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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答道：“不，我没有回忆起来。我在努力思考。但当我看到了比萨盒子，我就记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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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洛夫戴和康威曾描写过的“普鲁斯特时刻”中的一个。有一段时间，要进行艰苦的“侦察”工作和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还需要真正的回忆，也就是说，需要一些不可能是经过推论得出的，只能是回想起来的信息。对克莱尔来讲，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是情绪：感觉自己做出让步，做出了鱼馅饼之后，吃一顿大餐来庆祝女儿的好成绩。她开玩笑说，她很快就回忆起了他们最需要做的事情。“那一定是我老公艾德的事。”有张照片中那个黑头发的人就是他。这一背景帮助克莱尔确定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公众场合，她也许更难认出自己的丈夫。在另一张照片中，她看到自己走过厨房里的碗柜，并回想起来，她当时正在找一些蓝丁胶。这又勾起了一种记忆：来她家的朋友带了一个小女孩来，当时，小女孩正对着一条宠物蛇画画，那条宠物蛇正绕着桌子游走；如果我们当时立刻把椅子转过来，便能看到那个孩子把那幅画粘贴在了我们背后的厨柜上。把这些不同的信息整合到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记忆。克莱尔说：“就像七巧板那样，你只要努力把不同形状的板子拼起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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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SenseCam有没有勾起她在生病之前的任何回忆。她说，这要看她当时在哪里。尽管没有直接与SenseCam联系起来，但她告诉我们她最近的又一次普鲁斯特式的体验，那是在伦敦中部一个名叫科芬园的蔬菜花卉市场，在一家老式糖果店中发生的事情。这家糖果店有意陈设了一些勾起人们乡愁的家具，让人们回想起他们年轻时经常光顾的糖果店。“我去了那里，就好比……尽管我没有嗅觉，也没有味觉，但一种温暖的感觉扑面而来，记忆随之涌上心头。”凯瑟琳评价说，我们都拥有这种非自主的、用感官提示的、针对更加遥远的背景记忆，与克莱尔看着上个星期SenseCam拍摄的照片带来的体验一模一样。克莱尔也说：“没错，嗅觉和味觉，自然是我已经丧失的东西。实际上，我可能在脑海中看到那家糖果店，甚至整个过程，我都能看到。在我的童年时代，那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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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知道SenseCam到底是不是真的帮助恢复了克莱尔的记忆。我感觉，她在做的许多事情，是一种推断，不是真实的记忆（比如，她曾说过“那一定是艾德”，而不是说“那是艾德”）。但我也看到，一些真正的新的记忆被挖掘了出来。人们怀疑SenseCam的效果，一个理由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克莱尔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她正试图检索的记忆，或者，它们是不是由于她的大脑受到损伤而变得不能再被访问了。凯瑟琳认为，克莱尔的损伤只是片面的，只限于大脑的右半球，并指出，她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访问记忆的问题，而不是编码记忆的问题。“当你能给克莱尔正确的提示时，可以勾起她许多的回忆，这让人感到吃惊。对她来讲，想到首先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可回忆，然后又有许多回忆像潮水般涌现，真是美妙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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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问过克莱尔对将来有些什么展望。我告诉她，我在想着搭乘列车返回伦敦，可以在心中描绘在国王十字车站下车时的画面，并且想象我在这个傍晚时分排队出站时的感觉，所有那些，即使仅仅是预想中的，也是一些个人的、情景式的细节，它们构成了我的体验。克莱尔起初不无烦闷地发现我们是乘火车来这里的。她说：“我以为你一定是开车的，那样，我接你很容易。”我们欣然接受，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先搭她的车到车站，特别是因为克莱尔要到医院就诊，然后她可以在途中让我们下车。她能够描绘自己驾车到医院停车场、穿过前坪进入病房的情景吗？她说：“我可以很清晰地想象那一情景，因为那将是我第二次去医院。”尽管如此，依然有些事情让我不能完全相信她的话。克莱尔记得某些关于她为什么要去医院的涉及个人的语义事实，也记得她应当怎样停车，但那不一定与她说自己能够预览未来的经历是同一回事。我没有再找到机会更深入地问她，但我想知道的是，她是否真的将自己放置到了未来的构建之中，使自己成为这种想象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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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更普通的记忆，又是什么情况？例如，如果克莱尔不得不为某个孩子编一个故事，她的表现会怎样？我感觉她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她说：“我会试着去做，我会努力讲那些能让小孩子高兴的事情，但对于能不能正确地为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做好这件事，我没有信心。我知道，我以前能够非常出色地做好这些事情。”我们不确定这是否与记忆缺失有关，或者只是由于她从事的护理职业，经常与孩子和婴儿打交道，而现在身边不常有孩子们的陪伴。凯瑟琳指出，与对完好无损大脑的扫描结果相比，对克莱尔的大脑的扫描结果显示，在想象未来的时候，大脑激活有一种严重向前的模式。是典型的内侧颞叶的记忆区域运用得少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会用这些区域来刺激未来的情景。看起来大脑在很努力地工作，但它就是没有需要的原材料。克莱尔产生的对未来事件的记忆，是更加一般性和例行的，并没有聚焦于你可以在健康的实验参与者中看到的情感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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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Cam真正的好处，可能是个人的好处。记忆不仅关于记住过去或者预测未来；它还是一种与别人相处的方式。如果没有记忆，你便没有机会与别人联系。正如克莱尔较早前跟我说过的那样，一种失忆的友谊，绝对不及正常友谊的一半。如果她知道自己会去见某个特定的熟人，常常会通过观看SenseCam的照片，为接下来的见面作准备，以便在见面交谈时有机会分享两人共同的经历。即使她不是非常频繁地回看那些照片，但不管怎样，她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她解释说：“有这些照片在手里，总是保险的，同时，知道我在任何重要时刻到来的时候，可以去看看那些照片，也总让人安心一些。”这使得克莱尔有更强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自由穿行。她感到更快乐、更加融入社会时，便可以绕开进一步的焦虑和抑郁，以及这些情绪本身造成的记忆失真。那样一来，对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来说，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克莱尔也有机会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各样的项目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比如在脑炎学会（Encephalitis Society）中担任志愿者并照顾某些年纪偏大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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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车站，克莱尔按照她承诺的，让我们下了车。她完全记得住路线，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凯瑟琳告诉我，克莱尔往往会讲一些相同的故事，全都关于沿路看到的标志，却不知以前也讲过它们。她在车站用温暖的、稍稍有些悲伤的微笑跟我们挥手告别。过去的四个小时，她完全地沉浸在这个时刻，准确地记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到那里；我们不知道她能否把这些关联记住，到明天或下个星期也不会忘记。我不确定，如果我没有听说过克莱尔的问题，并且没有注意到所有那些提醒她要做些什么的笔记本或者碎纸片，我会不会怀疑她患有失忆症。对于那一点，她得感谢某些超常的个人品质，某种谦虚的韧性，以及来自SenseCam的一点点帮助。她决心恢复自己原来的生活，她做到了。随着9月的微风吹得车门砰砰直响，她对我们说：“那些照片为我做到了那些，它们将我拉回到了从前的我。尽管很难，但它们让我重新与我自己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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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lse positive，指因为种种原因使不具备阳性症状的人被检测出阳性的结果的错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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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10章 心理创伤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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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塞奇费尔德的交叉口从A1高速公路分流下来，英格兰东北部最为繁忙的高路公路上的喧闹便会抛到身后，随之进入乡村小道。乡村小道的两边是大片的农田，路旁长满了灌木篱墙。2009年春季的一天，科林驾驶着他那载重32吨的大卡车，从达灵顿的污水处理厂驶往斯彭尼穆尔的处理厂。他的任务是将泥浆转运到规模更大的处理厂，在那里，工人们将泥浆晒干、压缩，制成农业肥料。他通常每天要拉五趟，这是他那一天的第三趟。这天是个星期三，时间大约是上午10：15。平常，他在拉完第三趟泥浆后，会停车休息一阵，和同伴们喝杯茶。这一次，科林心想，是不是早点儿在A1高速公路的快餐车那里先休息一下，但最后，他决定不在快餐车那里停车，而是直接赶到斯彭尼穆尔，把泥浆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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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A1高速公路下来，驶入了那条经常走的乡村小道，只需再开几分钟，便能到达污水处理厂。正在路上行驶时，他注意到一辆小汽车从北边径直向他开过来。那是一辆天蓝色的日产米克拉汽车，司机是位70岁出头的男性。小汽车已经偏离了它本应行驶的道路，把科林这边的道路占住了。随着小车越开越近，科林注意到，司机低着头，偏向右边，好像正在副驾驶放腿脚的搁脚空间里寻找着什么。科林闪了闪车灯，鸣响了喇叭，试图引起小车司机的注意，但后者依然看着车里，根本没看路面。为了避开小车，科林突然转向，把大卡车开向路旁陡峭的草地，他感觉自己的八轮大卡车和满满一车的烂泥马上就要翻个底朝天了。尽管如此，小车司机还是没有看到他。科林已经尽可能地靠到了路旁草坪上，但他再也没有办法阻止一场车祸的发生了。米克拉汽车径直向大卡车撞过来，直接撞到了驾驶室的下方。小车被撞得在原地来了180度打转，原本是向大卡车迎面驶来，现在看来，好像是两车并行。科林从驾驶室跳下来，绕到已撞得支离破碎的小车的另一侧，看看自己能不能救下那位司机。小车的挡风玻璃被撞飞了，司机那一侧的窗户玻璃被撞得粉碎。那位司机系了安全带，气囊在强烈的撞击下弹出了。科林记得自己看到司机的鼻子上有一些刮擦伤，那可能是气囊弹出造成的。小车司机对他说：“你能把我弄出来吗？救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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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科林觉得很模糊。两边驶来的汽车都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汽油、柴油以及散热器散发出来的气味。科林回到大卡车这一边，蹲在地上吐了起来。消防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科林被拉上救护车，救护车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医务人员检查了他的伤情，确定他没有受伤，于是暂时没有管他，转而关注受伤的小车司机。科林还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架救护飞机在附近的空地上着陆。当一些医护人员返回到科林待着的救护车里时，科林问他们是不是把伤者救出来了。他们说还没有。与此同时，警察把科林带到警局，以询问事发的情况。当他在问询室里向警察介绍时，警官身上的步话机里传来一条消息，说小车司机在救护车里连续出现了两次心脏病发作，在医院的时候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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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林来说，这场噩梦来得太突然。事故发生后，他经常在梦里看到那辆小车的司机向他挥手打招呼。他在梦中还似乎闻到了难闻的汽油味和爆裂的散热器散发出的气味。在梦里，他从大卡车上下来，从破碎的车窗里看到那位老人的脸。他看到气囊弹出后造成的一片红色。老人的脸颊成了玫瑰色，鼻子则由于出血而呈鲜红色。梦到这些以后，科林经常在战栗中醒来，满身是汗。他在睡梦中踢了自己的女友，原来是他在梦中猛踩想象中的刹车踏板。早晨醒来，他的腿上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他觉得这场车祸是他的错。他本应在A1高速公路的快餐车上吃点儿东西，喝杯茶。他觉得是自己导致了这场车祸以及小车司机的死亡。这些想法让他食不甘味、寝食难安。事故发生后，他一连在家里待了好几天，茫然地四处踱步，脑袋里总想着“如果……，便会……”。他又开始抽烟了，而且，为了远离那些噩梦，也为了远离来自自己头脑中的可怕想法，他会到花园里待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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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的老板对他很支持，过了几个星期他再去上班后，只给他安排了一些轻松的工作。他的一位朋友劝他尽快回到卡车上，以便在同伴开车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在努力这样做。这场事故的讯问安排在八月份，为了提供证据，调查部门要求他参加。他原本计划去度假，但为了参加讯问，不得不取消度假。科林对自己说，他想找出一些事实来还原当时发生了什么。自从事故发生之后，他一直没有和警察联系，因此，他不知道警方是否认定他在这场撞车事故中负有责任。在法庭上，调查部门说，小车司机体内的酒精含量超出法定标准，司机的家人也确认，头天晚上他喝了半瓶威士忌酒。包括警察、法医和死者的家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科林在这场事故中应当没有责任。但他自己怪自己。他觉得自己本应休息一下，喝杯茶。他原本可以选一条不同的路线。那是他当专业货车司机15年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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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的医生给他开了处方，是一些温和的镇静剂，但他仍然不停地做噩梦。如果看到天蓝色的日产米克拉汽车，他就会陷入恐慌。他居住的街道上，有些人开着这种汽车，如果那些人开着那种车经过，科林碰巧向窗外望去，那场事故便会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掌心冷汗直冒、心怦怦直跳。他不能开自己的小车，更别提大货车了。他把脚一放到离合器踏板上，腿就会抖得厉害，甚至都不能正常地踩下踏板了。他会坐在自己的屋子外，一坐就是半个小时，然后，他又会坐到自己无法驾驶的车里微微颤抖，尝试着去挂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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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会对记忆产生奇怪的影响。那些充满了情绪的事件比那些中性情绪的事件，往往让人们记得更清晰、更细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它们也可能在我们脑海中保存更长时间。儿童时代发生的事情，如果让我们觉得羞愤或者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们通常可以回想起它们，但当那些事情在情绪上变得中立时，常常更难被回想起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忆那些威胁自我的事情，有着很好的理由，特别是假如记忆的真正功能既涉及预测未来，也涉及忠诚地记录过去时。当我们身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时，我们会从中学习，以便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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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情绪强化记忆现象的研究，调查得最全面的例子之一，涉及那些过去的事件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现过的片断。我能够以生动鲜活的细节回忆起，在2001年9月份的一天上午，我站在西班牙的一个泳池旁边，听到有人说，一架飞机撞向了美国世贸中心大楼。此前几年的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上午，我在一家超市浏览当地的报纸，看到一条新闻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发生的一起车祸中罹难。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回想起某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时的场景，它们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899年，有人做过一项心理学研究，描述了人们在回忆他们怎么听说林肯总统遇刺事件时那种极具特点的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当时，这件事情发生在30年以前。1977年，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创造了“闪光灯记忆”这个词，用来描述我们不但能回忆起听说的某个新闻事件，而且还能回想起听说该事件时我们个人的背景，比如我们当时身处何地、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等等。正如两位心理学家承认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不幸的新创造的词，因为它似乎支持把记忆比作照相机的这种错误类比。但是，布朗和库利克两人本意是用这个词来描绘那些我们不加选择地将其包含在背景细节中的东西。闪光灯的记忆，好比用闪光灯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而且，它以令人震惊和极其简短的方式来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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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记忆这个词，将其自身引向了一些科学研究，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回忆可能与对事件本身的历史记录匹配起来。例如，如果我们问人们，他们是怎么听说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的，便可以用这条新闻是在什么时候公布的、以怎样的方式公布等事实来印证他们回忆中的某些方面。但是，关于个人背景的信息，则很难进行确认。我碰巧见证了本·拉登事件的发生，那是一个无眠的夜晚，但任何人只要想去研究我的记忆，都不得不相信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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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认无法确认的事情，一种方式是请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他们的闪光灯记忆。出于实验的目的，研究人员在定义应该把什么样的记忆视为闪光灯记忆时，确立了一些客观的标准。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的两个星期之内，询问了参与研究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对这一事件的记忆。11个月之后，研究人员再对这些人进行采访，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连同一些具体细节印入了脑海，比如，他们是怎么获知这则消息、当时有哪些人在场、在什么地方、人们在做什么，以及消息的来源，等等。在后来的重新测试中，接近90%的参与者回忆这个事件时，与先前的说法高度一致，在五个类别的问题中，平均只有不到一个类别出现了细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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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闪光灯记忆的存在，这种引人关注的实验性证据让有些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代表着一种特定的记忆机制在运行。布朗和库利克引用了一种较早前的神经生物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大脑在令人兴奋的事情的刺激下，发出类似于“立即打印！”的指令，将所有信息一并编码到记忆之中。但是，并没有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这样一种机制在运转。闪光灯记忆也容易像普通记忆那样造成记忆失真和编造故事。在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几个小时之内，科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询问106名大学生对这个悲惨事件的印象，发现他们都能清晰地记住自己是怎么获知该消息的。两年半后，同样的这些学生的闪光灯记忆出现了大量遗忘和记忆失真的迹象。在后来的采访中，1/4的学生描述的主要事实与他们最初说的内容并不一致。尽管在最初的研究中，只有9名学生说他们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的，但过了两年半的时间再来采访时，却有19名学生说自己从电视上得知该消息。与此同时，许多学生对他们的记忆感到自信满满，当研究人员在随后的采访中告诉他们，他们的记忆失真到什么程度时，他们感到吃惊不已。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格外自信，可能是由于我们从直觉上相信某种版本的“立即打印！”理论。或者，我们可能由于弄错了记忆的来源而对自己的记忆格外确定，而实际上，我们以为是从某个来源得知的信息，其实却是从其他来源获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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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闪光灯记忆而被记住的事情，必定会导致失控的自信。由于那些事情十分重要，我们觉得，我们对它们产生的归属感，比其他任何记忆都更强烈。在“9·11”恐怖袭击后，来自不同机构的一组记忆科学家很快聚集起来，研究人们对这一暴行的闪光灯记忆会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留在脑海之中。这次的研究结果，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研究结果相似。一年以后，只有63%的研究参与者描述的对“9·11”袭击的记忆，与他们最早接受研究时说出的内容相一致（三年以后，这个数字又稍稍下降到57%），但参与者对他们记忆的信心依然很高。该研究项目的一位研究人员伊丽莎白·菲尔普斯（Elizabeth Phelps）这样评价：“通常，当一种记忆包含了十分生动鲜活的细节，而且你对那些细节很有信心时，那意味着你可能记得没错。信心常常与准确性密切相连。当你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充满着情绪时，信心与准确性却是分离的。对记忆的高度自信，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度的准确。”我们觉得，对带有那种情感力量的事件的重新构建，使得我们情不自禁地相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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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通的记忆机制看起来可以解释闪光灯效应。闪光灯记忆中的事情，本身是令人震惊和特征鲜明的，我们知道，这两个因素可以增强信息的可记忆性。闪光灯记忆通常还在人们内心多次演练，而且经常和别人讲起，也增大了人们记住它们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进入闪光灯记忆中的事件，在某个方面对我们很重要。它们唤起我们的情绪，尤其是当它们与自我相关时。在“9·11”恐怖袭击的研究中，受访者越是靠近被摧毁的世贸大楼，形成闪光灯记忆的可能性也越大：离恐怖袭击现场最近的人们，有更大的可能对其产生清晰的记忆。我们对过去自己家庭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比如家人的出生与逝世等，也展示了闪光灯的效应。实际上，一项针对美国学生开展的研究表明，只有3%的闪光灯记忆是关于那些本身就十分重要的事情的记忆；大多数的闪光灯记忆，聚焦于与我们的自我相关的事情，比如受伤或者事故、刚上大学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以及与心爱的人浪漫邂逅的情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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