目的是与他人交流。如果政客希望在自然灾害后在电视上传达他或她的关心，这一过程将发生在“多个感官层面，涉及不同的知识模式”，包括“面孔、手势、声音模式、身体姿势，或如眼泪、肤色变化或呼吸沉重等外在表现”。(57) 舍尔认为，成功情感交流的关键是信息要以预期的方式被接收。同样，在此非常重要的是，信息的传达者必须适当考虑具体情境、参与者们以及他们的社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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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认为交流情感实践的关键是，先验领域的前提被重新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例如情感交流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参与者没有体会到真情实感吗？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268】提升感情真实性的交流情况是否是一种理想？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和“模拟”的情感没有区别，因此这种区分对情感交流的成功与否是否有影响？还是这种情况更适合模拟，因此情感表达变成了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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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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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似乎解释了迄今为止所写的情感史的大部分内容：情感规范和对它们的疏忽，以及对它们的侵犯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看，斯特恩斯的情感学将成为管理性的情感实践，而有关礼仪的自助书籍将成为其历史探究的史料来源。但这就未免太草率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历史研究中容易理解的规范和难以理解的“真实”情感之间的区别就会占上风。按照舍尔的理解，管理情感实践不仅控制情感，还会产生情感。它们与“福柯所说的将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的知识秩序密切相关”。(58) 其他的两分法也由此而来，例如，男与女，外与内，文明与不文明，公共与私人。小男孩很少哭泣，而小女孩则经常要忍气吞声，这是具体的管理情感实践的结果，这种实践既有公开的（礼仪书中的明确指导），也有隐性的（老师或其他权威所规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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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四种情感实践之外，还有一种惯习，舍尔非常重视布尔迪厄提出的这一概念。惯习描述的是已经沉淀并被吸收的“身体知识”。音乐家们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乐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音乐内化的速度要快于认知速度较慢的人。同样，运动员们的身体也能习惯性地做出快速而复杂的动作，这些都是用来阐明“惯习”含义的经典事例。(59) 惯习有社会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烙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受教育程度不仅体现在他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或者能立即识别出歌剧的咏叹调，或者知道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的单词的正确复数形式，还体现在知道对一个笑话要笑多大声，或者是知道在博士考试后的招待会上要与谈话对象保持多远的距离，等等。当然，这一切都可以很快学会，但如果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就会犯错误，如果过于拘谨或者过于急切，就会露出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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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当然是无意识的，它是“静态的，并具有某种程度的约束力”，但它并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269】惯习总是需要“在日常实践中得到确认”。(60) 惯习“给不完全并且不总是可预测的行为留出了空间，也可以表明变化和抵抗，而不是预先设定的复制”。(61) 因此，它允许“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之间的对比，或文化需求和身体的永恒、普遍的‘真理’之间的对比，而身体的功能和结构不受其用途的影响”。(62) 正如舍尔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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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地利用身体的自发运动、冲动和激活是一种习得的实践，通过模仿而获得，使身体和大脑发生持久的变化。习惯性的姿势和动作会在一个特定部位形成肌肉组织、神经分布和血管，使一些肌腱变短，使另一些肌腱变长，影响骨密度和形状，并诱发脑组织的特定发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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