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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死亡集中营的一些幸存者哀叹,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这些细节失去了记忆,这种失忆,同时还是极度营养不良、暴力和绝望等的综合效应。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集中营幸存者布鲁诺·贝特汉(Bruno Bettelheim)的案例中,这包括了“经常产生的‘有什么用啊,你绝不可能活着离开集中营’的感觉……因此,必须把两种力量(即观察的力量和反应的力量)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自愿地排除出去。”这不是创伤性压抑的证据,它只是证实了这样一条真理:如果某些细节没有被注意到,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编码,那么,到了后来,它们不可能被记住。在其他方面,人们把集中营记得太牢固了。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往往和其他人一样,也容易犯重新构建的错误,但不能说那些人忘记了他们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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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压抑的概念最近几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持续攻击,也许部分是由于弗洛伊德并没有在自己的论著中清晰地阐明,压抑机制在多大的程度上实际上是潜意识的。像有些治疗师那样声称压抑只适合反复的创伤,与越来越多证据的涌现并不相符,那些证据证明,反复的创伤会增强而不是削弱人们的记忆。甚至还不如说,反复的创伤会导致人们对讨论的事件产生强烈的一般化记忆,不过这种记忆缺少具体的细节。丹尼尔·沙克特指出,他经常乘坐飞机旅行,而要记住许多次不同飞行的具体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但如果飞行途中发生了普通的事件,他对该事件有良好的记忆,就绝不会忘记自己那一次也在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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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创伤性压抑很大程度上不可信,许多临床医生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临床的分离(dissocation)概念,该概念得到了更多人强烈的支持。根据分离概念,创伤导致思维分裂成一些独立的区域,各区域有着自身独立的记忆系统。例如,强奸案幸存者常说,她们要迫使自己远离那些事件,可以想象,这将使记忆产生分级。分离在记忆故障中发挥的作用,通常在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过去一直称为多重人格障碍)的症状中带来了最大的争议,在这种障碍中,患者创造了多个“另一面身份”,各自拥有独立的记忆系统。真正的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病例很罕见,即使有的医生全面地记录了它们,也是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而记录,而且其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有证据表明,某些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病例至少应当归类为详细描述的幻觉。例如,有些研究表明,患者可以记住他们的“另一面身份”之间切换时的信息,这意味着,在某种层面上,他们的“失忆症”是假装的。不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真相如何,问题并不在于分离是否发生(它几乎一定会发生),而在于它是否构成了创伤记忆的一种特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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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清楚地搞懂遭受过创伤的人们的记忆如何运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某些心因性失忆症的罕见病例,比如创伤可能明显导致某人在短时间内呈现完全失去记忆(以及身份感)的“神游”状态,当前在科学上并没有解释。我们说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错误,与说创伤不能被忘记或者不是长时间的思考,并不是同一回事。而是说,问题在于,到底有没有一种充满活力的潜意识力量主动排斥着记忆。如果有的话,那种力量至少在两条基本的记忆法则上相互冲突:一种是认为反复强化记忆的法则,另一种是认为情绪事件记得更牢固的法则。似乎没有很好的证据来假定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即使这种机制真的存在,在此情形下,我们也应当受到科学家寻找可能的最简单解释的偏好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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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事情绝不可能完全清晰明确。学术界认定重新构建的记忆观的运动,很大程度上涉及拒绝这样一种观点:记忆是你要么拥有、要么不拥有的“财产”。如果记忆是构建起来的,那么,据推测,它们也可能崩溃,散落成它们原本的构成要素,然后在其他的场合中,以不同方式重新构建。在记忆没有经常浮现在脑海中的那段时期,我们不可能说已经忘记了它们。但是,正如我对自己钓到的第一条鱼的记忆那样,我也不可能准确地说我记得它。原来,在怀疑的唤醒记忆的情形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受害者是否记得他记忆中的内容。如果你说你是第一次体验对某件事情的记忆,那么,你便在坚定地声称,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直到你第一次体验的期间,你一直忘记了那件事情。我们很少如此准确地评估自己过去的记忆举动。我的体验是,第一次记住了某件事情的体验,但我怎么能确切知道那是第一次呢?我的判断,基于我能够记得自己在回忆时的其他一些场合。事实上,我以前可能回忆起了这件事,但忘记了我曾回忆起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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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乔纳森·史库勒(Jonathan Schooler)坚持认为,在怀疑的唤醒记忆案例中,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和他的同事对于什么记忆应当解释为唤醒的记忆,提出了一些十分严格的标准:创伤事件发生过的证据、它被忘记了的证据,以及它随后又被记起来的证据。在他研究的几个案例中,有人声称拥有一种被唤醒的创伤记忆,但他们记不起在此期间曾向别人提到过那一事件。一位40岁的女性说,她有一种唤醒的记忆,记得自己曾在一次搭便车的途中遭到强奸。她告诉治疗师,那一记忆仅仅是重新浮现了出来,但后来,治疗师经过调查后证实,事实上她曾几次把这一创伤告诉过她的前夫。毋庸置疑,她对自己遭到强奸的这一事件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但她似乎忘记了这个事实:自己曾经记起过这一事件。与此同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似乎也出现了改变:事实是,这种令人厌恶的性体验实际上是被强奸。当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感觉某件事情时,便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记住它。史库勒和他的同事称这种现象为“自始至终忘记它”效应。实践证明,我们在判断自己过去记住某些事情的能力时,一直表现很差。许多“被唤醒的记忆”实际上一直被我们记住了,不需要回想这些记忆的主题,我们也一直记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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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始至终忘记它”的期间,记忆发生了什么呢?理查德·麦克纳利和伊丽莎白·洛夫斯特等一些科学家认为,最简单的解释是,人们实际上并未忘记某一事件,只是长时间没有想起过它。如果某个事件被记住了,那么,它们可能会在内心留下印记,所以,确实不能说一直忘记它。这似乎过于坚持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把记忆比作“财产”的记忆观了;如果遵循重新构建观点的逻辑,那么,我们便不曾“拥有”记忆;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以不同种类的信息为基础来构建记忆。因此,尽管记忆的构建(也就是说,已经充分成熟的情景记忆)本身还距离意识很遥远,但据推测,记忆的要素可能依然保存在人们的记忆系统之中。在那种情况下,对记忆提示的处理,应当足以让我们回想起那一事件了。关于假定的压抑记忆的案例,特别的一点在于,那些记忆还没有到达意识之中,以至于无法使它们重现;至少要等到心理疗法中的一些特定条件已经具备了,才可能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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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创伤的记忆通常以这种碎片的形式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瑟·岛村(Arthur Shimamura)曾观察了创伤怎样留下“自由飘浮的”记忆碎片,这些碎片只与时间和地点等背景信息有着微弱的关联,但与情绪反应密切相关。临床心理学家凯文·米尔斯(Kevin Meares)告诉我:“有了创伤记忆,你得到的便是一些记忆碎片,它们缺乏连贯性,以至于各自包裹着自身、相互独立、没有关联、不相联系,好比凝固在时间之中。”理想的情况下,创伤的受害者要在没有偏见的临床医生或治疗师的帮助下去做所有记忆者通常情况下会做的事情,用丹尼尔·沙克特的话来说,“将相关的片段和感觉组合成一段前后一致的叙述,或者一个连贯的故事”。但是,那些故事不可能比普通的记忆更加准确,而且,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它们甚至还不如普通的记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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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中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也不可靠。那么,在我们的童年时期,自传体记忆的系统还格外脆弱之时出现的创伤记忆,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创伤事件不可能在没有激活内侧颞叶中的外显记忆系统的情况下,便激活杏仁核的情绪记忆系统。但当孩子的外显记忆系统尚未发育成型,依然受到童年期遗忘的制约时,情况又会怎样?有一种理论提出,在我们的童年时期,尽管由于海马体系统尚未成熟而没有外显记忆,但可能有了内隐的情绪记忆。例如,这可以解释,保存在海马体之外的神经系统中的童年时代的恐惧,在我们成年以后可能由于某些应激而突然被唤醒。不过,这种论据似乎与另一些研究成果相冲突,那些研究发现,孩子们能够比成年人更远地回忆起他们童年时期的经历。如果大脑的成熟度是我们成年以后外显记忆出现缺失的唯一因素,那么,在不同的年龄询问孩子应当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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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在情景记忆系统并没有完全运转的情况下,“再现”某种记忆的时机可能并不具备,因此,创伤记忆也许以其他方式来显示,比如,在玩耍中对创伤事件的重新演示等。治疗师丽诺尔·特尔(Lenore Terr)特别联想到了这样的观点:受过创伤的孩子会通过“行为记忆”来展示他们对创伤事件的记忆。例如,某个曾遭受性虐待的孩子可能对洋娃娃进行不适合的性行为,或者某个绑架案的受害者,可能把她对泰迪熊玩具产生的诱拐幻觉付诸行动。困难在于,在缺乏任何独立的确证的情况下,从他们的那些行为中推断他们过去曾有过那些痛苦经历。当前,几乎没有很好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孩子们在玩耍中“扮演”的记忆是他们不可能外显地回忆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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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儿童期的外显回忆,对创伤事件的记忆似乎已被忘却,而且会以与更令人愉快的记忆同样的方式被回想起来。有些孩子(例如小时候曾接受过脑外科手术的小迈克尔)似乎对创伤有着很好的外显记忆,而且,那些创伤事件发生时的压力重重的背景,看起来对孩子的记忆起到了强化作用,这和大人的情形一样。但是,这种记忆不会持续到孩子随后的生活之中。科学家对一些确实遭受过性虐待或绑架等创伤经历的孩子们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在3岁以前发生的创伤,孩子长大后只能粗略地回忆起来,有的甚至回忆不起来。和非创伤事件一样,过了足够长的时间,童年期遗忘便会给创伤事件罩上它的面纱。即使是年纪更大一些的孩子,几乎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在根本上与日常事件的记忆有什么不同。他们能够回忆起来的事件,通常可以在更长时间里回忆起来,但这可能仅仅由于创伤事件在情绪上有着显著的特征,而有着显著特征的事件,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深深烙在了人们的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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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这种观点,那么,孩子们对创伤的外显记忆似乎往往和大人们的这些记忆一样,也出现了失真。丽诺尔·特尔曾做过一次调查,请一起绑架案中的26名受害儿童在多年之后回忆该事件。其中的8名儿童能够准确回忆该事件,但在四五年之后再采访,除了1名孩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出现了记忆失真。例如,一位受害儿童记得,绑匪中有两名是女性,而事实上,他们全都是男性。儿童时期遭受的创伤根本不能算是不可磨灭地铭记到了记忆之中,而是像许多其他的记忆一样,往往在他们再次讲述的时候失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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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天空阴暗的日子,我来到科林家里和他见面。他的房子位于英格兰北部一个以前曾是矿区的村子里。他当时30岁出头,剪着短发、戴着眼镜,有着瘦高但经过很好锻炼的身材,皮肤稍微呈现令人不太习惯的最近晒黑的颜色。他告诉我,在治疗之前,他做梦都没想过到国外去度假。他经常待在屋里。他觉得,如果自己走出屋子,要么会伤害别人,要么会被别人伤害。他再也不能开车去购物了,哪怕坐车去也不行。他不停地仔细思考,如果当时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次惨痛的车祸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比如,如果他在A1高速公路停车休息,喝杯茶;如果他选择另一条不同的线路;或者,如果他那天因为其他事情而不去拖运泥浆,等等。家是他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即使无法阻止他想到那些不好的事情,至少可以让他确定,那些不好的事情不会在家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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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科林在他家客厅里坐下来喝茶,我把数字录音笔放在一旁,录着我们的对话。房间里散落着他那年幼儿子的玩具,他的儿子在车祸发生一个月后出生。他首先向我讲述了那次事故的故事:蓝色的米克拉汽车朝他冲过来、散热器中的液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死去的小车司机靠近汽车窗户的那张脸。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事件与他在事故发生之后几个月时间里的感觉(噩梦、闪回以及持续的焦虑)以及他经过治疗现在的感觉等区分开来。他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但还没有完全好。他的声音听上去疲惫不堪、异常紧张,明显仍深陷心理痛楚中。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他会以为我在以某种方式评估他,测试他是不是可以达到某种想象中的标准。但他一直想跟我说话,想向我讲述他的故事,他希望自己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伤记忆,能够帮助同样陷入恐怖场景中的其他人。他怪自己的那些事情,其实绝不应当归咎于他。后来,当他开始改变时,他试着做些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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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与许多治疗师和精神病医生交谈过,最终与一位名叫西塔的专攻道路交通事故心理创伤的精神病医生经常联系。西塔为他更换了抗抑郁的温和镇静剂,并解释说,打算对他采用一种称为EMDR的相对较新但看似有效的方法,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这个令人生畏的首字母缩写词[3]是指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eye movement desensitisation and reprocessing)。病人在治疗期间眼睛跟着一个移动的LED显示屏转动,追踪屏幕发出的光,使眼球在左右两侧来回移动。有时治疗师不用这种看似奇怪的技术装备,只是伸出两根手指在患者眼前来回移动,让患者的眼球跟着其运动。这类似于古老的催眠师手拿金表在人们眼前移动,它似乎具有同样的心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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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普通的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持续约半个小时。在西塔和科林的第一次治疗期间,西塔让科林看着LED显示屏发出的光,心里想着天蓝色的米克拉汽车,那正是在他可怕的焦虑中反复出现的东西。她安慰他说:“并不是每一辆蓝色日产车都会出事故。”过了一会儿,她再问他,对这些汽车产生了怎样的感觉。科林和我交谈时说:“西塔医生在做的事情,好比试图一步步把我脑海中的信息梳理一遍,我早已把那些信息深锁在脑海深处。她只是帮助我把那些遥远的记忆从脑海深处再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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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西塔,和她聊了聊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让患者的眼球跟着显示屏的光移动的这个过程,跨越了左右两个视野,使得记忆能够释放出来,而且可以让患者记住过去不可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变得更具流动性和可塑性,因而能够更加全面地整合。如果说记忆是重新构建的,那么,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将使记忆者能够随着更加全面的表征来重新构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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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科林对这种治疗的效果感到怀疑。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那台机器时的情景,他对我说,“那就是一个小小的盒子,有几根灯管在里面发光。我想,那对我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同意继续治疗下去。他知道,自己难以把那次事故的记忆片段整合到一起。当时,他能记住的是这些片段:那个老人恳求他救他出来,救护车、警察和救护飞机的一些粗略的情景,以及后来到了警察局之后,听到警察的对讲机中传来的声音,得知那位老人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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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那些闪闪发光的小二极管让科林感到头部剧烈疼痛。但很快,一些事情开始发生。当西塔要科林把注意力集中到他清楚地记得的最后一幅画面时,那位老人靠在车窗上的脸的画面,开始在他的意识中来回飘忽,他评价说:“那张脸有点儿泛红。”西塔让他再说得仔细一些。他说:“他的鼻子上的红色,是人们喝过威士忌之后的那种红色。”他以前一直以为那种红色是气囊弹开所致,但不是那样。在警察询问他的时候,他知道那位老人体内的酒精含量超出了法定标准,但那些信息与他当时对撞车事故的解释并不相符,因此,他并没有处理。科林知道,老人驾驶的汽车已经占据了他这一侧的路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他在尽自己的可能避让老人。“老人对我的喇叭声充耳不闻。我听到了喇叭声,但那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如今,他可以将那些对他的侵入性记忆十分重要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对事故的解释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只要能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场事故,他便能够不再责怪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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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期间,那些回忆得到了确认。科林记得,紧跟着米克拉汽车后面的那辆车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后曾停车帮助处理,他告诉科林,大概在事故发生之前1.6千米左右的路上,他就发现那辆米克拉汽车时不时挤占他的车道,使得他一直跟在米克拉汽车的后面犹豫不决,不知道能不能超车。科林没有责任;这是另一位司机说出来的。这个细节与一种正在浮现的新的解释相一致,而且使得这种解释更具说服力。同时,科林还记得,在撞车之前,老人的脑袋歪向一边,好像在副驾驶座位上搁脚的地方找着什么东西,而且,汽车在歪歪扭扭地朝着科林开过来。经历了这两次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后,科林不再将那次事故的责任归咎为自己。他过去的解释是零散的。“我把记忆中的碎片串到一起来了。”他告诉我,老人的家人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老人头天晚上喝了半瓶威士忌,而警察也说,老人的血液中有酒精成分。“那些想法自动在我的脑海中冒了出来,我在想,为什么我当时看到老人鼻子的颜色时,似乎觉得以前在哪里见过这种红色,现在我意识到了,我认识的几个喜欢喝酒的朋友,在喝过酒以后,鼻子也是那种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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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道:“究竟是在治疗之前,你记得老人的鼻子不是红色,还是它原本是红色,只是你没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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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它是红色的,但我没有注意。我觉得像是气囊弹开时造成的擦伤。怎么说呢?那种擦伤,基本上是气囊弹开时造成的擦伤……显然,如果你猛打一下自己的胳膊,胳膊就会变红,因此,我以为是气囊弹开造成。当我静静地坐下来,使用那台机器,看着光线从左至右,再从右至左地移动时,一些我知道的、但被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同信息渐渐浮现出来,而且,它们全都展示出来了,我在想为什么。那就是一个喝过威士忌的人的鼻子!鲜红鲜红的鼻子、鲜红鲜红的脸颊。类似那样的一些小事情冒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它们就是冒出来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知道那台机器是怎么工作的,我会自己去试一试,你懂我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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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不再怀疑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了。在他的判断中,这次治疗改变了他的人生。我们在交谈时,他好几次都把那台机器描述为“神奇的盒子”。他说:“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它就是把一些不同的事情从我的记忆深处拔了出来。它给那些事情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使我现在完全采用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西塔认为,那位老人恳求科林救他出来的那个侵入的画面,使得科林把撞车事故解释成了自己的过错。那个画面制造了一个愧疚的过滤镜,影响了科林怎样来处理关于那次事故的其他所有信息。那个画面的记忆并没有被科林遗忘,但已经不再占据他意识中的前景,而是被放入到其他记忆中的背景之中。临床心理学家凯文·米尔斯告诉我,通过访问放置在同一地址中的记忆,侵入的记忆被拉回到它本该占据的地方。他说道:“这就好比你需要在记忆中注入生命,以便它们能够成为过去的过去。”科林的那次治疗涉及填补记忆、将细节从中提取出来,使之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解释,而不只是一个令人极度痛苦的片段。这依然是一种构建,但它远比之前的构建平衡得多,也不容易使人被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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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科林的案例中,主要问题并不是记忆的失真,而是记忆片段整合成一个连贯整体的过程与他现在的解释取得了一致。他把事故的责任归咎为自己,因此,他的记忆也反映了那种解释。当他根据新的解释,不再责怪自己时,记忆也改变了。在其他的案例中,创伤可能导致严重的记忆失真,而那些失真的记忆依然十分生动、让人难以抗拒,以至于遭受创伤者都无法相信它们是真的。从撞车事故中幸存的、有着深深负罪感的人,可能感到事故现场的侵入影像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似乎在那个现场,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出反应并避免事故。当这个现场通过一个治疗过程得到极有说服力的重新构建时,他可能就能明白,事故发生时,实际上就在一瞬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来反应,而且在那种局面下,他什么也做不了。彼得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留下心理创伤时,心理学界和医学界刚刚开始提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概念,使得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原本可能解决他的记忆中不一致问题的治疗(比如,有时候他觉得在埋葬战友的时候,战友依然活着)。如今,治疗师可以致力于解决这些不一致,并且使客户更加科学地观察他们的记忆。当治疗师把这些不一致和失真现象摆在记忆者的眼前时,记忆者对记忆中事件的解释可能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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