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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385 关于情绪在记忆中发挥的作用，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起20世纪70年代布朗和库利克观察时知道的，明显多得多。当我们的情绪被唤起时，杏仁核忙于处理我们目睹的、情绪上十分重要的事件。这种激活，使体内释放激素和神经传导物质，如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物质是身体对应激做出响应的重要因素。海马体中存在这些物质，会影响负责巩固记忆的蛋白质的合成。在大脑扫描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杏仁核和海马体密切配合，且在我们获悉了充满情绪的信息时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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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387 显然，处理情绪的身体系统在调节我们记住的东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某件事情在情绪上的反响偏向极端，并且令人无法承受时，如同科林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人们通常认为，心理创伤以一种特定方式被我们记住，是通过在普通的记忆中没有牵涉的机制来记住的。我们说，对创伤的记忆，基本上与其他任何类型的记忆是相同的，这种观点对吗？我们已经看到，闪光灯记忆一度被认为反映了一个特定记忆系统的运行，但它实际上可以从基本的记忆流程的角度来解释。同样，记忆的科学领域也有一种吵得不可开交的争论，涉及针对创伤的记忆是否真的像人们有时候认为的那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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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391 时隔30年，彼得依然记得威尔士的随军牧师。1982年4月，在阿根廷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1]后，45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成为第一批登上该岛的士兵。他们在沿着马尔维纳斯群岛东部的荒野负重行军约64千米之后，在岛上的一个地方休息，不久，彼得和他的战友们听到无线电中传来消息，他们部队中的四名士兵在与敌人交火时牺牲。其中一人是彼得的好朋友，名叫迈克。当他们站在休息的地方听新闻时，彼得看到军士长向他们走来，问他们是否跟他一起来。走在军士长身边的随军牧师有着鲜明的个性，带有浓重的威尔士口音。军士长告诉彼得，他和其他战友将组成一个安葬小队，于是，彼得等人拿着铲子，来到一处荒地，挖了一道浅浅的堑壕。由于他们没有装尸袋，只好把四位战友的遗体装进带有头巾的睡袋之中。大家脱下贝雷帽，静静地伫立在战友的遗体旁，凝神倾听随军牧师开始主持葬礼。然后，他们把四位战友的遗体在堑壕中依次放好，由安葬小队开始向里面填土。彼得在向遗体上填土时，迈克睡袋上的头巾在泥土的重压下不知不觉张开了，这让彼得看到了他亲爱的战友的脸。他不得不把铲子放下，默默地走开了。走到一个地方，他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那一刻在他的脑海中留下的影像，比战争中其他事件的记忆都鲜明得多。这是一种伴随他30年之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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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393 最近一篇关于英国军人中战争创伤的文章如此评价：“战争不仅带来伤亡，而且制造了一些人类已知的最强烈的应激源。”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英阿双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激战时，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还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诊断。这种综合征起源于“炮弹休克症”和“战斗疲劳症”的观察，这两种症状可追溯到19世纪。创伤后应激障碍最终正式被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是在1980年出版的心理学权威典籍《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第三版中予以确认的。科学家估计，大约3/4的美国人曾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一时刻经历过某件带来创伤的事情，但这种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低得多，大约为8%。许多经历过创伤的人们不会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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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395 尽管医学界予以了正式确认，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还是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等人指出，“创伤”是极度难以明确界定的。虽然官方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定义是“响应对某人生命的威胁而激起的害怕、无助或者惊骇”，但对各种异常行为的主观解释，意味着每个人面对同一件发生的事情，所感受到的创伤程度大不相同。给某个人一生留下创伤的某件事情，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小事一桩，并且没过多久就完全忘记了。相反，有时候，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是为响应某些事件而做出的，比如轻微的汽车事故，以及在工作中无意中听到色情笑话等，许多的这些感觉会被判定为不愉快，但很难认定为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批评者抱怨说，它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人们发明的障碍，是在一种醉心于把创伤作为解锁人类身份的钥匙的文化中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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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397 不可否认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确实是记忆障碍的一个根源。当某个创伤事件如此频繁和持久地出现，并且使患者大为衰弱，以至于妨碍了患者的行为，使患者努力去避开勾起他们回忆的场合时，便可以确诊患者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们会突然想起往事、常常做噩梦，而且，由于最初发生的事件带来的情绪力量涉及生理上的关联等，他们会感受到回到过去的体验。那些生理上的关联包括出汗和心跳加速等。情绪上的反应，使得患者难以清楚地知道，创伤其实是过去的创伤，并不是还在发生。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专家蕾切尔·耶胡达（Rachel Yehuda）的话来说，这些症状的综合效应是使患者感到“被过往的经历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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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399 毫无疑问，记忆的不可控性是这种障碍的基础。侵扰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即使睡梦中亦不例外，因此，几乎不可能防御它们。但人们在尝试着防御。他们会远离那些可能让他们想起创伤的人群，或者以某种方式躲开那些欢天喜地庆祝的地方和活动。例如，彼得不坐飞机、不去参加篝火之夜的庆祝。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可能试图压制他们内心侵入的想法，但这种压制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科学界已经知道，人们越是压制某种想法，越是增大了不期望的想法出现的可能性。主动尝试着避开创伤，有时候也许会奏效，但每到晚上，当患者的认知防御已然下降，那么，侵入的想法通常会以噩梦的形式重新浮现。彼得从马尔维纳斯群岛回国后，经常在睡梦中惊醒，因为他常常梦到死去的战友从睡袋中露出的那张脸。他在梦中担心自己跟梦魇中想象的他的朋友一样被埋葬，于是，努力迫使自己不要再度失去知觉。在普通人中，梦魇大多数局限于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是当大脑切断与身体肌肉的关联、让我们有效地进入麻痹状态的一个睡眠[2]阶段。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中，梦魇还会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出现，导致剧烈的惊颤和（像科林的情况那样）对伴侣产生意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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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01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这些鲜明特点，使得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它是不是代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记忆的运行。研究的主要焦点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忆侵入，称为闪回（flashback），其中，患者会以鲜明的感官力量来重新体验记忆中的事件，并且伴随诸多的身体感觉，使他们觉得好像自己在重新体验一次。闪回通常包含强烈的视觉表象，在主题上与噩梦相一致，持续约1分钟。理查德·麦克纳利曾讲过一个越战老兵的故事。有一次，那位老兵听到孩子们在他的吉普车车轮下燃放爆竹，爆竹炸响的声音让他一下子回到了对战争的惊骇之中。麦克纳利评价说：“尽管他知道自己是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不是在越南，但爆竹的声音所激起的情绪和行为的反应，与他多年前在越南战场上参与伏击期间表现出来的反应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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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03 然而，科学研究的结果已经质疑，这些体验究竟是不是创伤记忆独有的。在一项研究中，丹麦心理学家多尔特·伯恩森（Dorthe Berntsen）请12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大学生记录下他们的非自主记忆。随后，她分析了每一位患者的前50次记忆，结果发现，只有5%多一点的记忆与创伤有关，不到2%的记忆可以归为真正的闪回。相反，过半的非自主记忆与正面的或者中性的事件有关。1/10的记忆归类为非创伤的闪回，而且通常有着强烈的正面感觉。即使是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之中，闪回也并非专门针对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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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05 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伯恩森和她的同事大卫·鲁宾（David Rubin）对许多年龄为18~96岁的丹麦人进行了电话调查。他们调查的重点是非自主记忆，即那些毫无预警地从意识中冒出的记忆。正面的非自主记忆的次数是负面的次数的两倍，与在普通自传体记忆中发现的比例相似。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出现反复记忆和做梦的频次反而降低，但那些记忆变得更加与正面感觉相关，而且越发强烈。这些研究成果与以前的一些成果相一致。以前的成果发现，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负面情绪的体验不但频次下降，强度也会降低。在被调查者中，40岁以上人们的正面反复记忆集中在儿童时代的后期和青少年时代，与普通的自传体记忆的情况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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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07 之后，研究人员从伯恩森此前研究中那些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中挑选了一个子样本，围绕某些特定的创伤记忆来提问。研究的自愿参与者坚持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他们的非自主记忆，而且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将每一段记下的记忆，根据与他们以前描述的创伤的相关性来进行编码。他们从遭受创伤到参与这项研究之间的间隔，平均时间为两年多一点。他们记下的记忆由独立的评委来评估，评估依据为是否准确复述了此前研究中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尽管参与者清晰地记得同一件事情，但他们只是记住了这件事情的不同方面，或者说，记住了不同的叙述的“时间段”。只有一位参与者在日记中写下的记忆，几乎完美地复述了她之前描述的记忆。不过，在她的案例中，当她回忆自己处在与创伤发生时完全相同的局面中时（沿着偏僻无人的观景小道孤单地慢跑），有三段记忆进入了她的意识，这意味着，涌上她心头的记忆受到可用的提示线索的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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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09 伯恩森和鲁宾描述的这种前后矛盾的“闪回”，也许不是侵入的创伤记忆像普通记忆那样受到同种类型失真的影响的唯一方式。研究人员在仔细权衡了他们明显较为极端的程序在伦理上的利弊之后，特别是权衡了更深入了解这些令人衰弱的体验的科学价值之后，有时候使用一些无害的药物（比如乳酸钠）来激起恐慌的发作。这种手段目的是激起人们的闪回。一项针对越战老兵的这类研究表明，勾起的侵入的回忆，似乎并没有与真正的创伤事件匹配起来。一位老兵因药物引起的闪回，涉及杀死一名越南妇女，但后来，这位女性又死而复生了。显然，尽管侵入的回忆与战争相关联，但它涉及的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彼得的侵入性记忆中，有时候，他觉得朋友依然活着，并哀求他说：“我没死，别埋我。”另一些研究表明，有的人可能产生了关于亲人被谋杀的闪回，即使那桩可怕的罪恶发生之时他们并不在场，因而实际上并未见证事件的发生，但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亲身经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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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11 因此，创伤的闪回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悖论。它们可能如此强烈，但太过离谱。记忆的重新构建的观点，其原理之一是我们通过后来的情绪状态的过滤而记得某些事情，如此一来，当我们开始对当时的局面产生不同感觉时，我们的记忆也随之改变。我们似乎还构建了关于我们害怕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闪回，而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的闪回，比如那位越战老兵回忆的死而复生的越南村民那样。所以，想象膨胀也发挥了它的作用。在一个摘自最近的临床精神分析文献的案例研究中，一位感到困惑的妇产科医生不得不坚持说，她的某位患者的阴蒂实际上没有被切除，尽管那位患者的创伤记忆是自己的阴蒂被人切除了。如果我们根据只是想象的场景来相信自己对一台百事可乐销售机器求了婚，那么，我们想象中的害怕，又有多大的可能性会作为“记忆”而深深地刻在脑海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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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13 迄今为止，关于记忆如何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头脑中运行的受欢迎的概念，似乎在科学上没有太多根据。理查德·麦克纳利指出，“闪回”这个术语实际上起源于电影界，用来描述一台清晰阐述某一复杂叙述的不同组成部分的设备。电影和小说中另一种标准的比喻是，某一罪行的受害者或者行凶者不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创伤可能导致事件的某些方面没有被正确地编码。例如，在“武器聚焦”（weapon focusing）的现象中，涉枪犯罪的受害者往往能够非常精确地描述枪支，但对案件背景的其他方面缺乏记忆，比如持枪歹徒眼睛的颜色等。但这种现象并不让人感到太过震惊。当有人拿枪指着你时，你会死死盯着那把枪，而不会去注意周边的环境。针对创伤事件的选择性记忆，只是极其异常的情形下情绪性的正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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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15 另一些人暗示，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了更加普通的记忆缺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可能容易忘事，这与“他们一般的心理痛楚妨碍了编码新的信息”的事实相符。当别人问他们对以前生活的记忆时，他们的描述可能极其笼统、缺乏具体性，这一规律在抑郁的人群中同样存在。此外，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可能难以丰富地想象他们未来的生活，这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记住过往所凭借的机制，与想象未来所凭借的机制相同”的观点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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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17 研究人员调查了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联的记忆困难的可能性，结果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记忆机制的运行，导致创伤的记忆压制了其他记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提出，潜意识中的力量可以“镇压”创伤的记忆，并且将它排斥在意识之外。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辨别这种动机性遗忘（motivated forgetting）可以怎样简化我们的思维，以实现更加高效的思考和记忆。在一项研究之中，研究人员要求一些本科生要么想着、要么试图抑制他们以前学过的用来和其他词语配对的词语，结果发现，这些大学生越是努力抑制相关的词，他们对那个词的记忆也就越差。对大脑成像的研究结果显示，记忆压制与前额皮质中的活动增强（这符合“压制是一个主动的、费力的抑制过程”的观点）以及海马体中的活动减弱相关联，而海马体中活动的减弱与对信息的记忆程度越差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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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19 虽然关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功地压制记忆的证据在不断积累，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困难只针对创伤，而不针对任何其他的情绪刺激。创伤的极端情绪可能使得记忆偏向于该事件的某些特定的特点，就像武器聚焦那样，但同时，积极的情绪刺激也可能使记忆产生偏差。例如，一项研究指出，在一群衣着得体的人们中展示一张裸照，会中断人们的记忆，使得随后发生的事情变得不太容易被记住。对许多人来讲，看一张裸照，尽管可能引起其他的感觉，但并不是一件令人惊恐的事情。在这个实验中，那些有着鲜明特征的情绪刺激，似乎妨碍了人们将构成裸照背景的其他信息编码到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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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21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灾难的幸存者与健康的人在记忆能力上并无差别。如果说某个人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存在着空白，那么，这些空白可以简单地用对某个极为恐怖的刺激的关注（并因此而编码）的效应来解释。创伤之后发生的任何一般性遗忘，都可以从障碍的痛苦的角度来解释。尽管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似乎的确显示了一些神经解剖学的差异，比如海马体更小等，但这些差异究竟是不是由创伤造成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在一项针对同卵双胞胎的实验中，双胞胎中只有一人曾遭受过战斗创伤，结果，研究人员发现，未曾受过战斗创伤的另一人的海马体大小，预示了他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海马体的体积也许是使某些人在恐怖经历之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暴露在创伤面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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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23 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对创伤的记忆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运行。这种观点的一个最具争议的版本是：人们能记住创伤，并且不留下可进入意识的明显痕迹。例如，有些人提出，人们可以在外显的层面上忘记创伤，却以内隐的方式记住创伤的后果。纽约大学的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撞车事故的幸存者记得他猛然按下汽车喇叭，没有松开，因此，喇叭一直在响。当他再次听到喇叭的声音时，在两个记忆系统中的表征被激活了。喇叭的声音被杏仁核记忆系统内隐地“记住”了，并且作为一个条件刺激，触发了身体的恐惧响应。这种噪声的神经表征也刺激了内侧颞叶的外显记忆系统，从而勾起了对该事件的情景记忆。由于这两个记忆系统同时在工作，因此，对撞车事故的记忆的体验，既具有外显的特征，也具有内隐的特征。你记住了撞车，同时清晰地记住了它给你带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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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25 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某个提示依然具备触发杏仁核系统的能力，却不再是外显记忆的有效提示。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上面讲到的车祸幸存者可能忘记了喇叭一直在响的外显记忆的细节。在这种情形中，后来他听到汽车喇叭声，会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神秘的恐惧响应。他感受到了恐惧，却不知道为什么恐惧。喇叭声被他的杏仁核系统“记住了”，却被他的外显记忆“忘记了”。创伤事实上不是被忘记了，只是它留下的一些提示线索失去了勾起外显记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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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27 这与“创伤事件能够借助潜意识的力量从意识中驱逐出去”的观点，有着至关重要的差别。在弗洛伊德的思维模型中，忘记创伤，包括在潜意识中“压制”记忆并将它排斥在意识之外的这种积极的努力，而在意识之中，创伤可能有损自我。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存在这些潜意识的力量。创伤被记住了，只是说，人们太痛苦地记住了它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再想起创伤，也许部分由于意识，由于他们成功压制了关于创伤事件的记忆，或者成功地避开了可能包含触发线索的局面，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创伤。那位车祸幸存者可能忘记了汽车喇叭一直在响，却没有忘记撞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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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29 纯粹的情绪提示能够勾起外显记忆的研究发现，与现代科学的记忆观根本不冲突。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之所以触发了闪回，一方面可能由于类似乳酸钠等药物作用而产生的身体变化，另一方面，可能是借助外部的感官提示，比如急救车辆的闪光灯等。但是，那些老兵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创伤；他们只是具有了以不同方式提示的记忆。一个相关的临床观察是，有某些情况下，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的可怕记忆，可能由某个使他们处在极度情绪化状态下的事件而被重新唤醒，那种极度情绪化的状态，他们在遭受性虐待的创伤时曾经历过。曾在药物影响下遭到约会强奸的女性，可能拥有一种被手术麻醉之后出现的麻木而提示的创伤记忆。我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如今40多岁的他，只要一感到沮丧，便会想起苦不堪言的童年。而这种痛苦，相对于遭到性虐待和约会强奸的痛苦，则轻微得多。他在思考时，并没有什么东西让他产生那样的联想；只是说，他思考时的情绪让他回忆起了童年时期的情绪。看到的物品和听到的声音可以作为记忆的提示，感受到的感觉同样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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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31 任何导致人们内隐记忆的经历，应当还会留下外显的痕迹。根据当前的科学证据，不需要假设任何一种特定的机制来解释为什么创伤的记忆有时候并不完整，或者解释为什么情绪提示可能令人格外印象深刻。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已经变成了围绕“唤醒的记忆”展开的一场有如风暴般激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接受了某种治疗的人们声称，他们突然重新体验了儿童时期遭受的可怕虐待的记忆。在杜勒的模型中，针对创伤事件的内隐记忆可能继续存在，但它们不可能转换成外显记忆，除非那些记忆已经在那里了。几乎没有哪些记忆科学家相信这样的观点：在外显记忆可以奇迹般地被挖掘出来之前，人们可能只在内隐的层面上记住某次遭受创伤的记忆。如果一定数量的提示也没能将记忆勾起，那么，人们的脑海中便没有记忆可检索。相反，对遭受虐待经历的唤醒的记忆（与那些通过常规的记忆过程而自发地返回到意识中的记忆相对），似乎是一些幻想中的构建，通常可以与过度热心的“唤醒记忆”治疗专家的建议联系起来，那些专家着重强调催眠的、反复的和想象的重新构建，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学术界已知的、导致出现想象膨胀和其他重构错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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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545433 毋庸置疑的是，创伤的记忆也和其他任何记忆一样，可能是有偏见的和不完整的。如我们在武器聚焦和记忆窄化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在创伤局面下的情绪强度，可能使人们着重关注该事件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另一些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集中营中，过多地关注身边发生的暴行，是一种死罪。用荷兰心理学家杜威·德拉埃斯马的话来说，“在任何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囚犯们注意的禁令，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条禁令：不可观看。某人如果看到了党卫军虐待囚犯同伴，无异于在挑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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