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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移民主体而言，思乡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这里的“乡”是一个明确具体的地理空间，思乡既是对宽泛意义上的乡村的怀念，也是对狭隘意义上的真实故乡的记忆。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生成的“城市”概念一样，乡村也成了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词语。乡村既包括作为自然存在的乡村实景，比如村落、建筑、具体的人和事，也指某种乡村精神以及对乡村的虚构和想象，它体现为田园式的风景、乡村野趣、稳定而平淡的社会风尚、简单质朴的人情世故、血缘亲情、容易把握的人际关系、乡民与土地的亲缘、慢速的日常作息等等。恰恰相反，城市意味着压力和竞争、主导性的金钱关系、残酷的利益分配、不易把握的人际交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缺失、感情的冷漠与封闭、快速的生活流水线等等。从乡村和城市两者的内涵对比中，我们不难想到，城市移民主体的思乡病其实是一种应对现实压力的情绪机制，是对激烈竞争生活的精神化缓冲，是人类合情合理的心理需求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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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城市移民思念以“乡村”为象征的故乡，同时，城市的变化也令城市里的原住民开始怀念另一种意义上的“故乡”，它体现为城市居民对老旧城市建筑的挽留与尊重。老旧建筑凝聚了某个过去时代的精神特征，是城市的历史，也是城市世界中的乡村，在城市居民的心理想象中，它与上述城市移民的乡村故乡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城市化要求城市建设“整齐”、“有序”，导致城市建筑越来越趋于“同一”。在日益密集的摩天大楼和玻璃房子之间，为那些外形陈旧、色彩黯淡、功能老化的“老房子”所保留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拥挤的城市不仅要求“更新”或“更亮”，还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抢占空间，满足现代人的居住需求。所以，除了极少数的特色建筑或历史建筑可能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更多的、绝大多数的老旧建筑不得不顺应城市化的潮流和遵循市政建设规划而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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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者胡恒在一篇题为《作为受虐狂的环境》的论文中描述了南京一处大型居住区“南湖新村”的改造史，讲述了南湖新村变幻不定的空间角色，“它从一片人迹罕至的城外水田变为明星般‘新兴小城市’，又变成乏人问津、臭气弥漫的城乡结合部，现在又变成城市开发的新热点，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战场”，通过分析“南湖新村”的主要居住者（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下放户”）的记忆，梳理了“南湖新村”这片场域的记忆。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无序的秩序、内在的协调、独立的世界，这一切都只为不惊动这个社区的初始记忆——下放户的集体记忆。他们对空间的改变有着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个空间是对他们记忆，或者是脆弱的精神世界的最后保障。两者合为一体，难分彼此。这是一种不可符号化的空间，正如其初始记忆是一种不可符号化的痛苦。”[56]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城市的面貌也瞬息万变，新的城市格局在满足部分居民的生存需求的同时，也令一些人感到怅然。这是因为，在这些人心中，老旧建筑和城市移民魂牵梦绕的“乡村”一样，都是“根”的化身。二者都象征了过去的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一段历史或一种文化的“传统”。他们留恋那些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消逝的房子、街道、建筑，为永不再来的过去唏嘘不已。怀念（即“根”）的可能是几个“老乡亲”或“老街坊”，是老友间的串门，或是一棵用来下棋、聊天、讲故事的老树，不管是什么，它都是属于祖辈的痕迹，是象征着习惯、舒适、安然、惬意的社会人情网络和传统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网络的全面崩溃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根”被拔起、被斩断，因之他们原本安静的内心和灵魂被触痛。恋“根”的感情意味着现代人对竞争激烈、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的抵制和对抗，也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生存的恐惧之变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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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心理学家德拉埃斯马说：“遗忘同时也是新记忆的开始。”[57]事实上，不论是记忆客体的边界、记忆主体的权限，还是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也不论遗忘是记忆的一个特殊形式，还是记忆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记忆的对立面，作为一个整体，它们都反映出记忆研究的复杂性。现时代的记忆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为虚假的记忆对峙真实的历史，二为虚伪的记忆挑战人类的信任底线，三为渐趋脆弱的记忆力叫板日益强大的记忆设备或“记忆之物”。——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去应对的时候了。——与记忆危机的研究相关的，还有忏悔、谅解、创伤、记忆遗产等多面相的问题，这真正需要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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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阿莱达·阿斯曼：《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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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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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F．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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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芬兰］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魏全凤、颜小芳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36—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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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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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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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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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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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奥利弗·沙伊丁：《互文性》，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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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荷］杜威·德拉埃斯马：《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乔修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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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节、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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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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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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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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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导论》，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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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导论》，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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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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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皮埃尔·诺拉：《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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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载于［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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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引自［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载于［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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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转引自［美］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载于［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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